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封建主义

所有的资本家、商人、为更美好生活奋斗的人，都仍旧希望获利。但资本的积累，也就是借由把饼做大来创造财富的过程，却已经与利润脱钩，正如布列敦森林体系的终结和随后米诺陶的崛起使努力工作与提升生活水准脱钩一样。央行当局并非有意取代利润的传统角色，只是掉进了自 己给自 己设下的陷阱。二○○八年的金融恐慌扼杀了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导致资金供过于求，压低了利率。利率越是下跌，投资人越是坚信，情况已经糟到不可投资的地步。但央行提供的资金持续以兆美元计地涌入金融市场，恶性循环因此持续，利率越来越低，跌至零或甚至更低。

随着企业财团和政府变得依赖免息贷款，开发中国家的企业借款额超过了政府，在二○一○年代末来到二兆美元以上，央行当局于是面临可怕的两难境地：要么关掉资金水龙头，而这意味在印了那么多钞票拯救金融化资本主义之后又将其摧毁；要么继续注入资金，希望有天会出现奇迹，但实际上则导致利润作为资本主义驱动力和润滑剂的功能被取代。不出所料，央行选择了后者。

但央行的痛苦就是云端资本家的快乐。正是在这段时期，贝佐斯和马斯克这些富有才华的勇敢企业家建立了超级昂贵且超级强大的云端资本，而且完全不必做过去资本家为了扩张必须做的三件事：向银行借款，将公司一大部分股权卖给其他人，或创造大量利润来为新的资本财买单。既然市场上有那么多的央行资金自由流动，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呢？因此，在二○一○至二○二一年间，贝佐斯和马斯克这两人的帐面财富（也就是他们持有的股票总价值）从每人不到一百亿美元暴涨至约两千亿美元。

必须说明的是，那些可以免费使用的央行资金并没有直接落入云端资本家手上。这些钱只是走了一条阻力最小的路。首先，它们经由银行落入传统企业财团的管理者手中。这些人对大众的贫穷感到震惊，鄙视真正的投资，于是拿那些资金买回自 己公司的股票。因为涉及金额庞大，这些购买自家股票的行为就像一股大浪般推高了相关资产的价格：股票、债券、衍生商品 ──金融业者拿出来卖的所有商品都升值了。没有人关心这些金融资产最终是否可以产生利润。只要央行被迫持续挹注新资金，市场参与者就会发现，哪怕是最垃圾的金融资产，价格也将越来越高。

这一现象持续了超过十年，而财经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一切皆涨」。无论企业本身是否产生利润，公司股价都会大涨，有钱人因此得以在睡梦中财富大增。然后世纪大疫爆发，一切皆涨的走势得到了更庞大的新动力。爸，二○二○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你我在埃伊纳岛阳台上目睹的伦敦事件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担心抗疫封锁措施导致经济不可逆转地衰退，央行当局非常积极地延续了自二○○八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将印钞机的速度开到极限。

随着印钞机发出刺耳的声响，传统汽车业者、石油公司、钢铁厂商等地上资本家乐于坐享不断增长的帐面财富，再将其转化为房地产或其他传统资产。另一方面，贝佐斯和马斯克等云端资本家则迅速采取行动，在帐面财富消失之前将其转化为一种更厉害的价值榨取器：云端资本。

他们都知道，利润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建立全面的市场主导地位。二○二一年，高盛（华尔街最不讨人喜欢的其中一家投资银行）发表了一项「未获利科技股指数」（Non-ProfitableTechnology Index），震惊金融界。该指数完美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利润束缚：从二○一七年到世纪大疫爆发之初，亏损的云端资本家公司股票市值上涨了百分之两百。到了疫情中段，市值已经暴增至二○一七年的百分之五百。二○二○年是贝佐斯的亚马逊成立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公司销售额这一年在疫情推动下飙升，其爱尔兰全球总部录得四百四十亿欧元的销售额，但实际支付的公司税却是零，因为它完全没有盈利。特斯拉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利润率只比零还要多一些，公司股价却从二○二○年初的九十美元左右飙升至年底的七百多美元。

云端资本家以他们不断升值的股票作为担保，吸走了在金融体系中流动的几十亿美元。他们拿这些钱为伺服器农场、光纤电缆、人工智慧实验室、巨型仓库、软体开发人员、一流工程师、前途看好的新创企业和其他东西买单。在利润变得可有可无的环境中，云端资本家把握机会，利用央行提供的资金建立起一个新帝国。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核心的获利动机原则遭到破坏，连带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其他原则。

