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Zeitnot, Weinheim: Beltz Verlag,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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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适用于新生产技术的技术框架的时间可用性相应，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时间不确定性。通过在不同条件下生产出来也同样要求在不同条件下被消费掉的商品和服务，普遍的时间可用性的压力取缔了机器时代。因为，时间有效性也有待于在新产品的使用中来发掘。这样一来，新的时期实实在在地打开了一—更密集、更集中的时期，追求连续呈现的时期—这些时期潜在地含有更庞大的张力，也包括强化现在的复杂时间的可能。②

在生产过程中，机器已经接近于取代人类。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任何人类机体性能的增长，无论这些人的工作如何娴熟。因此，组织机构的其他一些原则（在可用电子操控速度的条件下，以达到最佳效能和效率为目的的那些原则）冲到了前排。例如，在现代制造技术的使用中，各大系列标准化产品的现货制造被专门订购的短期制造所取代。现货储备减少了，因而，新的组织机构原则规定了生产过程。生产的节奏“弹性摇摆”。工厂的时间与工作的时间脱钩了。高度的资本集中使得管理部门尽可能要“24小时”使用工厂。服务以及一部分辅助制造被转移了出去，它们转变成“第三位的辅助产业”。例如，由于主要使用大集装箱进行自动化装载，运输的组织机构很可能变成依赖进行各项金融交易的国家来指定销售地，并在最后一刻在那里指挥发货。所谓的联机系统为生产的实际行为提供了巧妙地计划好的最优机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这一条件不占空间，也不属于制造业。这样一来，生产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而所有其他的条件，从财务核算和仓储开支到各种辅助作业，都设在外围，但都随时待命。灵活的自动化只是技术的各种灵活的生产模式的化身，而这些灵活的生产模式由一个稠密的组织机构网络组成，这一网络又是由各种通信技术手段或者小型的辅助产业单元和亚单元相互连接而成的。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时间再也不会因为工人在机器上怠工而丢失，但在这种情况下，在组织机构中会存在为尽可能同步地优化时间而需要付出的奢侈的等待期。拉里·希尔斯肖恩（LarryHir-schhorn）建议说，处于待命状态的高度专业化的就业大军应该加以整顿了。除了高度专业性和辅助性之外，他们必须要献出的就是他们的时间可用性。①

樂四童 时闯政治学：工作与时劇成分配

① Eberhard K. Seifert, Arbeitszeit in Deutschland: Herausbildung und Entwicklung industrieller Arbeitszeiten von der frühen Industrialisierung bis zum Kampf um die 35-Stunden-Woche, dissertation, Fachbereich Wirtschaftswissenschaft,Wuppertal:Universităt-GesamthochschuleWuppertal, 1985; “Zur Misere der amtlichen Arbeitszeitstatistik in Deutschland", Au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XXVI (1987).

②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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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里所描述的组织机构的形式更接近于一种高绩效的弹性化，而不能被看做是整个生产领域的特征，但它至少是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机构的时间原则。由此，资本、原材料或者被部分加工过的产品以及作业，都要根据财务状况、市场和订购情况，遵循短期的、最经济的、时间可用性的原则来组织。时间就是金钱，但金钱与时间不再单单存在于机器之中，而是存在于一个广泛分支的、多层交叉的、错综复杂的组织机器中。只有这样，才随时可能进行“弹性的”配置和重新配置。时间上的可自由支配性从投资经市场开发到销售而扩展开来，时间网组建空间网。

