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封建主义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是GDP的消息实在太坏，坏到伦敦金融城的交易者开始这么想：「情况如此恶劣，英国央行就会陷入恐慌。自二○○八年市场崩盘以来，央行恐慌时会做什么呢？他们会印钞票，把钱交给我们。而我们拿央行刚印出来的钞票做什么呢？我们买进股票，推高股价。如果股价注定要上涨，只有傻瓜才会错失良机。央行无疑将大量印钞给我们。是时候买进了！」然后他们真的买进，伦敦金融城因此得以违背资本主义的万有引力定律。

这种趋势并非仅限於伦敦。随着疫情开始席卷各国，大西洋两岸、日本等地政府的反应，皆是延续他们自二○○八年美国米诺陶死亡以来的一贯做法，只是规模更大：他们印钞票给金融业者，希望借此支持企业投资，从而稳定创造就业，防止经济崩溃。但实际发生的事并非像当局期望的那样。因为担心一般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金融业者仅将央行提供的资金借给企业巨头。而企业巨头不是拒绝投资，就是仅投资于云端资本。

以传统的「地上资本」为基础的企业财团，例如奇异公司和福斯汽车，拒绝拿央行提供的免息资金去投资，因为他们审视世纪大疫的冲击时，看到了金融业者所看到的情况：大量的小老百姓陷入低工资、被迫做狗屁工作、前景黯淡的困境，大批民众买不起高价新产品。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投资生产这些商品呢？他们于是选择做一些既有利可图又没有风险压力的事：他们拿那些资金买回自 己公司的股票，从而推高公司股价，同时提高自 己可以拿到的奖金。

与此同时，疫情期间科技巨头的境况甚至更好。美国经济陷入一个月减少三千万职缺的困境之际，亚马逊逆势而上，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成为红十字会与罗斯福新政的混合体 ──前者是因为亚马逊为行动自由受限的民众派送必要物资，后者是因为该公司增聘十万名员工，而且每小时还多给付好几美元。是的，科技巨头确实拿央行提供的资金去投资，也确实创造了新就业机会，但它创造的机会是给更多云端无产者，投资则是增强其云端资本。即使是因为顾客暂时无法使用其服务而受疫情打击的公司如Uber和Airbnb，也拿央行提供的资金去投资在更多云端资本上，仿佛疫情根本没有发生。

正是这场大流行病，以及其所引发的国家资金洪流，开启了云端资本时代。如果我们需要一个里程碑来标记这时代的正式到来，大可选择二○二○年夏天的那个早晨。但正如我已经暗示过，云端资本在国家资金支持下崛起的故事实际上比这更早开始。事实上，自从二○○八年市场崩盘后，世界上各主要央行开始大量印制钞票，并且对利润产生违反直觉的奇怪影响。

新统治阶级的秘诀

爸，如你所知，你在炉边讲的那些关于金属工人（尤其是铁匠）如何加快历史发展的故事使我着迷不已。但在此后几十年里，我越来越怀疑那些过度强调科技的叙事，因为这类叙事往往忽略强势群体如何操纵科技来维持对他人的统治。如果不是资本家将蒸汽机武器化以推翻当年居统治地位的封建主，蒸汽机恐怕只会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注

脚。

但并不是每一项杰出的新科技突破都会催生一种新资本，或是被某个新革命阶级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包括电网、电报、稍后出现的电话、满是汽车的高速公路与电视，这些非凡机器的庞大网路虽然催生了企业巨头、金融巨头、大萧条、战争经济、布列敦森林体系、战后技术官僚与欧盟，并建立了你我这两个世代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世界，但它们既没有催生一种新型资本，也没有催生出一个能够挑战资本家统治地位的新阶级。

