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浪费时间虽然是让人憎恶的，但他们毕竟还有一个选择余地；但对于劳工阶层来说，委身于机器的时间秩序之下则是难以想象的苦难。

到那时为止，机器开始为工业生产和赢利积累提供一种前所未知的可用性，但也开始要求工人前所未有地适应机械，而工人毫无选择余地。他们作为机器活的附件与机器绑在一起，且在早期根本没有社会政策保障措施；甚至是原定的休息时间也被无情的剥夺。19世纪末期，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改良和整个生产过程组织形式的改善，但也与工人行为更加适应机器的运转节奏有关。在渐进和充满冲突的过程中，工业社会才在劳动习惯的内在化和社会生存的外在必要性之间危险的平衡中确立了调节劳动时间的时间规范。

今天，与人类时间秩序相关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内在化了，并在与内置于技术制成品中的时间秩序形成的动态依存关系中继续发展。随着加速在社会中的进一步转化，加速不再仅仅意味着所有社会进程的提速。加速还促进了普遍提高的流动性的时间规范的形成，这种流动性同时也是物资、人力、能源、信息传送过程中要克服时空距离隔阂而产生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结果。因此，流动性并不局限于可优化的（即技术一经济上可实现的）具体技术特征。更确切地说，流动性已经被提升为一种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时间规范，一种人类宣称并追求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既是人们所期望的，也可以视为提速的结果。商品、人力、能源、资金和信息的所在地被更加频繁地交换，目的是在广泛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上实现循环（to circulate）。职业上流动的可能性被视为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前提条件，是人们一致费尽心机争取的，被认为是在成功的职业生涯中得到提升的前提。

虽然严格地说，社会地位上升只是社会流动的一种可能的形式，但人们普遍将社会流动性视同于社会地位上升。流动，即将一切移动的或可使其移动的都推入巨大的加速的循环圈，是国际竞争繁荣的来源。创新及其传播促进了文化生产领域的流动；但仅仅创新是不够的，因为创新需要传播，而流动是传播的前提。只要规范和社会价值发挥作用人类史上一直如此，那么，离为维护或掩盖现有的权力失衡而引发的意识形态形变（distortion）就不远了。与普通工人对流动性的渴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核心领域却表现出很少的流动性。如在银行业，因为对惯例和自由裁量权的信任和熟悉是机构运行的前提条件，所以只希望在自己封闭的领域内流动。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Lewis Mumford, Technic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1934,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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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标准是时间的稀缺性，虽然它是在与经济的联系中被内置于生产技术中的，但还是成了一个普遍化的规范，成了社会的地位象征。时间稀缺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工业化所形成的经济价值。资本家发现时间是生产力要素，时间的经济问题至今都在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学。时间的稀缺性成了工业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影响已超出生产领域而进入了所有生活领域。在可用的、有限的时间中有更多的作为，对于技术制成品和人类活动来说都是最高原则。这里仅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合理化措施、流水线的发明、臭名昭著的时间和运动研究以及其他泰勒式的（Taylorist）管理方式—目的是发现时间空隙并剔除之。所有人和机器都必须受时间稀缺性的影响，并将其内在化—人类是通过大家公认为理所当然的、在“时间压力”中表达出来的规则，而机器则是通过经济上的“适者生存”。

如果现在机器时代即将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机器和技术制成品本身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经致使曾经赋予旧的生产技术的时间秩序遭到扬弃，也就是说，另一种时间秩序已经孕育而生，那么，新的时间规范就是具有灵活性的时间规范。新的时间规范发现了在时间可用性方面的技术当量（technological equivalent)，而这种时间上的可用性以信息密集型技术为前提，但也使后者成为可能。信息精密型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速度水平，它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知觉能力。在技术能力许可的瞬间，在“近乎没有时间”的情况下，通过完成操作和程序而产生的额外赢余时间是具有边际使用价值的。工人和机器、生产者和消费者、反射器和接收器必须同时在场才能沟通，这是机器时代的另一条规律，但现在因信息精密型技术而已失效。借助于新的维护技术、传输技术和存储技术，生产和消费行动已经可以脱离地理和时间的羁绊。录像机和音响使人们不依赖生产日期而消费文化产品，就像食品的保鲜技术早已做到的那样，使人们能在生长季节之外吃到水果。近年来，生物技术提供了最新的保鲜技术，生产和使用活细胞不再受时间的局限。

