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封建主义

在过去，社会民主派对实业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工会支持，也可以威胁要施行令实业家头痛的监理管制。现在，云端资本家一点也不害怕强大的工会，因为云端无产者力量太小，根本无法组建强大的工会，而云端佃农甚至不认为自 己是生产者。至于监理管制，过去有效的手段是价格管制或解除垄断，但这两者都很难真正影响到云端资本时代的云端资本家。如果某个行业提供的是免费服务，或价格已经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那么就算消费者需要政府介入保护，价格管制也会失去意义。⁶至于解除垄断，就像老罗斯福总统对标准石油公司等垄断企业所做的那样，只有在过去的地上资本时代才有可能。标准石油公司是由遍布北美的加油站、炼油厂和燃料运输系统组成。就算政治上很难将该公司拆分为多家地区性石油公司、鼓励这些公司相互竞争，技术上却非常容易。但今天的政府要如何拆分亚马逊、脸书、PayPal甚或特斯拉呢？

云端资本家知道，他们可以摧毁在云端领地里艰难谋生的任何第三方开发者（即附庸资本家），好比开发者胆敢不先支付云端租金就接触云端领地用户（即云端佃农）的话。⁷他们晓得自 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用户（你上次拒绝接受软体更新的条款和条件是什么时候？），因为他们挟持了我们重视的东西：如果我们迁移到竞争对手的云端领地，我们有可能会失去联络人资料、朋友、聊天纪录、照片、音乐或影片。他们也明白，政府无法阻止他们为所欲为。政府曾经强制要求行动通讯业者针对顾客与竞争对手网路用户的通话收取相同费率，但政府要如何强制要求推特与同业（例如Mastodon）分享你过去发出的所有推文、照片和影片呢？⁸

更糟的是，云端资本家深知当前的意识形态潮流对他们有利。爸，当你还年轻时，政治左派坚信客观真理，决心建构新制度来重新分配所得、财富和权力，以实现改善人类境况的崇高目标。像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更进一步主张革命，因为你们坚信自 己的道德准则是正当的，你们的社会理论是有科学基础的，更坚信自 己正在努力实现一种理想的历史目标 ──一种消除所有制度性剥削和冲突、人们得以享有奢华自由的共产主义。虽然社会民主派越来越疏远和诋毁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他们取得的许多成就正是有赖从马克思主义信念中汲取的力量。社会民主议程宣称要追求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目标，例如全民医疗照护和免费教育，同时并不摒弃市场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像共产苏联那样无趣乏味，也不会有秘密警察和古拉格劳改营。

现在回头看，会发现历史的演变极其有趣：当年为了对抗左派的信念，政治右派奉行一种相对主义。他们告诫世人说，社会民主派、反越战示威者、民权运动者和女性主义者确信自 己的道德标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并且声称世事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黑白分明，远比那些脏兮兮的嬉皮士和老一辈共产主义同路人所假定的来得复杂。结果当一九九一年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标志着全球左派的失败之后，情况就完全逆转了。突然之间，右派转为信奉不折不扣的真理和不容妥协的美德：当年那些质疑所有民族都享有建国或民主普世权利的反动派，现在摇身一变为（选择性）支持武力强加国家或民主于某些民族的干预派。⁹右派开始提出自 己对「历史终结」的新看法：历史的终点不是社会主义主张的共有财产和根本平等，而是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占有式个人主义。与此同时，左派放弃了自 己的信念，接收了右派刚抛弃的相对主义。「人人都有权免受他人剥削」的原则，变成了「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有价值」。

当然，左派这种转变的背景是西方去工业化，这分裂了劳动阶级，而数位封建主义将这个过程延续至今。在劳动阶级还是相对同质的一群人时，强烈的阶级意识使它至少能对社会民主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如今阶级斗争已被所谓的「认同政治」取代。悲剧在于，保护种族、性别、族群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努力，以及对修复式正义的追求，很容易被那些喜欢展现社会自由精神的当权者利用。他们热情地将这些理想纳入 自 己的语言，只要他们可以仅在口头上支持这些价值，不必采取实质行动去消除对少数群体的系统性压迫。这种对认同政治不着边际的支持，使当权者可以对那些与云端资本日益交织的政治经济榨取势力无所作为。对于「另类右派」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他们高兴了。他们从认同政治中看到了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利用认同政治来激起白人选民内部那兼具反射性、部落性与种族主义的情绪。