单纯基于优化的弹性化原则进行生产还不够。因此，制成品，尤其是电力设备、计算机、传真和视听工艺，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份额都日益增长，这使得一部分科学实验的时间进入到工作时间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这种科学实验的时间带来产品与技术设备的开发，导致了工业制造的时间逻辑，产品与技术设备的生产都离不开这种逻辑。要使这部分时间得到运转、得到不断地利用和销售，需要给那些体现了这些时间的具体化过程以类似的时间可自由支配性。时间可用性的逻辑并不仅仅停留在工业制造领域，而是向外扩展到了其他各种职业中，并进入所谓的自由时间。一个生产流程的基础是必需投入的随时可用性，作为一种优化原则，它要求一种相互关联的（自由的）时间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消费所需要的时间也表现出和那些内置于技术产品中的时间类似的性质。假定一组高收入的用户，对他们而言，消费时间就必定如此，只有如此，事物的可用性才同其内设的意图相符。然而，不仅个别产品预留了一定的消费时间，自己动手做的所有产品和个别服务都预留有一定的消费时间（例如，有人认为自己动手做这些有助于身心的治疗、按摩和身体锻炼)，这种消费时间也啮合随时可用的性质。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导致一种切换开关（switch-on-and-off）的文化，在其中，各个时间序列的衔接变幻莫测，或者说，这样一来就可以人为地操纵各种时间上的巧合：在生产过程的时间序列和同时性中明确呈现出来的经济理性被扭曲了，但并未因而完全遭到废弃。

时样：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Larry Hirschhorn,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Boston: MIT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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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种冲突纷纷登场，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例如，在由市场和国家所确立的各种时间体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灰色区域，黑市经济的劳动时间在那里非正式地蓬勃发展，它们有意识地逃避保护工时的规章和税法；在雇主和工会之间，围绕缩短工时而发生的冲突（内情之关键远不仅于此)，还有待于国家的社会福利立法来进行调停。而面对普遍的金钱倾向和随生活境况而千差万别的两性雇员的各种时间倾向，要轻而易举地找到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此外，在一些人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冲突，这些人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多设计工作事务的可能性，以便达到那种旨在传达更多自主权（即紧张压力感的缩小）、更多把时间构建成有意义的、自身连贯单元的可能性的时间“质量”。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存在着源自机会成本，并在“买现成的与自己做”的两难之间表现出来的持久冲突。所占比例更大并充满个体悲剧的社会的一政治的冲突，根源于失业，根源于被迫产生的“自由时间”，根源于工作可能被分配得“更为公平”的程度。此外，大众福利领域也满是冲突，在那里，市场和国家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提供公益，并且这些公益通过社会服务的渠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没有自愿和无偿的劳动（而这意味着妇女的工作和时间），当前的标准就不可能维系，无论如何，仅从公共部门日益增长的花费来看，要承受当前的标准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有偿的公共时间同私人的无偿时间之间的关系。一个不受国家干涉的独立的私人领域再也不会存在。并且，这种假定的对于市场力量的诉求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它日复一日地被政治现实所驳斥。公共时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私人领域之中，而私人时间只能在行使政治的情况下得到保护。这发生在妇女依据时间政治学提出若干要求，要求一种新的日常文化和新的日常权利之时。①市场和国家之间、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被迫和自愿之间、有偿时间和无偿时间之间的冲突的所有其他的线索，都为妇女的各种时间冲突做出了示范。她们的冲突来自一种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和时间体制所具有的充满冲突的经验，在这种体制中，男人的时间永远不同于女人的时间。因此，不同的时间文化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根本不属于我们所预期的那种生产力。这里所爆发的冲突是一场争取新的时间文化的斗争。

第四章时间政治学：工作与財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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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处理时间课题的方式都永远不会单纯涉及时间自身。正如政治学家所说，即将爆发的时间冲突就是战略上的要地，就是政治上的竞技场。在这里，关键在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社会进程正追逐哪些方向，又有哪些选项是行得通的。时间分配模式方面的各种转变（我们可以在进行历史调查或国际比较过程中发现这些转变)，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社会计时图（chronograms of a society)。几多时间留给我们自己，几多时间留给别人；几多时间用于工作赚钱，几多时间用于义务奉献；几多时间用于购买，几多时间用于制造；几多时间用于基本需要，几多时间用于奢侈挥霍；几多时间用于等待；几多时间用于作为。我们可以对能实证地加以确定的分类表进行提炼，也可以差不多随心所欲地继续列下去。所有分类都同时对某种内容及其特性有所说明，该项说明来自这种分配模式与其余分配模式的关系。依据社会分层的特征来分类的各种愿望可能会与现实彼此交织地发生冲撞。我们可以回顾性地“估价”社会发展改变了什么，以及这种改变“带来了”什么。