私募股权与不平等

想像一下有个人叫吉莉安，她在英国一家服务伦敦周边各郡的民营护理公司工作。二○一○年中某个时候，她得知公司被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收购了。她不知道「私募股权」是什么意思，也没听说过现在拥有她雇主的这家公司。但公司向她和同事们保证，他们完全不必害怕，因为新高层只想帮助公司蓬勃发展。

吉莉安起初没注意到公司有什么变化，就只是公司的标志变得比较时髦，以及多了一些装饰。但在幕后，新老板开始将公司分割为两家不同公司：一家是提供护理服务的「护理公司」，它雇用吉莉安和其他提供护理服务的员工；另一家是「财产公司」，拥有原公司所有的财产（房产、设备、车辆等），而护理公司使用这些财产必须向财产公司支付租金。

不久之后，财产公司就提高了向护理公司收取的租金，并宣布更进一步大幅提高租金的计划。护理公司的高层召集吉莉安和她的同事们开会，以租金上涨为理由，要求他们在不加薪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并表示若非如此，护理公司将必须结业清算。与此同时，财产公司以未来可以向护理公司收取的租金为抵押，从银行那里获得一大笔贷款。没过几天，这笔钱就变成了私募股权公司股东口袋里的红利。

不到五年光景，护理公司宣告结业清算。在经历了薪酬和工作条件快速恶化的五年之后，吉莉安和她的同事们被迫失业，而纳税人预付费用、为当地社区提供护理服务的大额合约也被无情地违约了。但是，一如「一切皆涨」时期的所有房产，财产公司持有的房产显著升值了。财产公司卖掉手上房产之后，还清了银行贷款，余下的钱则由那家私募股权公司为其投资人保管。

这种肮脏的操作有一个令人宽慰又困惑的名称：「股息资本重^组」（dividend recapitalisation^） ──但^{这种说法有}如^{把抢劫银行说成}是「资产再分配」。导致吉莉安失业的私募股权公司不过是倒卖了另一家公司的资产，并以金融手段制造了必要的烟幕弹来掩饰其恶行。掠夺者完全没有创造新价值，只是洗劫了一家既有的护理公司。用亚当斯密等早期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是封建租金战胜资本主义利润、本已富有的人榨取财富战胜企业家创造新财富的典型例子。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操作要成功，掠夺者必须在摧毁原有公司之后，还能以足够高的价格卖掉其子公司。

二○○八年之前，资本主义仍以利润为驱动力，上述操作当时不可能普遍化，因为若有太多这种公司要出售，公司的价值只会萎缩。这就是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乐观的原因：他相信资本主义利润将继续战胜封建租金。事实上，自从亚当斯密在一七七○年代写下他的名句以来，租金在资本体制下一直存在，甚至有所壮大。垄断集团、哄擡价格、技术官僚成功制造出我们对非必需品的欲望、以金融手段倒卖资产 ──这些操作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租金。尽管如此，亚当斯密的乐观还是得到大局支持：租金只是寄生于利润，在利润的阴影下存活。二○○八年之后，情况改变了。随着央行的资金取代利润成为经济的燃料，随着「一切皆涨」驱动「财产公司」那种子公司的市值不断上涨，私募股权业者可以同时接管大量的资本主义企业，并成功倒卖其资产。问题还不仅如此。

当局为金融业者施行社会主义政策，催生了另一群能与云端资本家抗衡的金融巨头 ──三家美国公司的力量超过了私募股权业和所有地上资本家的总和，它们是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以及道富（State Street）。在金融圈被称为「三巨头」的这三家公司实际上掌控着美国资本体制。不，我没有夸大其词。

多数人没听说过这三家公司，但听说过它们拥有股权的公司，包括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华尔街大部分公司（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集团），以及福特和通用汽车等汽车制造商。三巨头加起来是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近九成公司的最大股东，其中包括苹果、微软、埃克森美孚、奇异和可口可乐。至于三巨头股票的市值金额，因为数字有太多个零，讲出来也没有太大意义。在我撰写本章时，贝莱德管理着近十兆美元的投资，先锋有八兆美元，道富则有四兆美元。这三个数字加起来，相当于美国年度国民所得，或中国加日本的年度国民所得总和，抑或是欧元区加上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瑞士的年度国民所得总和。¹⁰