在今日的全新政治舞台上，社会民主是不可能实践的。如今已不再是资本和劳工各据一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可以介入充当仲裁者来迫使双方妥协的时代了。如今是中间派和另类右派都受制于云端资本家这个新统治阶级（也是他们促成这一统治阶级的崛起），而左派则忙于针对「女性」定义、压迫层级等问题展开内战。与此同时，没有人真正在为云端无产者、云端佃农、附庸资本家、传统无产阶级的残余、气候变迁的受害者、被数位封建主义扼杀和囚禁在其云端领地的普罗大众发声。

要复兴社会民主乃至于个体自主的初衷，有两件事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摒弃「传统左右之分已经过时」这项迷思。只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情剥削他人和地球环境的资本帝国里，就不可能有哪一种民主政治不以推翻资本帝国的左派议程为根基。其次，我们必须全面性的重新思考民主的意义，如何在数位封建主义的世界里实现民主，以及在这个由云端资本构筑的数位封建帝国里，如何去理解因应而生的复杂阶级结构与阶级冲突。

如果这听起来艰难又复杂，且让我试着提出比较简单的说法。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者自信满满地提出了具有危险性的真理，焦虑不安的右派转为奉行相对主义，而社会民主派则获得了掌政机会。一九九一年马克思主义大败之后，马克思主义真理随之消亡，自由主义真理卷土重来，摧毁了社会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遭遇二○○八年的滑铁卢和数位封建主义崛起之后，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派和另类右派正在争夺被云端资本家容许拥有的零碎权力。如今我们的未来取决于重建自信，提出一项符合数位封建时代的真理。光有真理并不足够，没有真理却是万万不行。

加密货币的虚假希望

英国思想家摩尔（Thomas More）曾在十六世纪写下名著《乌托邦》，借由一项思想实验来探讨如何消除封建秩序弊端（不可讳言的是，摩尔自 己在这种封建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半个世纪后，义大利哲人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出版了他的同类著作《太阳城》（The City ofthe Sun），驳斥了亚里斯多德一项著名观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不应该获得完整公民身分。康帕内拉反驳道，应该拥有政治权力的正是工匠和建设者，而不是寄生的封建阶级。今日的乌托邦主义者是积极倡导加密货币技术的那些人，他们相信聪明的电脑程式和不可破解的「工作量证明」演算法可以打倒华尔街、云端资本家、政府、深层国家，乃至于整套数位封建秩序。加密货币是对数位封建主义的回应，一如最初的乌托邦想像是对封建主义的回应。

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那篇预示加密货币即将面世的原始论文时，曾被其深深地吸引。那是二○○八年的一篇部落格文章，¹⁰署名是如今非常有名但真实身分仍旧神秘的中本聪。文章开头写道：「网际网路上的交易如今几乎完全依赖金融机构作为可信第三方来处理电子支付。」该文接着提出一种演算法，可以让我们绕过所有金融机构，在网路上直接交易。不难看出此一宣称的重大意义，我们终于有了摆脱金融产业（无论是民营或国营）寄生的机会。

为了说明加密货币的吸引力，我们来看以下例子：你用 自 己的签帐卡在英国客运平台Trainline上面买了一张从伦敦到布莱顿的火车票，而该平台会向你收取少量的云端租金，好比七十五便士。¹¹这笔钱去了哪里？经由该平台的应用程式，你的七十五便士被传送给拥有这项应用程式的Trainline控股有限公司。但这家公司实际上却是由另一家公司拥有，而后者之上还有另外几间公司。随着你那七十五便士从一家空壳公司移转到另一家空壳公司，从伦敦去到泽西岛再去到卢森堡，经过多家中央银行的验证，直到抵达某个气候宜人的避税天堂。最终，这笔钱会加入美元化金融资本的全球洪流，没有任何政府、议会、民意或任何人可以追踪它，遑论监理与管制。

