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封建主义

你可以试图想像，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的其他方面会是什么模样。我接下来必须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这是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古老的基础），以及权力的分享方式。

商业区租金收取制度的关键，在于「持续拍卖转租方案^（Permanent Auction Subletting Scheme^，简称为PASS^{），该机制旨在}确保社区能从商业区提取最多租金，用来投资于社会区。PASS的原理有点像是在两个人之间公平分配蛋糕的著名技巧：由一个人切蛋糕，另一个人先选择要哪一块。基于同样的精神，PASS创造了一种持续举行的拍卖，由商业区的现行占用者与潜在占用者竞争。

每年一次，作为商业区房产的现行占用者，你必须登入PASS系统，根据两条规则提交你对所占用房产的估值。第一条规则是，PASS将按照你自行估计的房产市值的某个固定百分比计算你每月必须支付的租金 ──无需审计、没有繁琐的手续、无需讨价还价、无需房屋仲介。很不错对吧？但还有第二条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在未来随时登入PASS系统，针对你占用的房产提出更高的估值，当这种事发生时，六个月后你就必须搬离所占用的房产，由愿意支付更高租金的人进驻。因为第二条规则，你会希望尽可能真实和准确地提出房产估值。如果你提出过高的估值，你将必须支付高于合理水准的租金；而如果你低估了房产的价值，你会面临较高的后悔风险，因为一旦有人提出更高估值，一个比较接近真实价值的估值，你就会无法继续占用那个房

产。

PASS的美妙之处是县级协会不必设定商业区的租金水准。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只是决定将哪些土地和房产划归商业区，哪些划归社会区。如果把太多土地划给社会区，可以用来投资于社会区的资金就会太少。另一方面，扩大商业区则会缩减社会住宅和社会企业的可用空间。一旦县级协会决定了如何解决这项取舍，等待他们的就是更困难的第二项任务：界定社会住宅（尤其是条件较好的社会住宅）的分配标准。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因此县级协会由哪些人组成至关重要。

选举产生的县级协会将以选举制度的专制，取代土地所有权的专制。毕竟选举制度本身就倾向产生强大的阶级制度，古雅典的民主主义者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而反对选举，代之以抽签的形式 ──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正是源自于这种理念。如果说在一个科技先进的社会里，有什么方式可以重新创造出共有土地，那么由随机抽选的在地人组成的县级协会肯定就是。

透过全国性的公民大会，前述原则将能超越地区和县的层级，应用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上。公民大会由全国各地随机挑选的公民组成，可以成为构想、政策和立法的试验场。公民大会成员的审议有助于研拟法案，再交由国会辩论和通过。²¹民主终于又再次回到民众手上。

推翻数位封建主义的云端起义

在本书中，我简单介绍了我认为正在取代，或在许多方面已经取代资本主义的体制，而我称之为「数位封建主义」。过去我每次提出这项论点，左派人士的反应总是惊愕，有时甚至是愤怒。这也不难理解：爸，只要有人像你一样，因为坚信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如马克思所预言）而得到慰藉，就必然会对后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但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感到沮丧和失望，何况取而代之的新制度甚至比资本主义更糟糕。但左派的反应还有更令人不安的另一个原因。

一名马克思主义倡议者曾以友善而坦率的态度，对我说出他的高见：「雅尼斯，如果你说得对，也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之外同样会出现剥削，那么光是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也不足以成事！」这正是我的看法。我并不是认为不再需要将工厂工人、火车司机、教师和护士组织起来。我想说的是，这远远不够。在一个日益受云端资本（主要靠无薪云端佃农的免费劳动生产出来）支配的世界里，只靠无产阶级（与不稳定无产阶级）是没有办法扳回一城的。要想有机会推翻数位封建主义、使民主回到民众手上，我们必须集结的就不仅是传统的无产阶级和云端无产者，还有云端佃农，以及至少部分附庸资本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大联盟，才能对数位封建主义带来足够的打击。

这确实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反抗资本的过分权力本来就是非常艰巨。每当我想起十九世纪劳工因为组织工会而付出的代价时，总会感到不寒而栗。工厂工人、矿工、码头工人、剪羊毛工、女裁缝师参与工会活动，可能会被骑警和资本家雇用的暴徒殴打。最重要的是，他们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而当年只要少一天工资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家人挨饿。就算他们成功发动罢工，争取到的加薪也必须与没有参与罢工的人分享，这一点使动员劳工参与抗争变得更不划算。但他们还是动员起来了，不畏艰险，哪怕个人几乎肯定得付出庞大代价，仍愿意为了微薄且不确定的共同利益投入劳工运动。