佩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諾斯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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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较早的食物保鲜技术，到服务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领域的信息储存和信息传输技术，再到活生物体的生物技术分离程序，时间上的解耦帮助弹性的时间规范适用到一个新的、强劲扩张了的有效范围。就像其他时间规范一样，可以预期的是，弹性也会超越最初的生产领域而向文化和社会领域扩散。但是，时间弹性和经常与其相伴随的生产领域的去中心化，既不会兑现乌托邦式的希望，也不会引起与引进新技术和改变劳动组织相关的忧虑。

每次局部的去中心化都以一个更高层面的新式中心化为先决条件。每一次时间上的弹性化都需要更为复杂的新机制，以便能维系变得更为松散的时间上的联系。作为时间可用性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和结果，弹性来源于稳定的时间上的可用性所达到的新高度。唯有人类和其替代品即技术制成品的可用性，才能启动新时间模式的解耦和优化耦合测试，而这也是弹性这个时间规范获得合法性所必需的。

技术和人类的时间可用性的扩大已到了可观察和可测量的程度。默里·梅尔宾（MurrayMelbin）提到了“对黑夜的殖民化”，他所指的是美国大城市里夜间活动的增加—从犯罪频率、医院夜间接诊数、24小时营业的超市、保龄球馆和各种维修厂的客流量来看，纽约是不会夜眠的，波士顿也不会。许多工厂、邮局、报社、酒店和医院都是三班倒；服务行业中，例如，消防队、锁匠、提供婴儿尿不湿和杀虫剂的地方、电视修理服务和殡葬服务都是24小时营业。①当然，追求可用性的经济压力也会施加到厂房里的机器身上。仅仅是因为在这些机器上投入了资金，它们就应该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增加轮班工作的效率。在自动化的生产装置中就不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其运行过程中几乎不再需要人力。这样一来，机器的可用性也就自动得到了保障。

时姆：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M. Melbin, Nights as Fronti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J. E. McGrath & J.R. Kelly, Time and human interaction: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time.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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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听候召唤”和持续不离左右的，首先是那些进入办公室和家庭的电子通信技术。随着“实验室时间”离开实验室而化身在这些技术制成品之中，时间的知觉模式也会重新变化。为了适应持续可及性的要求，为了能够管理这种可及性，另类的社会时间结构化是必要的。

时间上的保护带（protective zones）是慢慢形成的，在所谓的“核心时间”（coretimes）里，人们可以要求“在场”或“缺席”。另外，有些技术不断替代人的“应答”工作，并让机器与机器对话。但事情可能并不像信息技术的狂热支持者设想的那样，人类要离开机器并不是非常容易的。其他的要求是针对人类的时间可用性提出的：他们必须对新技术中的时间结构作出反应，并对它进行结构化。人们必须在与新的机器时间和实验室时间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集体和个体时间策略。不只在工作场所、运输和能源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才能发现技术，而且也能在自己家里、在自己身上发现（如个人手机）事实上，到处都能发现技术。比起以前，个人的时间偏好在集体应对策略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然而，不管是多么个性化的时间策略，其中都要承载社会时间的烙印，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时间模式。弹性化是相对的。在这里，时间也证明自己既是结构，也在建构，社会时间不会停止穿越个体存在而流动。以下两章将集中讨论这些议题。

时间的死亡，是一个以诗歌思维的方式对时代交替的表述，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历史学家给予它的名字是时代意识。①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要通过这个概念来把握时间的特点：“这个概念从时间中汲取营养。它的工作在于，把握、固定和型构即将展开的问题。”②但是，无论是对变化的意识，还是通过这个概念来把握变化，都离不开有关时间重复和时间不可逆转变化的基本经验一—所有关于时间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基本经验。这个时代所自设的重复，起源于不断发生的新产品的生产，这是借助于科学和技术不断提速的创新过程。但通过重复创造新事物，重复本身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在实验条件下维持自然在时间上的在场，由此创造了实验室时间；当实验室的发明离开实验室，实验室时间就会化身在信息技术之中。这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给不同的选择留有余地，这也是社会在建构时间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克洛诺斯的原始神话的解释是，它事实上是一个创世神话。所被创造的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概念反过来又承载着历史性的社会进程。①在另一个时代里，以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描绘的同一个神话，至少同样反映了他们的恐惧以及对如何克服这种恐惧的设想。考虑到当时加速及其制度化的准备确已引起了长期的破坏趋势—即使是“创造性的”破坏，新时代的克洛诺斯之忧是可以理解的。从那时起，新时代就没有停止吐出他的孩子们：实验室时间胜利地进入社会是迄今为止被最后吐出的孩子中的一个。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能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事先发现其他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同时，它也能回顾以前所得的所有经验。克洛诺斯不必第二次吞下他自己的孩子们，但是，创造性破坏的神话能通过创新防止其发生吗？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諾斯之說