这是怎么发生的？官方说法是，三巨头的创始人发现了金融市场的缺口：超级有钱的人和机构希望成为「被动投资人」，也就是投资于股票但不必选股，甚至不必选择专业人士来为他们选股。为了满足他们对安全和无需动脑的股票投资需求，三巨头拿超级有钱人的资金买进纽约证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因此，投资人把钱交给三巨头去为他们投资股票，就不是买进个别公司的股票，而是买进整个证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

这在二○○八年之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那之前，超级有钱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去让三巨头买下纽约证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一大块股份。但二○○八年之后，由央行支持且为超级有钱人施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创造了足够多的资金。¹¹从那以后，三巨头崛起成为金融霸主就几乎是无可避免，而这件事如今已经发生。三巨头眼下坐拥两项无法超越的优势：一是对多个产业前所未有的垄断力，包括航空、银行、能源，乃至于矽谷科技业。¹²二是以极低费用为超级有钱人提供高报酬的能力。这两项优势使三巨头得以强索租金，规模之大足以使亚当斯密哭泣。

我几乎可以听到亚当斯密的声音（在我想像中带一点苏格兰口音），哀叹二○○八年之后，主要央行以拯救资本主义的名义扼杀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势。我可以想像他对以下情况十分沮丧：有害的准封建租金有机会对富有成效的资本主义利润展开历史性报复，追求利润变成是有抱负的小资产阶级的事，真正的有钱人则兴高采烈地窃窃私语，说失败者才需要追求利润。我可以想像他对以下情况愤怒不已：资本主义的可贵守护者（例如联准会和英国央行）提供资金支持云端资本崛起，而如今这种新型资本正在扼杀市场，将消费者从至高无上的行为者变成演算法的玩物，而这些演算法不受市场、政府甚或其发明者有效控制。

回到你的问题

爸，我必须承认，我在一九九三年帮你连上当时刚起步的网际网路，而你对我提出那个精辟问题时，我还没有能力好好回答。当时距离左派遭逢最大挫败已有几年时间：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解体，到中国拥护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乃至于印度轻率试行新自由主义，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全球各地崩溃，一年之内为资本主义体制增加了超过二十亿名无产者。回想当年，我也许太渴望找到一些理由，使我能对进步体制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重燃希望。虽然我没有天真到无视资本主义已变得无懈可击的可能，但我确实容许自 己去做一些不大可能实现的梦。

我被早期的网路共有资源打动，也被我在麻省理工某实验室偶遇的一台早期3D列印机深深吸引，因此幻想或许将有一群年轻设计师组成合作社，使用工业规模的3D列印机制造各种商品，例如个性化的汽车和客制化的冰箱，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就能保持低廉成本。我希望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企业，如通用汽车和奇异公司，这种合作社能够占得优势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支撑通用汽车和奇异公司的规模经济将被铲除，从而削弱企业实力，也许还能为一种体面的非资本主义未来铺平道路。

这种想法不但一厢情愿，在展望未来方面还非常失败：我未能预见一种新型资本（而不是一群非资本主义合作社）将自 网际网路中壮大起来，使通用汽车和奇异等公司的实力变得大不如前。我被早期网际网路和其无市场、去中心化的性质迷惑，一头栽进了一项巨大的诊断错误。

我错误地假定资本主义面临的唯一威胁，是有组织劳工的崛起，完全忽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变：网路共有资源私有化，加上二○○八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主要央行打开国家资金的闸门，催生出一种超级强大的新型资本。这种云端资本还将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统治阶级。事实证明这个新统治阶级极具革命性，利用其云端资本使几乎全人类（包括许多传统资本家）为他们免费工作或仅收取微薄报酬。更重要的是，我也未能及早发现，就终结剥削、解放人类和世界这个大局而言，此一巨变将是大开历史的倒车。

值得注意的是，一如所有历史性巨变，这场转型也不是任何人事先规划出来的。没有资本家曾设想自 己成为云端资本家，没有任何一间中央银行有意为云端资本家提供资金，也没有从政者看到云端资本将如何损害民主政治。一如当年资本主义崛起违背所有人（包括国王、主教乃至于农民）的意愿，云端资本家崛起也是在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最厉害的历史人物）的视线之外和背后发生的。

说到这里，眼前已有两个问题浮现。第一个问题是云端资本家的主导地位能否持续。在我撰写本书时，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世纪大疫爆发后出现的温和通膨，导致主要央行停止挹注新资金。如果我关于云端资本家的资金源自央行的判断正确，那么随着央行金流枯竭，云端资本家的势力是否将会消退？仰赖地上资本的老牌资本主义企业能否卷土重来？