在一度存在过的中世纪小镇中，我们能够获得这种研究在日历和时间计算方面的最初的经验数据，美中不足的是它们的支离破碎和所受到的各种地方模式的制约。那么，这里恰好有一个在时间的社会分配方面的历史性变化的例子，像所有其他的实证发现一样，对它的解释是开放性的。在欧洲，从机器时代开始，工时的延长和逐渐缩短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例如，德国在18世纪前后盛行的日工作制是10到12小时，1820年上升至11到14小时。1830年到1860年间，在英国，由于劳工运动，缩短日工时首次以10小时法案的形式写入成文法，而在同一时期，德国的日工时增长到了14到16小时。①礼拜天和假日在多数情况下被剥夺，而每周的工时也相应地暴涨。由于1870年左右的社会一政治立法，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折。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elga Maria Hernes, Wel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Essays in State Feminism,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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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先后经历了一系列连锁的发展过程。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全依赖传染病控制、排污系统、卫生条件、医疗进步和公共医疗体系等方面的进步。广泛存在于19世纪各个时间段的童工，在20世纪初彻底得到限制并最终取缔，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在各个公立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孩子们去上学，而不是过早地被劳动所压垮，人类劳动力会完成更多的工作，并且，通过群体健康状态的改善，其产出会普遍提高。福利国家具有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和各种社会保障机制，这样的国家会将自身确立为历史性的“世纪工程”。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前后，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社会服务机构确立的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额外工作者的需求增长的程度，才足以使妇女们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大多具有了专职工作。这种发展以一系列数字的形式得到了传达，在其中，工作时间以工龄的形式得到表达。②根据这些数字，上溯到1871年的英国，一个男性工人一生中差不多有56年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到1950年前后，这个数字保持在50.9年左右；直到1981年这个数字才降到46年。因此，整个一个世纪的进步也可以通过男性人口所获得的10年工作外时间而得到估价。像所有的统计数字一样，这些数字不仅仅掩盖了个别差异，而且忽略了历史事件、战争或者殖民扩张的影响。而在妇女这一面，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番图景。至少，她们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中最早在1871年貌似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体，虽然那些数字仅仅是把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光阴记录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少得可怜的薪酬。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这部分光阴差不多有20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数字是恒定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波动，而后就持续上涨。到1981年，英国妇女一生中有30年时间离家工作。在另一项关于英国男女两性可以达到退休的工龄的调查中，作者得出一个结论：男女两性所在行业的实际(defacto)结构配置开始浮出水面。两者在工作时间方面都变得零碎且不连续，职业的社会衰退加剧，兼职工作的比例上升，这种兼职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边缘状态，退休年龄则显示出急剧的变动性，那些不被正式认可的就业状态的含糊性正在上升。这与工龄的总体持续时间正日益达到非工龄的持续时间的发展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扣除工龄之后，男性和女性平均剩余的时间就是他们工作以外的时间：差不多是30年。①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① Seifert, Arbeitszeit in Deutschland.

② Jeșse Ausubel and A. Grbüler, “UK Working Time Indicators", Laxenburg: IASA 1988, mimeo; P.J. Armatrong, “ Work, Rest or Play?", in: P. Marstrand (ed. ), New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and Skill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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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马上要为所赢得的时间欢呼了，然而，一旦考虑到大部分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所必须赖以为生的经济条件的微观结构，我们马上又会静默下来。因为，如果已知统计学上的平均寿命年限，就会得出一个明确的常量（Ausubel和Grübler曾做过研究），即：如果把男女两性的正式工龄按100年1个周期持续累加起来，那么，尽管平均寿命增长并且进人工龄的累加，尽管家用技术与提早退休节省了时间，还是不能改变什么。在100年的周期中，人们的工龄（这里的人们指的是男人和女人）通常可达38年的时间。②