① R. Herzog und R. Konselleck (eds), Epochenschwelle und Epochenbewuβ tsein.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88.

② Massimo Cacciari, Zeit ohne Kronos,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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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样：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Edmund Leach, “Two Essays concerning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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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为了孩子们能快乐，成年人必须得快乐。为此，我们需要时间。为了过上无须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时间；为了过上文明体面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时间；为了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我们需要时间。此外，我们还需要闲暇时间。我们需要的闲暇不是以牺牲劳动时间、家庭时间、政治时间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作为剩余时间的闲暇时间。

——克里斯蒂安·米勒—威茨曼(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时间问题》

在以自身为时间参照点的那个时间单位中，人们想要拥有更多个人时间的渴望，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不可抗拒。这个时间单元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时间感在扩展了的现在所发生的质变。日常生活曾经只有通过时间对比，即以节假日和礼拜日为标志的临时解放，才能得到调剂。①而今，它再也不是无情的例行公事、再也没有无尽的苦役枷锁。通过一系列划时代的动荡，它已经摆脱了非历史的、持久的静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把关注点集中在其他（礼拜日）事项，或者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过分草率地把自己的特征完全加诸非欧社会的做法上。至少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凡人”早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代名词，日常生活就是对凡人时间的充分复原。日常生活是福利国家的时间维度，在福利国家，几乎可以说就是社会保障这类机构有效地在时间上掌握着个人的生活史（包括教育、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国民保险还有养老保险)，但在这个时间维度中，人们要处理的时间单位更小了，他们要自行处理从昨天到明天的过渡，包括其中的快乐与忧伤、正式与非正式的交往关系。这种日常生活早已吞噬了礼拜日，礼拜日变成了周末，而人们可能会各自把周末推迟并安排在另一天。

① Eviatar Zerubavel, The Seven Day Circl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Week,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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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展了的现在，就算非比寻常的节日时间也已经缩水了，它们完全被认为是古老的残渣。甚至是狂欢节的那种对旧的确定性的颠覆与解放的娱乐，那种逃离现实纵情于宇宙的娱乐，现在也不得不在扩展了的现在中寻觅那些属于它们的瞬间，由于价值观念的变更和各种各样的借口，扩展了的现在再也无法拿出较长的时期供各种娱乐和无聊之举尽情挥洒了①。日常生活仍然为所谓生活的无常（vicissitudes）提供时间，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规定了这些事情所要花费的时间：丧假多少天，婚假多少天，凡此等等。②

日常生活已经把工作和所谓的自由时间归并到了一起，个人的时间“消费”和公共的时间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新的组合。国家及其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主要公共机制，包括它们的时间视角，所面对的是普通民众和雇员以及各经济主体的时间视角。在日常生活中，在所有那些能被人们经验到的私人事务中（这些事务唯有通过其所处理的时间冲突才成为政治问题)，有关时间本身的性质、它所具有的价态特征，以及它的量与质之间的交换关系等方面都显露出巨大的变化。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不断增长的对日常生活的质量要求，在于妇女大量进入工作生活，并带来不同的时间文化。不过，问题也在于，服务领域不能像生产商品那样应用自动化技术，也不能以商品生产的方式来实现；③服务领域需要不同的时间模式，这些模式涉及变通的行动、人们关系的性质以及相互间的关照，它们的基础不是时间与金钱的交换关系。围绕缩短工时所产生的冲突——奥斯卡·奈特（OskarNegt）认为这种冲突是“政治性的”斗争，而不仅仅是老一套的工资矛盾，①依然主要来自于传统上一以贯之的男性主导的工作生活，而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现实却早以“摇摆不定”，即处于许多作者所认为的那种“女性化”状态。②理应从总体上得到分配的（要求新的分配政治学所揭示的），是工作与时间：要从总体上分配工作的原因是，由于参与工作的人数不断增长的趋势和不景气的社会就业吸纳力，在未来，仅有一小部分带薪就业的人能有机会获得从前那种“标准的个人履历”；而要从总体上分配时间的原因是，它是关于男女之间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重新分配的不可不提的问题。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Massimo Cacciari, “Erinnerung an Karneval", in: Zeit ohne Kronos, Klagenfurt: Ritter Verlag, 1986, pp. 41-62.