数位封建主义为想要动员起来的反对者设置了一道巨大的新障碍，那就是云端佃农和云端无产者之间的实体隔离。我们经由个人萤幕、个人手机、监控和管理亚马逊仓库工人的数位装置与云端资本互动，并受制于这种资本。人们聚集的机会减少，集体行动就变得更困难。但与此同时，云端资本也赋予那些胆敢梦想联合起来推翻它的人一股强大的新力量：他们可以经由云端建立联盟，组织和采取行动。

这正是早期的推特让人鼓舞的一大原因，因为它声称可以促进群众动员。从「阿拉伯之春」到「黑人的命也是命」，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的可能与局限。但我想说的并不只是经由云端进行动员，而是利用云端系统和科技开展行动。在《另一个现在》那本书中，我设想了一次针对云端资本公司展开的全球行动，就从亚马逊开始。想像一下，有个国际工会联盟号召亚马逊全球的仓库工人停工一天。²²只靠停工本身，固然难以起到重大作用，但如果有一场更广泛的运动能说服世界各地足够多的用户和顾客在这一天不上亚马逊网站，在这段短暂时间里抵制自 己的云端佃农或附庸资本家身分，行动的力道就会增强。这种行动造成的个人不便微不足道，但其累积效应却十分显著。即使只是略微成功，例如导致亚马逊的正常收入减少百分之十，或是亚马逊仓库工人罢工导致出货中断二十四小时，这种行动也可能足以使亚马逊的股价显著受挫，而这是传统的劳工行动无法做到的。就这样，云端无产者和云端佃农可以有效联合起来。这就是我所说的云端动员。

云端动员的美妙之处，在于颠覆了传统集体行动的利害：过去是以最大的个人牺牲争取微薄的集体利益，现在变成了最小的个人牺牲有望带来巨大的集体暨个人利益。这种逆转有可能造就云端佃农和云端无产者的大团结，使他们能够建立规模够大的联盟，破坏云端资本家对数十亿人的宰制。

当然，这种针对一家或多家大型云端资本公司的行动是不够的。

我设想的云端起义必须招揽许多不同类型的支持者，包括那些看到自己的水费单或电费帐单会失眠的人。借由精密计算的针对性罢缴费用行动，可能导致民营公用事业的股票和衍生商品价格受挫。如果时机把握得当，这些和平的游击战有机会对大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造成巨大损害（这些大企业的命运如今与云端金融的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连）。如果倡议者能适当结合其他行动，例如针对企业在奈及利亚压榨劳工或在刚果破坏自然保护区的行径，在美国发起消费者杯葛行动，则这类起义还有望获得国际支持。

另一种运动可以是邀请世界各地的人提名表现恶劣的公司，例如滥用零工时契约或薪资特低、碳足迹极大或工作条件很差，又或者习惯利用「缩编」推高公司股价等等，然后针对那些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退休基金，发起大规模拒绝提拨退休金的行动。只要宣布对某些退休基金发起这类行动，就足以导致相关公司的股价大跌，并促使忧心忡忡的投资人从相关的股票基金中撤资。

受维基解密启发，我在《另一个现在》中设想了一种行动：一群起义者制造并上传了电脑病毒，只是为了提高资讯透明度 ──这些病毒程式将追踪云端资本家、政府机构与不良行为者（例如化石燃料公司）不为人所知的数位联系，并将情况公诸于众。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或如何可能做到，但我确信，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使这些机构知道有数十亿双眼睛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他们将会瘫痪。而随着这数十亿人恍然大悟与了解真相，起义者联盟将召唤到更多盟友支持。

这一切既非易事，也非必然发生。但这一切难道比十九世纪的矿工、女裁缝师、码头工人所设想并牺牲生命去达成的目标更困难或更不切实际吗？云端资本夺走了我们很多，但也给了想要重夺自由和民主的人一些机会。此中得失孰轻孰重，有待未来的我们来决定与证

最后一次回到你的问题

爸，你年轻时就已经认识到重要的真相。你在一九四○年代就推测，私有资本只能由极少数人拥有。只要资本是私有的，其本质就是倾向集中。但资本集中也意味着权力集中，代表除非社会支配资本，否则无论是自由、自治、社会民主或自由民主，一切都是徒劳，都是空洞的名词，只是美化了无可避免的资本暴政。

一九八一年，社会主义者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希腊大选，当时你很高兴我们不再需要害怕秘密警察。但就在周遭所有人都沉醉于当时的社会氛围时，你却固执地保持悲观。你坚持认为，如果工作没有民主化，则无论政府中的社会民主派多么好心或聪明，社会民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结果历史证明你是对的，只是你不会因此而高兴。