如果换成中本聪那篇论文所说的加密货币交易，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你坐在电脑前，不需要银行帐户，不需要信用卡或金融卡，不需要社会安全号码或身分证字号来证明你是谁，甚至不需要一个电子邮件帐户。你只需要一个私密金钥，来自于你先前透过几个简单的自动加密步骤生成的一串乱数字元。只要有私密金钥，就可以付款或汇款给公益事业，甚至是参与线上调查或在全民公投中投票。¹²你的私密金钥本质上如同一个地址、一个银行帐户和一个社会安全号码，全都藏在一串字元里，而这串字元仅存在于你的电脑中，而且只有你自己知道。但当你使用它进行交易时，它会被传送到一个全球电脑网路上，那些电脑属于你的同类人所有。交易需要经过验证和记录才能成立，就像你的银行必须验证你是否具备足够现金那样（而且你的钱花掉就不能再用了）。不同的是，加密货币交易不是委托银行或其他寄生型资本主义机构验证交易，而是由你同类人拥有的电脑构成的共同网路自动验证。

这些电脑共同验证你的交易。为此它们会相互竞争来解决任意的数学难题，这是为了激励拥有最快电脑的人帮忙验证交易。在竞争中胜出的电脑，将会赢得把你的交易记录成一个「区块」的特权，而该区块将加入到记录这个网路里每一笔交易的区块链之中。胜出的电脑及其主人获得的奖励是一种工作量证明代币，是一笔小额支付，未来可以在这个网路的交易中使用。¹³

这就是加密货币的吸引力：相对于使用银行卡支付所涉及的疯狂程序，基于区块链的交易简直就是一种民主实践。没有人从中抽成，没有银行或公司参与其中，没有政府监控，没有云端资本家保留你在何时或向谁买了什么的纪录，没有涉及数十个中间人的疯狂过程 ─那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帮助金融业者积累资本。除此之外，没有人「拥有」帮助你完成交易的那个电脑网路，因此也不会有投资人在旁观望，检视业务是否成长和云端租金抽成是否随之增加，而一旦对这项事业的信心开始减弱，他们就会撤资 ──尤其是因为这种云端网

路不会产生云端租金。

比特币诞生于二○○八年，这个时机是再好不过了。在资本主义金融几乎死于自身傲慢的这一年，比特币鼓舞了寻求替代方案的各路人马，包括热心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构成「占领华尔街」运动主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所谓的「加密庞克」（cypherpunks）── 自 一九八○年代以来一直担心隐私问题的密码学家和程式设计师。但加密货币运动很快就开始分裂，而最终占上风的是自由意志主义派。对他们来说，头号敌人一直是中央银行，他们把中央银行说成像天主教会，坚持充当人类与神圣利润之间的中介，而他们自 己则是推动新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因此，最初也吸引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加密货币运动，变成了一个极度波动的货币市场，而在这个市场里，对新兴区块链技术有足够认识的人几乎都发行 自 己的「币」，并在变现之前尽力推高这些加密货币的美元价值。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蔑视国家创造的法定货币，结果却证实这是他们用来发行自己货币的诡计。到了二○一七年，一单位比特币的市价超过了两万美元，此时加密货币早期的解放希望早已消失殆尽。

利用类似的区块链方法，名模凯特．摩丝（Kate Moss）以超过一万七千美元的价格，卖出她的一张数位照片，而买家拿到的是像比特币密钥那样的一串字元。当时担任推特执行长的多西（Jack Dorsey）推高了这场竞赛的价码，以两百九十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代表史上第一条推文的代码。更疯狂的是，被称为Beeple的数位艺术家温克尔曼（Mike Winkelmann）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六千九百三十万美元的惊人价格，卖出了代表一张照片的一串字元，而该照片是他早期作品的拼贴。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名电影导演希望嘲讽这种加密货币愚行，于是录下自 己的放屁声，再将该音讯档拿出来卖，结果卖得八十五美

元。

这点无可避免。加密货币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背弃早期的解放承诺。中本聪的野心是将比特币发展成与主流法定货币并行的货币。要实现这个目标，人们必须愿意使用 比特币购买火车票、饮料甚或房产。但中本聪也认为，比特币要有价值，就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稀缺性，为此他为比特币的总量设定了固定上限 ──确切而言是两千一百万个。比特币供应有限，意味着一旦需求上升，比特币对美元的汇价也会跟着上升。一旦比特币的美元价值提升到某个关键水准，明智的做法就是保留比特币，使用一般法定货币购买火车票、饮料和房产，然后再因为预期比特币会持续升值而买进更多比特币。也就是说，加密货币一旦开始成为一种成功的货币，就无可避免地不再像既有货币那样发挥作用，而是变成一种老鼠会式的骗局 ──随着越来越多人买进这种加密货币，其早期捧场者就变得越来越富有。