② Barbara Sichtermann, “Wechselfălle", in: Rainer Zoll (ed. ), Zerstǒ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p. 641-655.

③ Fritz Scharpf, “Strukturen der post-di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Arbeit und wirtscha ft, vol. 11, no. 1 (1985), pp.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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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公共用途（以有偿劳动的方式消费掉）和私人用途（主要指无偿使用）之间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中的分配极端失衡。为有偿劳动的目的而以公共的方式消费时间，是时间也能以私人方式来消费这一事实的重要前提。但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相当一部分以私人方式对时间的利用也是它的公共利用的必要条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交换关系。日常生活要从政治角度加以重估，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对属于民众的时间的要求，以及进一步在政治上明确表明他们对于普遍福利的贡献的要求。新的权利日常生活的权利，获得了话语能力。③时间成了时间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潜在的一般等价物，因为，在扩展了的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衡量它们。

林德斯佩策尔（Rinderspacher）说过，时间控制财富，然其只能被我们经验为冲突，这类似于健康或者正义。④不与个人愿望冲突的时间就是与时间的标准化相悖的时间，即不服从社会的、经济的或者是精神制约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是我们无法经验到的。然而，使时间能被我们以冲突的方式经验到的各种冲突，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权力起源（这些权力擦亮了冲突的火花)，它们所产生的体现为不同情况下的理想典范的社会纲领也大相径庭。在对各种时间冲突的研究中，时间代表着权力的核心维度这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晰，在决定活动的按时执行—执行的顺序和速度、起始和结束以及内容和形式的时间体系中，权力得到了自我确证。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是牧师们首先按照那些超自然的秩序和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的区分而确立了占统治地位的时间体系。当前，时间体系主要是由市场和国家来确定的。市场通过所要做的工作以及时间与金钱的交换关系来安排时间。国家则通过立法体制来发挥它对时间体制的影响，并以此建构民众的生活。标准化的个人履历产生了，它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例外情况的条款也确立起来。法律决定了个人履历的状态—某人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儿童，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青年，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成年；哪些时间要准备服役或者哪些时间要用于孩子的生育和教育；什么时候离休或退休，这些都是强制性的。在市场上，由于金钱的影响力更实在，覆盖的社会范围也更广，时间要服从金钱这一更为普遍的媒介。我们可以积累金钱，也可以为盈利而对其融资、储蓄和“经营”，以备日后不时之需。一方面，时间即便不涉及为退休金而投入的工作时间，只要它在当下无所用处，就处于“浪费”状态。从这个方面来说，老年的“退休期”是经过了预先筹资的时间。因此，金钱偏好也主导着市场。金钱可以不考虑个人、脱离各种利益与动机的要求、无视给予者与接受者的时空存在而直接被传递。另一方面，时间仍然与个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情境密不可分，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能力紧紧联系在一起。普通工人或者文秘人员的时间不如老板的时间“有价值”，并且他们的时间是不可随意互换的。正是市场通过金钱这一普遍盛行的稀缺媒介创造了时间的短缺。无论如何，是国家管理着时间这一稀缺资源。金钱不服从媒介物所固有的那些限制。不过，在使用金钱上的普遍限制却存在于各种社会标准之中，这些标准不允许因金钱万能而任其为所欲为。①无论如何，超越生活之上来分配生活中的时间稀缺是国家的职责，这不依赖于任何个体。国家是维护民族团结的世俗化领域中的教会，它要安排各种节日的时间，并决定什么时候必须得休息。国家不仅划定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而且也为它的国民设立了种种时间上的限制：各种工作时间条例和营业时间，允许谁在夜间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为谁工作以及为了哪些原因才可以让时钟停止或者把时钟“往回拨”。与金钱偏好在市场上的大行其道相比，国家只能以调节和补偿的方式插手某些问题，例如“放贷”周期的问题，这种周期不止包括花费在工作任务本身的时间。在市场上，任何时间的缺乏都能成为一种激励——通过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来提高个人生活方式的效率。一般来说，甚至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状况恶化的阶段，或者说恰恰在这个阶段，金钱偏好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因为，此时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既要维护其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又要维护其绝对地位。地位取决于收人而不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这在失业的例子中清晰可见。失业时光仅有短期的报偿—对大多数人来说，有闲而没钱在经济上是不值得的。①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紀

① Oskar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Dimensionen des Kampfes um die Arbeitszeit, Frankfurt: Campus, 1984.

