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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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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每一个附庸资本家都知道，他们的云端领主只需要删除一条网页连结，就能让他们失去大部分顾客。他们深知，自 己的业务生存可能只取决于云端领主的单一操作。若Google或其他电子商务与社交媒体平台决定移除关键的网路连结，这些企业可能会在数位世界里迅速消失。这种由科技主导的绝对控制，构成了科技封建主义恐怖的根基。
新闻业的挑战与平台控制
在台湾，新闻业（附庸资本家）也面临云端租金和平台领地控制权的问题。这种控制体现在新闻的分润机制和新闻内容的展示方式上。为了符合演算法（如Google的排序规则与脸书上的贴文规则），新闻业必须迎合云端领主对于搜集资料的需求，导致新的新闻文体与资讯展示方式的诞生。
由于数位平台如Google、脸书和亚马逊在资讯传播与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几乎全面垄断全球数位广告市场），台湾的新闻媒体不得不依赖这些平台来获取流量和广告收入。然而，这种依赖使新闻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淖。例如，脸书平台一开始对各种内容提供者非常友善，几乎所有商业、公益、基进等内容都获得极高触及率，为平台带来大量使用者。我们几乎可以说，脸书花费数年的时间，完成了「云端佃农的养成」。
随着演算法改变，当读者（云端佃农）都已经在云端资本家所拥有的领地上无偿提供内容时，新闻媒体就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变成需要积极配合平台各种「不言明」的机制，否则将失去原本在云端领地上培育的潜在读者或新闻消费者。平台领主因此成为了资讯分发和收益分配的绝对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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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在新闻展示上，平台的演算法决定了哪些新闻能被更多人看到，哪些新闻则会被埋没。这种演算法偏好往往以点击率和互动率为主要标准，导致新闻媒体为了吸引流量而迎合平台需求，生产更多迎合大众口味的浅薄内容，而深入报导和调查性新闻则逐渐被边缘化。
云端平台的独大，就连政府力量都难以干预。以澳洲和加拿大为例，当这些国家的政府介入，要求平台向新闻业分润或课税时，云端领主的回应相当强硬。二○二一年，澳洲政府推出《新闻媒体议价法》，要求Google和脸书等平台与本地新闻机构分享广告收入。然而，脸书却以禁止澳洲用户分享和查看新闻连结与政府单位的「官方粉丝页」来回应，这一举措限制了新闻传播，也影响了政府公共资讯的发布。后来双方进入了《新闻媒体议价法》的协商程序，但脸书仍旧明言相关协议至二○二四年为止，不再与澳洲政府新闻业协商。二○二三年，加拿大政府也试图借由立法来确保新闻机构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但云端领主们同样威胁要减少或停止对新闻内容的展示。
这种情况揭示了科技封建主义下的严重权力不对称。平台掌握着资讯流通和展示的控制权，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广泛传播，哪些内容则会「被屏蔽」。新闻媒体在这种控制下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旦挑战平台，就可能面临流量骤减，甚至被边缘化。这不仅削弱了新闻业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也威胁了公共舆论场域的健全发展。平台依靠科技优势和市场垄断地位，对资讯传播进行控制，不仅影响内容的多元性，还限制了公众获取真实资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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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领主如何召唤佃农做工
「我们的使命是赋予人们打造社群的力量，让世界更紧密连结。」 ──Meta
「我们的使命是汇整全球资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惠。──Google
「我们的使命是启发使用者的创造力并为大家带来欢乐。──TikTok
「我们的承诺是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移动。」──Uber
只要观察云端领主们的使命口号，就会发现他们从未提及的是，所谓「紧密连结、欢乐、创造力与平等」愿景的背后，其实是各种剥削和监控的事实。好比Meta宣称其使命是「赋予人们打造社群的力量，让世界更紧密连结」，但在实际上，这种社群力量往往被平台的演算法和内容审查机制所操控。虽然内容确实是由用户所创造和分享，平台却能透过演算法决定哪些内容能被更多人看到，哪些则被隐藏。这使得用户成为「云端佃农」，无偿地为平台生产数据，增强平台的价值，而平台则榨取这些资料的剩余价值，并转化为广告收入。
Google同样宣称要「汇整全球资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惠」。乍听之下非常理想，但在科技封建主义的现实下，这种资讯的集中化控制却代表着庞大的权力不对称。Google掌握了全球资讯的门户，并借由搜索引擎的演算法决定哪些资讯能被展示，哪些又被隐藏。这使得其他媒体和资讯提供者成为「附庸资本家」，必须支付「云端租金」才能在搜索结果中获得可见性，导致更多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Google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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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TikTok，它们也宣称要「启发使用者的创造力并为大家带来欢乐」，但这种创造力和欢乐同样也是建立在高度演算法控制和数据搜集的基础上。用户在平台上创作和消费内容，无形中成为「云端佃农」，其行为数据被搜集和分析，用于增强平台的盈利能力。这种由演算法驱动的内容分发机制，强化了浅薄和短视的内容消费，削弱了更深层次和更有价值的社会对话。同样的逻辑，Uber也承诺要「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移动」，表面上强调了平等和便利，但实际上却是由平台来控制司机和乘客之间的交易，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司机作为「云端无产者」，受到平台演算法的监控和评价，工资和工作条件受到极大压制，而平台则借由这种非正式劳动关系赚取高额利润。这种工作方式非但没有促进劳动平等，反而强化了劳动者的剥削和不安全感。