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立即推算出来，这样一个常量表达了一个社会要维持其自身所需要的“必要的”时间量，这里所谓“自我维持”的水平是可变的。但这样的推算是徒劳的，尤其是当一种可自由获取的“剩余时间”要从这样的推算中推断出来时。至少，机器时代所指向的是开发所有可用的时间储备。按照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描述，生命被分成两个区域：用于生产的时间（它被耗费在机器上）和用于再生产的时间（劳动能力的身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若平均寿命大大变短，而受教育时间与现今相比又达到最小值，那么，大多数人口都不存在时间储备：老年人没有多少时间储备，更毫无今天所谓的自由时间或消费时间可言。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都被整合到了生产过程中，并且不得不担负起她们家庭中所紧迫需要的再生产的重任。因此，被人为构建的某一常量（例如人们的38年工龄）所掩盖的东西，必须要在更全面的变化的语境下得到理解。

时阀：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Schuller, “Workending and Institutional Time".

② Ausubel and Grübler, “UK Working Tim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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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之一涉及19世纪的工作状况以及20世纪赋予自由时间概念的内涵。对于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以及工人运动活动者而言，劳动被视为经济财富的源泉，被视为最根本的人类需要。如果进行社会斗争是以对“工作权利”的要求为名，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分享经济剩余价值权利的宣告，对发展人类及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有益的工作权利的宣告，而这与要求补偿的观念并不抵触，相反却促进了这种观念。人们要通过社会关系方面的激进变革“救赎”工作。尽管“从完全被工作所占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①是否会永远变成一种现实，“获释”的时间是否会成为自由、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源泉，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会随着新希望的出现而破灭的幻想，所有这些仍是社会反思的基本课题，但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20世纪一直饱受对自由时间之希望的煎熬。

鉴于工作时间的负担，即便仅从时间的数量上来说，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想要更多的自由时间的愿望是无法抗拒的。然而，“获释”的时间从哪里来呢？其中一部分可能可以通过劳工运动的顽强斗争从雇主那里夺得，而这种斗争又总是同各种导致生产力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的合理化相互结合。另一部分源自妇女们以前不可见的时间储备，这些时间储备在计算人们工龄时属于未被正式认可或未得到表现的“社会自由时间”，即便这些时间实际上要贡献于非正式的、无偿的工作。然而，矛盾的是，有一部分获释的时间正是源于时间需要的高度集中，这种需要由机器时代开始引入人类历史，用于生产的时间需要以及用于消费所生产物品的时间需要。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效率的进一步增长不仅仅是工业生产领域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为了能够消费为消费而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必须要更有效地形塑、组织时间，使时间合理化。需要和消耗时间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生产、为了摧毁所生产之物以便为新产品和新服务腾出地方，也是为了能够维持并再生产出持续进行生产和消费所要求的各种条件。

第四章 时闯政治学：工作与时越的分配

① Christian Lalive d'Epinay, “Die soziale Ambivalenz der Freizeit", in: Rainer Zoll (ed. ), Zerstǒ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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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消费时间的必然性已经包含于革新、重复和淘汰的周期循环之中。消费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它可以是在某个快餐店狼吞虎咽，也可以是尽享豪华的大餐，市场上用于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配套设施也可以被做成各式各样的，但无论如何，消费总是需要时间的。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思想家之一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他在 1883 年出版的《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Laziness）一书中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资产阶级必须由勤奋变懒惰，因为工业社会不仅依赖于生产，还依赖于消费。①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则在1933年所写的《消费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pending）一文中得出结论说，不存在不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也不存在把它的大部分时间、动产和能量都消耗在非生产性支出上—实际上就是挥霍的社会：“像人类的穷困一样可怕的是，社会永远无法把自己控制在追求赋予生产一种表面目的的自我保存，比追求非生产性支出更重要这一层面上。”巴塔耶还指出，每个社会都必须应付两大主要问题：用于自我保存的生产和用于种族繁衍的生产，这体现了所有社会体系发展的起始点—消费以及对剩余产品和能量的摧毁，因为这形成了对增长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反作用力。

