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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无法直接购买建筑师乍现的灵光、服务生发自内心的微笑、教师感动的眼泪,对雇主来说是极其沮丧的挫败,因为没有这些,工作就不会产生价值。但其实雇主就像是顾客花一千元买一件夹克,结果发现夹克的内衬藏着两千元。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是,雇主早就破产了!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项资本主义的秘密时,觉得这项解释十分吸引人:原来资本家的利润要归功于他们的某种无能,也就是不可能直接购买体验式劳动。对资本家而言,这种无能简直就是好事一桩!因为资本家为了得到员工的商品劳动而支付的交换价值(工资),其实低于员工经由体验式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交换价值,两者的差额最终落入了资本家的口袋。换句话说,劳动的双重性质正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
具有双重性质的并非只有劳动。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主流宣传都声称「利润」是「资本」的代价或报酬:拥有资本的人,无论是拥有工具、原物料、货币或任何可用来生产可销售商品的东西,都能借由资本来赚取利润,就像工人利用他们的劳动赚取工资那样。但我拒绝接受这个观点,因为我明白利润其实源自于劳动的双重性质。当年我甚至还没接触马克思的著作,就只是因为受到爸妈的教导和启发。结果,我越是思考资本,就越确信它也具有双重性质,一如光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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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一种性质是「商品资本」,例如鱼竿、拖拉机、公司的伺服器,或任何为了用来生产其他商品而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资本的另一种性质则完全不像商品。假设我发现我拥有一些工具,例如前面提到的鱼竿、拖拉机、伺服器,而你需要那些工具来生产你家赖以为生的必需品。如此一来,我就掌握了迫使你做事的力量,也就是「权力资本」,而我就可以要求你为我工作,以换取使用我那些工具的权利。简而言之,资本既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商品资本),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权力资本) ──就像劳动分为商品劳动和体验式劳动那样。
当我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总是忍不住带着我从父母亲那里学到的领悟(我妈对工作的不满,以及我爸从那位伟大的二十世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的启发),带着这样的滤镜来读他的话。虽然我为自己看到事物的二元性感到高兴,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不安:我从爱因斯坦的光理论(或者该说是我对这项理论的浅薄理解)大胆推断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不知道爱因斯坦对此有何看法?会不会是我爸无意中扭曲了爱因斯坦的观点,导致我的想像力因为一个不可靠甚或可能错误的隐喻而离题骋驰?
许多年后,我偶然看到爱因斯坦自 己写的这句话:「即使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其产出的价值决定,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句话出现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题目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Why Socialism?)。看完这篇文章,我松了一口气。我确定自 己没有肆意曲解爱因斯坦的见解。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将劳动分为本质上不一致的两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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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奇特的货币入门
阿尔伯特叔叔(我爸有时会这么称呼爱因斯坦)在资本主义方面予我的教育尚未结束。在打开我的眼界、使我认识到劳动和资本的双重性质之后,爱因斯坦还借由另一种更迂回的方式,引导我认识货币的双重性质。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是在这一部分登场。
一九○五年,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鼓起勇气告诉深感怀疑的世人,光是一种连续波场,由类似粒子的东西构成,此外能量与物质在本质上「相连」,借由历史上最著名的方程式连结起来:E=mc2(物体所含的能量等于其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十年后,爱因斯坦扩展了这个狭义相对论来阐明物理史上最大的难题:重力。
只有胆子够大的人,才能接受爱因斯坦提出的这项广义相对论。要掌握这项理论,我们必须先接受一种否定感官知觉的思考方式。爱因斯坦解释道,若想理解重力,你必须停止视空间为宇宙所在的一个盒子。物质与能量合而为一,塑造了空间的轮廓和时间的流动。要理解空间与时间,或物质与能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视为最密不可分的伴侣。我们经由最短的路径穿越这个四维时空,感受到的就是重力。
我们的大脑很难理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而这并不奇怪。毕竟人类这个物种是在一个星球的表面上演化出来,而这个星球相对于外面的宇宙真是小得微不足道。在我们所处的有限领域里,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感官提供的有益错觉,例如相信草是绿色的,相信直线真的存在,或者相信时间恒定且与我们的运动无关。这些信念并非事实,却对我们很有用,建筑师得以因此设计出安全的建筑,手表能够协调我们在预定的时间开会。我们也会在撞球的母球撞击到彩色球时,确信眼前所见具有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这些错觉离开我们的星球,进入外面浩瀚的宇宙,我们就将迷失在空间里头。同样的,我们如果深入观察构成身体(或我们所坐的椅子)的次原子粒子世界,也会发现原本习惯的因果关系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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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与货币有什么关系?我们先从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经济学著作说起,那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该书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作者就是凯因斯,他希望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迟迟未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复苏。此书 书 名 刻 意 影 射 爱 因 斯 坦 的 广 义 相 对 论 ( General Theory ofRelativity)。凯因斯曾与爱因斯坦见面,了解他的研究,选择这个书名是为了宣示他的理论与传统经济学彻底决裂 ──就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古典物理学决裂那般彻底和果断。