爸，第二个问题主要跟使用的语言有关，我可以想像你毫不客气地向我提出质疑。云端资本家统治下的生活，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有本质上的差别吗？云端资本家与一般资本家真的如此不同，不同到我们需要「科技封建主义」这个新奇的术语来称呼我们今日身处的体制吗？为什么不称之为「超级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就好呢？

爸，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先讲回你喜爱的赫西俄德。赫西俄德除了告诫我们，每一个由革命性科技开创的新时代都会产生「白天永不停歇地劳作和忧伤，晚上永不停歇地消亡」的新世代，这位古希腊哲人还留给我们一个重要寓言：高贵的诸神居于环绕奥林匹斯山的云端之上，热切地紧抓凌驾凡人的过分权力。赫西俄德将这样一个世界说得像是万物自然而永恒的秩序，向人类提出了尖锐的疑问。这个问题对铁器时代的人来说，就跟对今日的我们一样重要：（云端）贵族的权力有可能被凡人夺取吗？如果我们凡人夺得这种权力，我们懂得如何运用吗？换句话说，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众神那里盗取科技之火是否做错了？如果没有，那么在云端资本时代，现代普罗米修斯的课题是什么？这将是我在本书最后一章尝试解答的终极问题。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0/aug/12/uk-economy-covid-19-plunges-into-d

eepest-slump-in-history.

2 https://markets.ft.com/data/indices/tearsheet/historical?s= FTSE:FSI.

3 有趣的是，在电子游戏社群内出现的第一批热闹的数位市场，在某些方面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乐土。在这些市场，生产者自由地生产，自由地与买家交流，而买家之间也自由地相互联系 ──公司则置身事外，不宣传所卖的任何产品，只是从每一笔销售中抽成（这是厌恶租金的纯粹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憎恶的一个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亚马逊或阿里巴巴之类的交易网站上，买家和卖家在线时完全没有这种交流的自由，甚至连看到相同东西的自由都没有 ──演算法禁止买家与卖家之间的自主交流，并自行决定每一名买家或买家可以看到和不能看到些什么，以及可以做和不能做些什么。

4 事实证明，欧盟是撙节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随后是英国两届不同的政府，它们也实施了自我挫败的撙节政策，尤其是2010年之后卡麦隆和欧斯本的政策。与此同时，在美国，虽然欧巴马总统大肆宣扬其经济刺激计划，但现实情况大有不同：相对于商品、服务和劳动力需求的萎缩幅度，欧巴马的联邦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太小，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计划的作用被收入崩溃（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价格大跌）的各州大规模削减开支抵消了。

5 注意，这不是零星的异常情况。2009至2022年间，欧元区、斯堪的纳维亚、瑞士、挪威和日本的官方利率一直是负数。而且并非只有官方利率是这样。在那段期间，超过18兆美元的贷款（金额超过欧洲和日本的年所得总额）是借款人向放款人支付负利率。

6 政府拯救银行，并非一定要做得像2008年崩盘后那么腐败。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多家银行倒下，政府介入救了它们。但当局没有一并拯救这些银行的经营者，而是将他们赶走，把银行国有化，任命了新的董事，数年后把银行卖给了新业者。1998年亚洲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韩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相较之下，2008年的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和欧洲，除了雷曼兄弟，央行当局拯救了破产的银行家，这促使我创造了「破产专政」（bankruptocracy）一词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新现实：西方银行家经营银行所制造的损失越大，其权力越大！参见我的著作_The _Global _Minotaur, _ZedBooks, 2011^。

7 央行实际上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我们一般人都不能在央行开户，只有银行业者可以。央行（例如英国央行或美国联准会）需要做的就只是在民营银行（例如巴克莱银行或美国银行）在央行开设的帐户里输入一个金额，为它提供透支。在法律上，这件事需要民营银行向央行提供担保品，而担保品可以是该银行对政府的债权（公债）或对私人的债权（不动产抵押贷款、信用卡应收款、私人债券）。但在人人都欠债而且没有人能还款的金融紧张时期，央行接受的抵押品甚至没有相关文件所用的纸那么值钱。

8 名义上独立的央行官员自然必须诉诸公共利益来为拯救银行业者辩护。他们因此解释道，为了「恢复信心」和「刺激投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大量输送资金给银行业者。他们对公众说，因为情况非常恶劣，央行不得不把钱大量交给银行，以便银行转借给企业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