“必要摧毁”（necessary annihilation）的理论，是对不同社会为毁灭其剩余产品所选择的摧毁模式的研究，其着意于各种极端的消费形式，好比坐落于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在他们例行的各种用于挥霍的节日中的做法（譬如说冬季赠礼节）②，而最极端的消费形式无疑是战争。然而，摧毁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真正需要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更可能是那些缓慢的挥霍，范博伦（Veblen）曾经把这样一些形式描述为用于精明的中产阶级消费的时间分配方面的奢侈支出。而大众生产也就意味着大众消费。对“大众闲暇”的恐惧激发了无数对闲暇的调研，这些调研表明，正在破天荒地享受“闲暇”的这个阶级却失去了闲暇的能力，这是文化伪善史中特别的一章。①如今，虽然这种恐惧还没有完全得到克服，尤其还涉及与大众传媒有关的被动消费，但消费的起始点仍是不同的。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Paul Lafargue, Das Recht auf Faulheit und andere Satiren, 1986. (Original 1887—1888).

② 冬季赠礼节（the potlatches)：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的庆祝宴会，如婚庆或就职庆典。在宴会上，主人会根据每个客人的不同身份或地位分发礼物。在两个敌对的部落之间，主人会在这种宴会上炫耀性地大肆捣毁或分发贵重礼物来显示自己的财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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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供消费的时间的限度、结构和本质，得自于所生产的物品以及进行生产的工作条件。当然，“职业的巨擘”依然持续地触摸着生活，但它变得更长也更间接了。今天的人们如何度过专供消费的时间呢？人们在这一时间中做了什么又是怎样做的呢？这些都导源于两个初始条件：个人自己的工作条件以及日用商品与服务的特性，亦即其他人所生产物品的性质。它们自身承载着自己“内置的时间”，这产生了对于所有想要消费它们的用户的特定的时间要求。工作过程可能在时间上被拆分开来加以优化，并首先得到强化处理，同样的意图也适用于选定的闲暇活动。在其中，日用消费品自身承载着适于用户自主开发的内置的、预先生产出来的、程控的复杂性；每种娱乐都有其自已的一套设施、装备以及施行的时间表；每种消遣都要求呈现出一种职业特征，要求一种“生活方式”所具有的自由时间以及相应的感情共同得到传播，消费变成了对生产的仿制，人们所能做的只是跟随既定的时间表。消费时间过去曾经内含于劳动，它的持续时长和负载物模塑了以一种直接的、非生产性的方式——剩余的时间（它主要地被经验为工作以外的自由时间）。在这里，人们只能像在进行一种残酷的模仿秀一样，听凭工作来发号施令，因为，自由时间的内容和结构都只能起到一种补偿性的作用。诚然，今天在消费自由度以及消费活动的选择方面，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个人在收入等级体制中的地位，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限制，还有与之相关的职业模式，但这些主导因素都是通过以日用消费品，以及这些消费品中内置的时间结构为媒介汇集到一起的。消费时间变成了社会分化的全面进程中的独立一隅。但是，与部落或农业社会中所举行的冬季赠礼节或其他节日不同的是，工业社会中的节日在时间方面是节制的，大多持续时间很短。它们自身倾向变成日常的例行公事，这样就引发了对于新节日的渴望，而这些新节日不久又会变成日常的例行公事。这也同以前在最大限度的劳动强度，同最大限度的闲散之间的交替形成对比（这种交替源于以任务取向为主的时间分配，它对农业社会以自然节律为准的不规则的时间体制产生了影响)，今天更加趋向于把劳动密集度扩展到闲散时间，即专供消费的时间中去。

累四章时阀政治学：工作与时阁的分配

① Georges Bataille, Die Aufhebung der Ökonomie, Munich: Matthes & Seitz,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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