② Tom Schuller, “Workending and Institutional Time: Employment, Impermane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Life Cycle", Work and Socielty, vol. 10 (1985) .

③ Helga Nowotn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Uses of Time", in: Laura Balbo and Helge Nowotny (eds), Time to Care in Tomorrow's Wel fare Systems, Vienna: Eurosocial, 1986.

④ Jurgen P. Rinderspacher, Gesellschaft ohne Zeit: Individuelle Zeitverwendung und soziale Prganisation der Arbeit, Frankfurt: Campus, 1985; Giovanni Gasparini, Tempo e il Lavoro, Milan: Franco Angeli,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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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ă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 Frankfurt: Campu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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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那些以不同方式建构起来的政治学领域而言，时间政治学本身已经成为关键的战略性问题。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日常生活的强有力的时间结构，是由市场和国家确定并支配的时间体系所构建的；而且，各种结构上的变化正把工业化国家带出机器时代，同时，又把它们带入新技术的时间政权之下。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竞争都要求尽可能灵活的时间规则。但是，有关时间分配的新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只要是在女人和男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包含日常的工作生活和所谓的私人领域的地方，就会面临这些问题，在这些地方，对家庭生活的私人要求绝不肯与有报酬的从业的时间规则达成妥协。

男人和女人处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并且，他们也在这些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得到了社会化，此间冲突日甚。当前，日常生活中扩展了的现在既涉及男性也涉及女性，但这两者的时间文化却仍在沿着各自性别规定的界限不断分化。只要还存在地方性的失业威胁，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不是或不再固定于劳动力市场，或者仅仅临时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各种社会权利的平衡和实现的问题就会再度出现。一种新的所有权名目出现了——对工作的所有权；而在此名目之下，没有工作所有权的人数正在上升。缩减工时的讨论在公众形式的外表下高度隐匿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因不易归类到传统的政治学领域而仍然难以命名的各种冲突，要求的是新的社会整合，尤其是同步性的举措，这里没有传统的模式可循。这种状况类似机器时代所具有的“弹性摇摆”（用于新的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技术术语）。它也类似“职业的巨擘”，尽管弹性摇摆的职业自身还没有充分地得到确立，但它已然使工人们身心俱疲，只能依赖夜晚和假期得到休整，并且，在工业生产的型塑下，它对于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显露出如此强烈地持续的倾向，它最终会为人们从僵硬的常规中解放出来做好准备。在过渡时期，各种社会的理想规划和乌托邦蓝图仍一如既往地生机勃勃，其“重新拨配时间”，并要使个体确信时间的自决。显然，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旧的交换关系（这些关系的架构衍生自男性雇员的线性的、“连续的”工作履历）已不再适用。自由时间的数量不能被一致地转化成高度分化而又排列巧妙的、可由主观情境衍生出来的质的要求。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含义都被纳入了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概念中。各类实证调查表明，有两种愿望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种是使个人的工作时间“标准化”的愿望，当假定的“标准的工作时间”不再成为现实的必要模式时，这种愿望就随之产生了；另一种是“时间自主”（tempo-ral sovereignty)的愿望，在与其他生活需要协调同步的情况下，分配并调整工作时间，找到时间自决的途径。①如果妇女们在这种联系中更确切地感知到时间冲突，那是因为，她们正带着各式各样的时间需要，大规模进入工作生活，她们已经更有力地反驳了静态的传统时间体制。经验数据进一步表明了实际的工时在多大程度上比理想中变化得更快，但同时，“糟糕的官方工作时间统计”也可能隐匿了一些东西：一方面是面对持续的结构化的大规模失业过程，仍有相当一部分雇员可能属于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另一方面，根据所有可用数据，失业的过程具有再就业的机会和风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的动态累积的特征。①

果四廳 时御政治学：工作与时腰的分配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ă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 Frankfurt: Campu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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