除了这些加密货币贵族，加密货币技术唯一的真正受益者，恰恰是这种技术的倡导者宣称想要打倒的华尔街和大型科技集团。例如，摩根大通和微软最近就决定联手经营一套基于微软资料中心的「联盟链」，以增强支配金融服务的力量。高盛集团和香港的中央银行、世界银行，甚至是万事达卡和Visa本身也宣布类似的区块链专案。¹⁴加密货币不但没有使世界走向乌托邦，还反而成为云端金融的又一项工具与云端资本积累的推手。

区块链无疑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工具。我当年第一次接触它之后写道：区块链是我们尚未发现的某个问题的绝妙解答。但如果问题是如何纠正资本主义弊端或推翻数位封建主义，加密货币将没有办法帮上忙。因为资本主义和数位封建主义都是无所不包的剥削制度，本质上有能力将科技创新收为己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加密货币为金融资本服务。在数位封建主义下，加密货币助长了云端资本的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密货币技术不能在某些情况下为进步人士服务。如果有天我们能使云端资本社会化与经济民主化，区块链技术就能派上用场。¹⁵但这一切要有望成真，哪怕只是一丁点希望，我们都必须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数位封建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社会民主不可行且加密货币是虚假的希望，我们要如何建立一套替代数位封建主义的体制？

想像另一个现在

爸，我们左派之所以一直失败，原因之一是我们未能回答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我曾在酒吧里遇到一位自称「伦敦东区保守党人的先生，他听说酒吧里有我这一号社会主义者后，这么向我问道：「如果你不喜欢我们既有的制度，你要用什么来替代？这套制度将如何运作？我洗耳恭听，说服我吧！」当时我甚至没有尝试回答，并非只是因为拥挤的酒吧里十分嘈杂，使我几乎听不到自 己的想法，主要是因为我其实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使我稍感欣慰的是，杰出的马克思本人也是如此。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自信或想像力的人，但他拒绝明确描述他所预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模样（他只希望这种体制可以取代资本帝国）。为什么呢？马克思为自 己不提出社会主义蓝图辩解的理由很聪明：对一位在大英图书馆阅览室工作或在自家雅致客厅聊天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这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社会主义世界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在追求集体利益的过程中因时制宜地打造出来 ──至少马克思是这么说的。但现在，我们已从苏联的共产经验和西欧的社会民主经验中得知，马克思的想法太过一厢情愿，因为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蓝图根本不曾在任何地方出现过。那么我自 己不提出蓝图的理由是什么呢？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乌托邦蓝图不仅极其困难，而且存在有危险。但如果不能针对这个难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就不可能吸引够多同道参与，投身夺回思想、身体和环境的大业。

爸，那次酒吧邂逅数周后，我看到一篇书评，评论的是我写给你孙女那本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小书。¹⁶评论者是我政治上的对手，当时担任爱尔兰财政部长。他出乎意料地针对我那本书写了一些好话，但也不出所料地严厉批评我呼吁的全面性变革。他写道，「无论是呼吁建立『真正的民主』，还是要建立对科技和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制，这两件事都与他对创业精神和个人主动性的赞赏格格不入。」哎呀，我想，这家伙说得对。现在是时候停止逃避，提出一个具体且令人信服的替代制度蓝图了！这套制度将结合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制、个人 自由、容得下创新思维和科技进步的空间，以及民主──没错，真正的民主。

这项任务既明确又艰巨，因为我必须解释生产、分配、创新、土地使用、房屋、货币、物价等等，在一个已经将土地和资本（包括那些仰赖演算法与人工智慧驱动的云端资本）社会化的社会中将如何运作。我必须解释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运作方式，还得解释民主意味着什么，以及民主将如何运作。爸，悄悄告诉你，我为此坐下来写一本书时，简直就是处于恐慌状态，因为这个责任简直就是炼狱般的考验。

一两天后，我觉得自 己写不下去了。我关于企业将如何运作或货币要如何发行的每一个想法，都立即被我自 己的反对意见击败了。眼看我再也没有进展，然后我忽然有了灵感。如果作家不同意自 己所写的一切，他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写一部小说，里面有好几个人物，分别代表在我脑海中竞逐影响力的某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