这些口号所宣传的理想，与实际运作的剥削和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科技封建主义之下，平台利用其科技和数据优势，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对用户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并将更多剩余价值集中到少数「云端资本家」手中，最终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压迫。
抵抗科技封建主义的多重策略
科技封建主义的架构确实强化了权力不对等和剥削关系，但即便如此，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瓦鲁法克斯在《云端封建时代》这本书中，也对公民可以如何反抗科技封建领主这件事，提出了他的建言。举例而言，政府和国际组织可以借由数据保护法或反垄断法来限制云端资本的集中，劳工组织应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合理工资，而消费者运动可以提高公众意识，推动平台的责任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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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如去中心化平台，可以提供替代的经济模式，降低对大型云端平台的依赖。国际合作应确保科技公司遵守高标准的规范，加强对跨国科技巨头的监管。草根组织和社会运动应提高对科技封建主义问题的认识，文化和艺术产业则可以激发公众对话。
台湾的新闻业同样面临云端平台控制的挑战，威胁到新闻的独立自 己与多元性。当平台掌握资讯流通的控制权，限制了公众获取真实资讯的权利，社会各界就需要共同努力，借由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挑战当前的权力不对称状态，才可能确保公共资讯的多样性和透明度。
瓦鲁法克斯借由在《云端封建时代》中以温柔动人的口吻与父亲对话，描绘资本主义体制至今的各种变化。他以神话、寓言故事的生动比喻、深刻分析和犀利批判，揭示科技封建主义的本质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全书最后一章更提出了反抗策略，为我们如何回应这一新兴经济模式提供了宝贵指引。这本书不仅对当前经济现状进行了有力批判，更激励我们为了未来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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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封建：一场左派叙事下的资本主义变形记
黄哲翰 《转角国际》专栏作家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要理解当下人类社会的危机已无法绕过这个概念，但它却又很难被定义，因为其型态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且往往以出人意料的姿态浴火重生、一次次跳脱批判者（特别是左派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终结的预言。
本书也是一部尝试解释「资本主义终结」的叙事。希腊老左派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克斯针对当前陷入通膨泥淖、贫富两极化、并步向「新冷战」的经济局势提出了一套归因明确、但结论却比起许多左派同侪更加悲观的诊断：
以美国华尔街霸权为首的全球金融循环，加速了资本累积与企业营利的脱钩；当实体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资本却反而能靠科技巨头畅旺的云端平台经济坐收租金，那么至今推动全球经济循环与经济分配的投资引擎即将熄火，终而让位给由Amazon、Apple、Google、Meta、Microsoft等科技巨头所垄断的平台寻租模式。
如此一来，老左派思想家的老敌人 ──百余年来造成剥削与社会不平等的资本主义 ──将以一种不符合马克思预言的不幸方式自我毁灭，在资本主义的尽头并非左派念兹在兹的平等与自由，而是继续坠落到作者所谓「科技封建主义」这个进化到完全不同层次的人类社会新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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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角度来看，瓦鲁法克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叙事引人注目、但无疑是非主流的。因而在理解本书论述的特点之前，我们必须先稍加勾勒主流所理解的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脱胎自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与接续而来之种族与阶级冲突导致的战争大屠杀，这段史无前例的惨剧成为战后重建时各民族与阶级间妥协的契机，在「不再重蹈覆辙」的共识下为美国老罗斯福的新政与欧洲战后奉行的凯因斯主义铺平道路。国家扮演起大政府的角色，主动介入管制市场经济、协调劳资共识、保障社会福利，并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维持社会的团结。
至此，由国家作为企业与工会组织之间的媒合者与规划者，国家、资方、劳方三者共同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支柱。「凯因斯主义大政府、福特主义企业、社会民主主义式工会」此一铁三角 ──在英国称作「战后解决方案」（postwar settlement），在德国则称作「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 ──乃创造了从战后持续到一九七○年代中期之西方「工业社会」的荣景。
在这政经稳定的黄金三十年里，「工业资本主义」基本上打破了劳资阶级对立的宿命：资方大胆举债投资、建立巨型工厂流水线、并透过大众广告刺激大量消费的模式，结合了社会福利框架，也让大量劳工得以分润资本累积的成果 ──房、车、家电、度假旅行，成为人人得以追求的生活标准，同时也令马克思当年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预言成为空话。借用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话来说：「烤牛排和苹果派摧毁了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然而高歌猛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却在一九七○年代撞上了地缘政治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至此急转直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工业资本主义耗尽的战后重建红利，终于遭遇市场全面饱和、获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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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为继的瓶颈。