事实证明，催生云端资本的科技比以往任何科技都更具革命性。云端资本利用这些新科技，发展出以前各类资本财从未有过的能力。云端资本同时成为注意力的持有者、欲望的制造者、（云端无产者的）无产阶级劳动的驱动者、（云端佃农的）大量免费劳动的激发者，以及完全私有化的数位交易空间（像亚马逊网站这种云端领地）的创造者 ──在这种交易空间里，买卖双方都失去了正常市场中享有的各种选择权。³因此，拥有云端资本的云端资本家获得了一种特殊能力，可以做到爱迪生、西屋和福特等传统资本家永远做不到的事：把自 己变成一个革命阶级，积极取代资本家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云端资本家（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未经思考）改变了过去各种资本主义教我们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包括商品构成的概念、个人 自主的理想、身分所有权、文化传播、政治脉络、国家性质，以及地缘政治的结构。迫切的问题是：云端资本家如何找到资金去做这一切？

早期的实业家建造工厂、蒸汽船和运河，是以非洲奴工的血汗及对美洲和南亚土地和人民的掠夺为财源。后来的实业家如爱迪生、西屋和福特等则利用民营银行业者凭空创造的资金，而这些银行业者借此变成了金融巨头。相较之下，云端资本家的手段比较微妙，但也更了不起：他们老实不客气地拿了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央行大量提供的现金去用。

这简直就是一场政变。想像一下，你促成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印钞给你用，使你得以建立一种新型资本。想像一下，这种新型资本内建某种超能力，可以使数十亿人免费为你再生产这种资本。再想像一下，这种由国家提供资金、由民众免费劳动再生产的资本使你权力大增，能够更有效地从无产者和其他资本家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无产者的工资越来越微薄，工作环境越来越差；资本家则被迫将商品从传统市场撤出，仰赖你的云端资本提供销售管道。你在轻松发大财之余，甚至不必与银行往来，因为你会选择更明智的做法：将你的惊人收益放在你的云端资本帝国某个数位钱包里，而不是存在某家可怜的银行业者的帐户里。

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云端资本家究竟是如何说服各国主要央行以这种方式为他们提供资金？答案是：他们根本不必这么做。

二○○八年金融危机的意外后果

自资本主义一度濒临死亡以来，主要央行十五年间一直在印钞票给金融业者，而且完全是出于央行自 己的意愿。央行官员认为他们是在拯救资本主义，但他们实际上是在颠覆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为云端资本的出现提供了资金。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搭着意外后果的顺风车到来。

世界各主要央行的印钞狂潮始于二○○八年，就在西方银行业全面崩溃后不久。当时政界和央行官员担心，如果他们像一九二九年胡佛政府那样任由银行倒闭，任由人们的储蓄消失，就将引发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七大工业国的央行最高层及这些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因此在二○○九年四月的伦敦峰会上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撑住银行业。这部分堪称明智。

荒谬的地方在于，除了拯救那些不救会倒的银行，当局还拯救了那些对银行破产及其赌博式放款负有责任的准犯罪银行家。比这更恶劣的是，除了为银行业者实行社会主义式救济，当局还对劳工和中产阶级实施恶性撙节政策。⁴历史证明，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削减公共开支是一个极坏的主意。更愚蠢的是，当局还大量印钞给这些金融业者。这不但展现了一种无耻的双重标准，使一整代人对政治阶层的信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还对经济带来了致命伤害。

撙节政策不但不利于劳工和在困难时期需要国家援助的人，还会扼杀投资。在所有经济体中，我们的集体支出通常会转化为我们的集体收入。经济衰退的定义是民间支出减少。此时若政府缩减公共开支，就会使整个经济体的支出加速萎缩，因此也就加快了社会总收入的下跌速度。而如果社会总收入下跌，企业就几乎不可能在民众消费能力萎靡的情况下花钱提高产能。撙节政策就是这样扼杀了投资。

随着投资先被二○○八年的崩盘击垮，不久之后又被撙节政策扼杀，提供新资金给金融业者根本不可能使投资复活。想像一下你是一名资本家，遇到撙节政策正导致你的顾客收入萎缩。假设此时我愿意免利息（即零利率）借给你十亿美元，你当然会收下这笔可以免费使用的资金。但正如我们已经说明，只要你还保有理智，你就不会拿这笔钱去投资新生产线。那么，你会拿这些可以免费使用的资金去做什么呢？你可以去买房地产或艺术品，但更好的选择是买进自 己公司的股票。如此一来，你公司的股票就会升值，而如果你是该公司的执行长，你的地位以及与股票挂钩的奖金也将随之上升。换句话说，免利息提供大量资金非但不会促成新投资，还会使有权有势者的权势大幅增加。