当然，我们最大的失败不是社会民主派在希腊或其他地方失败，而是苏联政治实验的失败，那是唯一一次由社会控制资本的大规模尝试。这次尝试在科学技术方面产生了重大创新，但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却未能利用这些创新来服务社会。苏联科学家发明了「模控学」，有可能比Google或亚马逊早几十年开始自动协调人们的偏好和努力。但苏联由上而下的体制无法利用这些新科技来造福它理应服务的社会。结果就是骇人听闻的专制和老百姓的日常苦役，导致苏联的政治实验在一九九一年彻底失败。

随后，私有资本在全球肆意横冲直撞，最终导致了二○○八年的崩盘和云端资本的崛起 ──这种资本是私有资本最可怕的变种，拥有篡夺思想和市场控制权的惊人力量。云端资本家利用主要央行源源不绝的资金供应，建立了他们的云端资本帝国，而我们就像史泰拉克的动凡达，被连接到数位封建主义的电路中。

明。

爸，所以你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答案里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网际网路孕育了一种新资本，扼杀了资本主义，代之以一种更加恶劣的制度。好消息是，我们现在掌握了苏联人和致力改革的社会民主派不曾拥有的工具，而我们或许可以利用这些工具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公有制。简而言之，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新形式的奴役之下，但眼前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若能好好把握，就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建立一种相对从容，又能够最大化自由且由下而上的共产体制。

我们把握这个机会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真的不知道。但话说回来，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七七六年时真的能想像实现普选权或废除奴隶制度吗？我只能说我还记得你和赫西俄德的教诲：人类在科技革命方面的非凡本事使我们不会原地踏步。正是同样的本事猛烈地将我们推入矛盾之中，去面对随之而来的许多抉择。如今，我们正快速接近一个交岔路口，那里的两条路一条通往类似《星舰迷航记》的世界（那里的机器将帮助我们改善自 己），一条通往类似《骇客任务》的反乌托邦世界（人类在那里只是为机器帝国提供动力的燃料）。

我相信，多数人都认为野蛮状态、气候末日和《骇客任务》那种世界发生的可能性远高于任何好结果。但话又说回来，每当人们认为好结果必将出现时，结果往往不是迎来新暴政就是理想失败。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你在战俘营的同志，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即将带来救赎，而你虽然对他们的信心深感怀疑，却也还是熬过了战俘营的艰苦日子。今天的我们也必须如法炮制。只要云端起义还有成功的机会，哪怕机会再渺茫，我们都得抱着希望采取行动，因为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唯一可能。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亚里斯多德视为人类终极目标的「幸福」（eudaimonia）。爸，至少我们现在坚持下去的理由，不会比你当年身处战俘营那个鬼地方时来得少。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点，他认为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处于一种「疏离」或「异化」的状态，因为我们并不拥有自 己劳动的产物，对事情该怎么做也没有发言权。在数位封建主义下，我们甚至不再拥有自 己的思想。眼下所有的无产阶级都正在变成云端无产者（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和云端佃农（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所有的自雇打拼者都正在变成云端附庸资本家或云端佃农。私有化和私募股权业者倒卖我们周遭的物质财富，云端资本则倒卖我们的思想。为了让个人能够保有自 己的思想，我们必须集体夺回云端资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些云端人造物，从生产出来的行为改变工具转变为生产出来的人类协作和解放工具。

全世界的云端佃农、云端无产者和云端附庸资本家联合起来！除了束缚我们思想的锁链，我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1 ^{史泰拉克的表演名为 〈动凡达〉 （}Movatar^），是2000 CYBERCULTURES^的一^部分，在澳洲卡苏拉（Casula）的卡苏拉发电厂举行。

这方面的更多讨论可参考我的著作《爸爸寄来的经济学情书》。

3 凯因斯做过一个著名的选美比喻来解释为何股票的「真实」价值是不可能知道的。股市参与者对判断哪一个参赛者最美不感兴趣，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对多数人认为谁最美以及多数人认为多数人怎么想的判断 ──这因此变得像猫追逐自 己的尾巴。凯因斯的选美比喻揭示了现今年轻人的悲剧。

4 ^参见Johann Hari, Stolen Focus: Why You Can’t Pay Attention, Bloomsbury, 2022.