此一困局又成为资本主义再次变形、进化成后工业时代之「金融资本主义」的契机。为了回应「战后解决方案」失灵下经济「停滞（stagflation）、失业飙升、社福支出沉重、公部门破产等窘境，以柴契尔与雷根政府为代表的激进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 ──透过削减公共支出、金融与劳动市场去管制化等手段取得了实质上的成功，在恢复经济活力的同时却也造就了一个在全球化潮流上冲浪、不受个别国家规制的庞大金融市场。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迈向金融化转型之资本主义的历史胜利，但终究在二○○八年次贷风暴中无法再掩饰金融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关于上述这段二战后至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来龙去脉，瓦鲁法克斯的左派视角则给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诠释。在瓦鲁法克斯的叙事下，就像古希腊神话里都有英雄与反英雄的角色，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反英雄则是美国的经济霸权。
瓦鲁法克斯指出，二战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对欧洲、日本的重建协助其实是为了满足美国本身的经济需求：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要求企业巨头配合国家需要进行生产、并保证企业营利，由此形成公私部门紧密纠缠的「技术官僚」（technostructure），使得产能大为增长。战后为了消化上述的过剩产能，美国乃借由对外援助，将战后重建的欧洲与日本变成美国商品主宰的腹地。各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进而让美元成为炙手可热的货币、成就了「布列敦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
然而，德国与日本的工业随后分别创造了快速复苏的「经济奇迹」，德日商品席卷全球市场并使美国贸易转为赤字，终而在一九七三年瓦解了布列敦森林体系（但美元与黄金脱钩所造成的全球货币震荡，反倒让美元又成为避风港、继而维持了强势货币的地位）。美国的经济霸权也因应此一新局改变了形式：美国资金投资德日工厂，后者从美国手上赚取利润后，却又将利润兑换成美元、投资到美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并形成一种「纳贡」的金流系统，从而造就了华尔街的金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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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工业资本主义也因应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而新自由主义正是维护此一以美国华尔街资本为中心之纳贡系统的意识形态 ──直到二○○八年金融危机使其衰落，从而又孕育出瓦鲁法克斯所称之「科技封建主义」。
二○○八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负利率、实体经济获利下降、以及所谓「投资罢工」等现象，让瓦鲁法克斯意识到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正在被一种新兴的、视租金更重于利润的平台寻租模式所取代。二○二○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实体企业元气大伤、线上经济蔚为风潮、各国政府纷纷祭出重金补贴，此一发展进而被本书作者诠释为「云端资本」所建构之「科技封建主义」已势不可挡的「奇异点」。
「科技封建主义」以科技企业巨头为领头羊，其可与实体生产的利润脱钩，凭借掌握平台通路（例如Apple store、Google play、Amazon、Netflix、Uber等）、以演算法圈养使用者成为生产数位资料的「云端佃农」、并坐收传统企业在其平台上之经济活动的租金。瓦鲁法克斯认为，此一模式下的「云端资本」甚至超越了传统企业资方，将后者也变成缴纳租金的臣民。此一发展将吊诡地摧毁资本主义、使自由市场凋零、并让人类经济重新回到封建时代的寻租模式。
据此叙事，瓦鲁法克斯进一步将当前美中的「新冷战」诠释成是双方「云端资本」之领主们竞相圈地争佃农（即使用者）的竞赛。换言之，他认为美中之间无涉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美方针对华为与Tiktok等禁令，纯粹是数位封建秩序下的领主们试图圈地为王所引发之赤裸裸的寻租冲突。（而习近平大力严管中国科技巨头之举，反倒被作者理解为抑制科技封建主义的迂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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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瓦鲁法克斯也提出了一套将企业与货币民主化的改造蓝图，作为对抗即将取代资本主义主宰一切之「科技封建主义」的解方。不过读者或许更会在意的是，作者对资本主义之病理现象的描绘虽能自我融贯、但对「病因」的诊断似乎值得商榷 ──毕竟，将晚近资本主义发展之恶果归因于少数「华尔街与云端资本菁英」，如此可能引起阴谋论解读的弦外之音贯串了本书的许多叙事。此种由信念与意识形态出发的化约思考在基进左派论述中并不罕见，但也吊诡地将马克思翻转上下层结构的思考方式又给逆向地「从头到脚颠倒过来」（vomKopf auf die Füße stellen）
然而，本书以有别于主流理解的角度，诠释出战后至今这段资本主义的「变形记」，在与主流对照的前提下，瓦鲁法克斯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世界，其自我融贯的叙事带来另一种视野，有益于独立思考的读者理解晚近资本主义的变形发展 ──毕竟，只有透过多方角度反复观察思辨，才能尽可能地贴近理解这段样貌极其多面、容许不同诠释并存的复杂过程。
此外，《云端封建时代》这部作品最引人注目的点在于，这是一部诚挚而令人动容的左派家书 ──瓦鲁法克斯的双亲历经二战与希腊法西斯独裁之下集中营的磨难，终生献身于追求自由、实现不再存在压迫之世界的左派信念。本书正是为了答复父亲晚年的疑问所写：「网路的兴起将助长资本主义抑或消灭资本主义？
瓦鲁法克斯为此给出了一个能告慰亡父、但令人警惕忧心的答复。在其字里行间，读者也处处能感受到一位承担着左派家族生命记忆的经济学家，将其信仰与所学所思娓娓道来的温度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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