凯因斯曾经说过,那些认定货币只是一种商品的经济学同侪「就像非欧几里得世界里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家」 ──这句话再次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影响。凯因斯当年认为,传统的货币经济思维正在伤害人类。传统经济学家就像落伍的太空船设计师,灾难性地仰赖欧几里得而非爱因斯坦的学说。这些人仰赖错觉,这些错觉在单一市场的微观世界里有用(例如马铃薯市场通常可以用降价的方式来促进销售),但如果应用在整个经济体(总体经济)就会导致灾难 ──在总体经济中,货币的价格(利率)下跌可能永远不会促进反映在投资和就业上的货币流通。
就像爱因斯坦终结了我们认为时间独立于空间之外的错觉那样,凯因斯希望我们不再把货币当成一种商品,一种独立于或有别于市场活动及工作场所活动之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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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饱受有关货币的各种愚蠢想法困扰。无知的政客诉诸节俭的隐喻,为适得其反的撙节政策(又称紧缩政策)辩护。央行官员同时面对通膨和通缩,就像寓言故事中那头驴子,既渴又饿,最后因为无法决定先喝水还是先吃东西而死去。加密货币爱好者怂恿我们支持终极货币商品比特币及其各种后来者,借此来修复世界。科技巨头正在创造自 己的数位货币,希望以此引诱我们更深陷有毒的平台网路。
面对这种精心策划的混淆,我想不出比凯因斯的建议更好的应对方式(他这项建议源自爱因斯坦):不要再把货币视为某种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工作中、游戏中乃至于社会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没错,货币确实是一种商品,在这一点上并不特别。但货币的意义远非只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它反映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我们与科技的关系,而科技就是我们改造物质的手段。又或者正如马克思诗意地写道:
货币是人类的异化能力。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本质上无力做到的,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每一种力量都变成它的反面。<sup>6</sup>
要自由地选择,还是自由地失败?
二○一五年初,历史上的一场意外使我成为希腊财政部长。因为我的任务涉及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与组织起冲突,国际媒体纷纷从我的文章、著作和演讲中寻找蛛丝马迹,希望有助于推断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对我自称是「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libertarianMarxist)感到困惑 ──这个自我描述立即遭到若干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嘲笑。一名粗鲁的采访者追问我这个「明显的混淆」源自哪里时,我开玩笑地答道:「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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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真的,父亲对我另一项关键的政治启蒙有着间接贡献: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真诚地珍视自由,却又能够忍受资本主义(或者反过来说,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左派又不支持自由)。是父亲和支持女性主义的母亲让我明白,「资本主义关乎自由、效率和民主,社会主义则关乎正义、平等和大政府」这种可悲的传统谬论有多么站不住脚。事实上,打从一开始,左派极力追求的就是解放与自由。
在十二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已经根深柢固,当时的经济生活不涉及什么经济选择。如果你出生在地主家庭,你绝不会想到要卖掉祖先留下来的土地。而如果你生来就是佃农,你将被迫为地主在土地上劳作,绝不会幻想自 己有天将拥有土地。简而言之,土地和劳动力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商品。它们没有市价。绝大多数时候,它们的所有权只会因为征服战争、王室法令或某些灾难而改变。
然后,十八世纪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拜航运和航海技术进步所赐,羊毛、亚麻布、丝绸和香料等商品的国际贸易使土地变得有利可图,英国的地主因此产生一个想法:何不把佃农从生产不值钱的芜菁土地上大规模驱逐出去,在那些土地上牧羊,为国际市场生产珍贵的羊毛?这种驱逐佃农的行动,我们现在称之为「圈地运动」(因为这涉及将土地圈围起来,将农民与他们祖先辛苦耕种多个世纪的土地隔离开来),多数人因此得到人类在发明农业之后失去的东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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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可以选择把土地租出去,租金反映土地可以生产的羊毛价值。被赶走的佃农可以选择以劳动换取工资。当然,在现实中,可以自由地选择与可以自由地失败并无差别。拒绝为了微薄的工资做脏活的前佃农会饿死,拒绝顺从土地商品化潮流的高傲贵族则会破产。随着封建制度退潮,经济选择出现了,但这种选择的自由程度就像黑手党人给你的选择一样。他们会笑着对你说:「我会提出你无法拒绝的条件。」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包含马克思及为左派奠基的其他思想家在内,他们全都着眼于解放人类。具体而言,当时他们特别聚焦于如何将我们从科学怪人式的梦魇(人类创造出自 己无法控制的怪物,尤其是指涉工业革命的机器)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宣言》中有一段永恒的话语这么说: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曾经创造出仿佛法术一般庞大的生产工具和交换手段,现在却像是个无力的魔法师,无法支配自 己用法术召唤出来的魔鬼。<sup>7</sup>
一个多世纪以来,左派最重要的关怀,就是摆脱人类自 己造成的不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左派基本上支持反蓄奴运动、女性参政权运动、一九三○和四○年代庇护受迫害犹太人的团体、一九五○和六○年代的黑人解放组织,以及一九七○年代旧金山、雪梨和伦敦街头的第一批同性恋平权运动者。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种「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听起来像笑话的境地呢?