事实正是如此。看到绝大多数人在可见的未来很可能将陷于贫困和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困境，企业巨头展开了史上最严重也最漫长的「投资罢工」，同时耗费巨资在某些活动上，例如耗费在将社区仕绅化、加深分歧的房地产交易。每一个镀金时代都见证了有钱人收入增加速度快于穷人及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二○○八年之后的时期有所不同：不平等加剧并不是因为穷人收入增加速度比有钱人慢 ──不，穷人的收入根本是萎缩的，反而是金融业者和企业巨头的收入大有斩获。

政府的积极措施大大增进了银行家的财富，而此前这些银行家的准犯罪活动则带给多数人苦难，而且多数人还要承受政府注定失败的撙节政策惩罚。这一事实很可能导致两种新灾难的出现：有毒的政治环境和永久性的经济停滞。有毒的政治环境大概不需要详述 ──从希腊的新纳粹势力到美国总统川普，我们全都经历过这场噩梦。但永久性经济停滞呢？为什么超级富豪财富增加会导致资本主义停滞不前？云端资本又是如何获得资金来源？

有毒的货币，镀金的停滞

「通货膨胀」一词是指多数物品的价格普遍上涨。有时，面包涨价只是因为面粉突然变得比较稀缺或面包变得更受欢迎。但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所以人人都需要更多的美元、日圆或欧元，才能买到所需的面包、咖啡或智慧型手机，而非只有面包师傅受到影响。通货膨胀就是这样损耗货币的交换价值。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导致物品的价值不同于其价格。货币也不例外。货币的交换价值反映人们愿意以多少价值交换一定数额的现金，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见，通货膨胀会损耗这种价值。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也有明确的市场价格，那就是你借用一笔资金一段时间必须支付的利率。如果市场上有大量马铃薯无人购买，马铃薯的价格会下跌。同样道理，如果对货币（即贷款）的需求量持续低于可借出的货币量，货币的价格（即利率）就会下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巨头有能力借入放款者（主要是有大量储蓄的有钱人）愿意借出的大部分资金（有钱人投资债券正是借出资金的一种）。因此，是企业巨头的借款意愿决定了货币的整体需求。理论上，央行可以调整它借钱给银行业者的利率来影响利率，例如可以降低借钱给银行业者的利率，降低后者必须转嫁的资金成本，从而刺激投资。但一如在任何市场，利率的整体水准是由资金的整体供需情况决定。

二○○八年之后，尤其是在世纪大疫期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货币的交换价值大致持稳：从二○○八年底到二○二二年初的通膨率都非常低（有时甚至是负数），但与此同时，货币的价格（即利率）却大跌，甚至多次出现负利率。⁵这反映了一个事实：撙节政策扼杀企业投资，企业界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少得可怜。但如果央行不断降低利率，最终一定会去到资金足够便宜、借贷和投资再度回升的地步吧？答案是否定的。

就马铃薯、晶片或汽车而言，价格下跌通常能以这种方式解决供过于求的问题：捡便宜者蜂拥买进，生产商则削减产量，价格「修正」消除了过剩供应。但资金的供需就有所不同。资金的价格（利率）快速下跌时，资本家会恐慌。他们不会因为现在可以更便宜借钱而欣喜，反而会想：「我几乎可以免费借到钱当然是好事，但央行容许利率下跌这么多，表示情况一定很糟！即使他们给我钱，我也不会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将资金的官方价格（即利率）降至近乎零，投资也没有复苏。而这只是二○○八年之后央行当局一半的噩梦。

另一半的噩梦是失败的银行业者勒索了所有人，包括各国央行和政府，而这是美国米诺陶统治全球资本主义三十年后的后果。随着二○○七年至二○一一年间银行相继倒闭，这种勒索大派用场：银行业者通常只需要惊慌失措地打一通电话，就能使政府决定出手拯救并为该银行提供无限的透支额度。⁶二○○八年底至二○二二年初，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央行将新创造的巨额资金注入金融业者的帐户，⁷使利率难题严重恶化。借由大量增加企业巨头拒绝拿来投资的资金供应，⁸为金融业者施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将利率越压越低，直逼负值。