5 布莱尔（Tony Blair）的政府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其任内，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经费得以增加，财源为从伦敦金融城不断增长的利润中抽取一小部分 ──至少在2007/8年金融业崩盘前是这样，那次崩盘导致政府动用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救助金融公司和业界人士。

6 在边际成本（多提供一个单位的产品的成本，例如多提供一分钟的宽频、一部串流影片、一本电子书的成本）趋于零的世界，价格消失了，赚大钱只能靠收取云端租金（例如脸书向用户收取宣传贴文的费用，或亚马逊向利用其平台销售产品的卖家收取35%的收入）。

7 作家暨科技巨头批判者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说得好：「为平台工作可能就像为这种老板工作：他每次发薪水给你都会针对你违反规则的所有作为扣你钱，但他不会告诉你那些规则是什么，因为如果他告诉你，你就会想出如何违反规则而不被他发现并扣你钱。内容审核是唯一一个视『借由隐匿保障安全』为典范的领域。」

8 在1990和2000年代，行动通讯业者竭力阻止监理机关强制要求他们实现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有了互通性，行动通讯业者的顾客不需要额外付费即可打给竞争对手网络的用户，也可以保留电话号码转用其他公司的网络。借由强制要求实现互通性，监理机关成功地使电讯公司之间的竞争大大增加，而服务收费则降低了。云端资本家害怕云端互通性要求，因为这将使用户可以迁移到另一个云端领地而不会丢失自 己的资料、电子书、聊天纪录、照片、音乐之类的东西。但是，因为用户希望移转的个人资料十分复杂（并非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份联络人清单），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云端资本家其实并不担心。

9 在1950和1960年代，巴勒斯坦人、库德人和西撒哈拉人的要求遭到保守派抨击，其自决权的道德基础受到质疑。同样的，拉丁美洲、埃及、韩国等地人民的民主要求也遭到抵制，反对理由以柏克式论点为基础，声称他们的社会尚未发展出足以充当民主支柱的社会习俗和机构。但是，1991年之后，这些保守派对建国和民主要求的质疑消失了 ──当然是选择性的，例如针对前南斯拉夫，而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打着推动中东民主化的旗号，然后这一切都是在北约军队带领下发生。

10 那篇文章是2008年10月31日上传的，标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11 ^这个例子^借用 ^自 Nicholas Shaxson^的以^下著作：The Curse of Finance: How global fina 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 The Bodley Head, 2018^。

12 这里我指的是以太坊加密货币，它与原始的比特币不同，除了可以用来付款，还可以用来传送其他类型的资料，例如用来参与投票和传送数位契约。

13 中本聪在2008年的原始论文中这么总结点对点验证过程：「节点同时工作，几乎不需要协调。它们不需要被识别，因为讯息不会被发送到任何特定的地方，只需要尽力传递。节点可以随意离开和重新加入网络，接受工作量证明链作为它们离开时发生的事情的证明。节点用CPU算力来投票，借由延长有效区块来表达对其接受，借由拒绝在无效区块上工作来表达对其抵制。所有需要的规则和激励都可以利用这种共识机制来执行。

14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导，高盛已经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国际清算银行等金融机构联手。他们的联合计划名为Genesis，旨在利用区块链帮助绿色债券买家追踪相关的碳排放额度的变化。世界银行也正使用名为Chia的区块链系统做类似的事。

15 早在2014年，我就准备了一些工具，希望能帮助未来进步的希腊政府创建一种不受欧洲央行和系统性银行控制的支付系统。为此我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设计方案，我称之为财政货币。一年后，我出任希腊财政部长，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着手将该设计方案付诸实行。不幸的是，当时的总理否决了启动该方案，屈服于国际金融建制，我因此别无选择，只能辞去财长一职。参见我2017年出版的著作《房间里的大人》。

16 ^参见Paschal Donohoe^{对《爸爸寄来的经济学情书》的评论，}2017^年11月 4 日 ^刊于《爱尔兰时报》。

17 ^该书2020^年由The Bodley Head^出版。

18 这是我对之前提到的爱尔兰财政部长的回答，他假定我终结股票市场和私人投资者资本所有权的意图不利于创业主动性和创新。

19 在我撰写本文的2023年4月，虽然主要央行因为对抗大通膨的既定目标而不打算创造新的货币供给，但一连串的银行倒闭事件迫使它们印钞以十亿美元计来支持纾困。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解释，2008年之后，央行提供的资金已经取代资本主义利润成为经济体系的燃料。

20 注意，这两个税项符合凯因斯在1944年布列敦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国际清算联盟的精神（该联盟基于一种名为Bancor的货币，而不是我提出的Kosmos），该会议建立了战后金融体系，而凯因斯的提议被与会的美国代表毫不客气地摒弃了。不出所料，美国代表强迫各国接受美元成为全球金融的核心货币。

21 公民大会与国会并行运作的想法当然不是我原创的。爱尔兰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公民大会，名为An Tionól Saoránach，意思是「我们公民」。它在辩论堕胎问题和拟定相关公投题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题目经国会核准后交由爱尔兰人民表决。另^请参阅David Van Reybrouck 2016^{年出版的著作}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它详细说明了公民大会可以如何应用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上。

22 ^《另一^{个现在》出版之后，创建「进步国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的一^些人恰恰发起了这样一场国际运动，而他们的旗帜是#MakeAmazonPay（意为「让亚马逊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