答案是,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候,左派自 己把自由给交换掉了。在东方(从俄罗斯到中国、柬埔寨和越南),对解放的追求被极权式平等取代。在西方,左派将自由留给自 己的政治对手,放弃自由以换取定义不清的公平观。人们一旦认为自 己必须在自由与公平之间、在不公正的民主与国家强加的悲惨平等之间做出选择,左派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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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的节礼日(十二月 二十六日),我前往雅典与父母亲共度数天。我们在同一个红砖壁炉前边吃晚饭边聊天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旗正在被缓缓降下。因为我爸曾热衷于共产主义,而我妈则倾向支持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当时共享着相同的心情。他们知道,在那天晚上,历史不但标志着苏联的灭亡,还标志了社会民主理想的终结──在这种理想中,人类奉行混合经济模式,政府提供公共财,民间产业生产大量的诱人商品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总之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所有者与那些除了劳动力之外无物可卖的人,经由政治调解达成了停战协议,不平等和剥削因而受到了抑制。
我们三人虽然没有黯然神伤,但也都慎重认为,一旦左派不再坚信资本主义因为低效而极不公正、因为不自由而不正义、因为非理性而混乱,我们当时目睹的失败也就无可避免。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我问爸妈自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妈妈说是选择伙伴和人生计划的能力。爸爸的答案也差不多:有时间阅读、试验和写作。亲爱的读者,无论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以各种令人崩溃的方式自由地失败都不可能是自由。
父亲的问题
如今,资本主义之于人类就像水之于鱼: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视它为某种无形的、不可替代的、自然的天空,而我们优游于其中。正如评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名言指出,人们开始发现,想像世界末日 比想像资本主义灭亡来得容易。但对我父亲那一代的左派来说,一九四○年代中后期曾有一段短暂的时间,资本主义灭亡似乎只是几年或甚至几个月内的事。但后来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资本主义灭亡也变得越来越遥远,最终在一九九一年变成了我们无法预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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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相信资本主义不会长久的那一代人,爸爸在断定他活不到资本主义灭亡的那天之后,仍继续思考资本主义可能如何终结。不过,在我们进行那些炉边实验约十年后,随着社会主义理想严重受挫,而我埋头研读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父亲也越来越沉浸于对古代科技的研究。
父亲觉得他可以毫无愧疚地把探索资本主义奥秘的工作交给我,而他自 己则尽情享受考古研究带给他的无穷乐趣。他不时揣测资本主义有朝一日将如何终结,以及又将由什么取而代之。他希望资本主义灭亡时不会发出一声巨响,因为发出巨响往往意味着大量好人受害;他希望社会主义岛屿在我们广袤的资本主义群岛中自发出现,然后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一整块大陆,由科技先进的平民老百姓主导。
一九八七年,父亲请我帮忙组装他的第一台桌上型电脑。他称它为「一台精美的打字机」,最特别之处是拥有在萤幕上编辑的功能。他开玩笑说:「想像一下大胡子拥有一台这样的电脑,马克思全集将会增加多少卷。」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在随后几年里,他用这台机器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书籍,探讨古希腊科技与文学之间如何互相影响。
六年后的一九九三年,我带着一台笨重的早期数据机来到位于帕列奥弗利罗的家中,将爸爸的电脑连接上刚起步的网际网路。「这将改变一切,」他说,费力地尝试拨号连上慢得可怜的希腊网路。接着他问了我一个精辟的好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启发我写下这本书:「既然现在的电脑可以互通讯息,这种网路是否会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加不可撼动?还是终将暴露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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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忙于自 己的事业和当上财政部长的戏剧事件,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回答父亲的问题。到我终于自认可以给他一个答案时,父亲已经高龄九十五岁,难以再与我进行思想交流。数年后的今天,在他去世的数周后,我在这本书里写下了我的答案。虽然晚了一些,但我希望他这个问题不至于白费。
[1] 译注:希腊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四年处于右派军事独裁统治时期,那是本书作者六岁 至十三岁的阶段。
1 9:360
174–200
<sub>3</sub> 马克思<sub>1856</sub>年在《人民报》(<sub>People’s</sub> <sub>Paper</sub>)创刊周年活动上的演讲
4 1848年的《共产主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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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844
7 1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