这是一个奇怪的新世界。照理说，有害的东西才会有负数价格，有用的东西不会有。例如一家工厂要处置有毒废弃物，就会收取负数价格：工厂管理者付钱请人来处理这些废弃物 ──如果处理方式必须顾及生态环境，成本就会特别高。⁹那么资金怎么会变成一种需要处理掉的有害东西呢？看到央行开始像汽车制造商处理废硫酸或核电厂处理放射性废水那样处理资金，我们就知道金融化资本主义国度里有地方彻底腐烂了。

货币怎么可能出现负数价格？爸，是你帮我理解负利率这种矛盾现象。你引导我认识爱因斯坦关于光的双重性质理论，使我开了眼界，认识到劳动、资本及货币的双重性质。货币的第一种性质是商品，我们拿它来交换其他商品，就像我们对其他商品那样。但货币一如语言，也反映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如何改造物质和塑造周遭世界。货币量化了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做事的「异化能力」。一旦我们认识到货币的第二种性质，一切就变得更容易理解，因为如今遭到破坏的正是这种集体能力。有毒资金汹涌而至，但没有被用来认真投资、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或做任何能够重新唤醒资本主义本能的事。企业的股东和高层反而是拿那些钱购买土地、闲置仓库、艺术品、瑞士小木屋、义大利某处的整座村庄，甚至是希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岛屿。他们收集足球俱乐部、超级游艇，并从某个时候开始买进比特币之类的数位资产，或一种他们既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名为NFT（非同质化代币）的新玩意。为银行业者施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和我们一般人被迫面对的撙节政策，就是这样扼杀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使它陷入镀金的停滞状态。正如同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云端资本是唯一受惠于有毒货币的生猛力量。

云端资本家为何不在意利润

爸，我记得在一九六○年代末，你和妈痴迷于讨论军政府（希腊人对毁掉我们生活的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称呼），有时会离题谈论所谓的「右派」，这使我感到困惑。据我当时所知，右派就像是神圣与邪恶的混合体。于是我问你：「到底是什么右派？」你一如往常地带我穿越历史的迷雾，讲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催生的国民议会，那些想要推翻国王及政权的顽固革命者坐在议会左边，国王的支持者则坐在右边。你接着又讲述了后来资本体制确立之后，右派如何成为资本家利益的拥护者，以及劳工组织和政府干预的狂热反对者。最后你终于讲到了右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政治上的右派认为，辛勤工作以追求私人利润是通往富裕和美好社会的最可靠途径。左派则不同意。」

后来我接触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对你的定义有了更深的体会。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地位宛如自由市场主义者的守护神。工厂老板使十四岁工人过劳早逝确实很残忍，但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的需求，例如更多和更便宜的衣服、住所、食物，以及支撑繁荣的物资，皆不是道德说教者或行善者所能满足。只有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热情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为什么呢？因为要想获利，就不能只是残忍地压榨劳工，毕竟竞争对手也会这么做。为了在竞争中抢得先机，资本家必须投资，例如投资在新机器上，以便降低成本、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产品。正是在这一获利动机的驱使下，社会得以尽可能压低商品价格，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必需品。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带来财富和进步，正是因为资本家对利润的冷酷渴求。他在一七七六年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Nations）中写道：

相较于他真心想要促进社会利益，他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据我所知，那些有意为了公共利益而做生意的人从不曾做出多少好事。

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利润驱动的市场失去光芒。但资本主义随后的每一次蜕变（新政时期、战争经济时期、布列敦森林体系时期，以及技术官僚和米诺陶崛起时期），利润仍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利润结合债务，是驱使地球上历来每一种资本主义齿轮转动的力量。直到二○○八年的事件发生后，全球北方的央行陷入了向金融市场无休止注入有毒资金的陷阱。自两个半世纪前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利润第一次不再是全球经济引擎的燃料，不再是投资和创新的驱动力。为经济提供动力的角色被央行的资金给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