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重复

[142]不过，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或舍斯托夫(Chestov)那里，只须带着充分的坚持来提出问题就足够了，因为发问是要使所有回答缄口，而非激起它们。发问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自身原本的存在论意义：发问的(非)存在不能被还原为否定之物的非存在。不存在原初的、最终的回答或解决，存在的只是借助于所有面具下面的面具和所有位置背后的移置的发问一问题。“认为生命与死亡的问题或爱情、性别差异的问题须要得到解决，其至须要以科学的方式被提出”，这很幼稚——虽然这些提出和解决必然要发生，必然要在某一时刻介入到它们的展开过程之流中。问题涉及的是永恒的伪装，发问涉及的是永恒的移置。神经病患者或精神病患者也许以自己的痛苦为代价，探索着这一终极的原初基底，前者追问如何使问题移置，后者追问于何处发问。对于一个不停在移置的发问或一个不停在伪装的问题来说，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受苦恰恰是它们的唯一回答。不是他们的所言所思，而是他们的生命作为范例超越了他们的所言所思。他们见证了这种超越性，见证了关于真与假的最为奇特的游戏。这一游戏不再是在回答与解决的层面上被建立起来，而是在问题自身中、在发问自身中，亦即在假成为了真的探索方式、成为了它的本质性伪装或基本移置的固有空间中被建立起来的：这里，伪(pseudos)成为了真的激情痛苦]。发问的强力始终来自于回答之外的地方，而且它享有一个不听任自己被消解的自由基底。发问与问题的持存性、超越性，以及存在论层面上的维持不是在充足理由的合目的性形式(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下被解释的，它们是在差异与重复的离散形式下被解释的：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和“稍稍重复一下”。「143]这里没有差异，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寄寓于回答中的相同，而是因为它只存在于发问之中，存在于保证了差异的运送和伪装的发问之重复中。因此，问题与发问属于无意识，而无意识从本性上说是微分的「差异的]和反复的，是系列的、提问的和发问的。是对立的还是微分的「差异的]，是处于冲突之中的宏大力量的无意识还是成系列的微小元素的无意识，是对立的宏大表象的无意识还是微分的[差异的]微知觉①的无意识，当人们追问无意识归根到底是什么时，人们似乎复活了莱布尼茨主义传统与康德主义传统之间那种古老的迟疑和争论。但是，如果弗洛伊德完全是站在一种黑格尔式的后康德主义一边，亦即一种对立的无意识一边，他为什么会对莱布尼茨主义者费希纳(Fechner)以及他的那种“症候学主义者(symptomatologiste)”的微分的[差异的]精细表示出极高的敬意呢？事实上，关键之处根本不在于弄清无意识所内含的究竟是逻辑限制的非存在还是实在对立的非存在。因为这两种非存在无论如何都只是否定之物的形态。无意识既不是限制亦不是对立，既不是[类似性的]渐弱的无意识，也不是矛盾的无意识，它所关涉的是从本性上不同于解决一解答的问题与发问：它们是同时拒斥着否定性非存在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所驾驭的只是意识的命题—的成问题者的(非)存在。对于“无意识不知道‘不’”这一名言，我们应当直接从字面上来理解。部分对象是微知觉的元素。无意识是微分的[差异的]，它归属于微知觉。这样一来，它从本性上就不同于意识，它关涉着那些永远不能被还原为宏大对立，永远不能被还原为意识从无意识那里集聚来的整体效果(我们发现莱布尼茨的理论已经指出了这条道路)的问题与发问。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191

① 勒克莱尔(SergeLeclaire)根据作为无意识之基本范畴的发问概念概述了一种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理论。他在这种意义上区分了歇斯底里患者的发问样式(“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和强迫神经症患者的发问样式(“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还以这一发问审级为着眼点区分了神经症和精神病各自的位置。——参强迫神经症患者的生命中的死亡〉(La mort dans la vie de l'obsédé, La psychanalyse, n°2， 1956) ;〈精神病之精神治疗的原则的研究〉(A la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une psychothérapie des psychoses,E-volution psychiatrique，Ⅱ，1958)。在我们看来，这些关于患者所经验的发问的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十分重要，它们迫使我们重审否定和冲突在无意识一般中的作用。这里，它们仍然是将拉康的提示当成了源泉：关于歇斯底里与强迫神经症中的发问类型，参《写作集》(Ecrits),页303—304;关于欲望、它与需要的差异、它与“要求”和“发问”的关联，页627—630,690—693。

荣格理论的重点之一难道不是已经出现在了这里：无意识中的“审问”力量、作为“问题”与“任务”的无意识的无意识概念？荣格从中引出的结论是：一种比作为结果产生的对立更为深邃的分化过程的发现(参《自我与无意识》[Le moi etl'inconscient])。弗洛伊德的确激烈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在《狼人》(L'homme auxloups)，§V中，他坚持认为儿童并不审问、只是欲求，并且，他所碰到的不是任务，而是由对立所支配的不安——在《多拉》(Dora)，§Ⅱ中，他表明梦的核心只能是一种投入到了一个相应的冲突中去的欲望。然而，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讨论并没有被恰当地定位，因为这牵涉到弄清楚无意识是否能进行意欲之外的活动。事实上，真正应当提出的难道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欲望是否只是一种对立的力量？它难道不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发问之强力的基础上的力量？甚至连弗洛伊德所援用的多拉的梦都只能在一个问题(以及父亲一母亲、K先生—K夫人这两个系列)的视角下被阐释，而这个问题本身则展开了一个歇斯底里形式的发问(以及扮演着对象=X的角色的珠宝盒)。

192

差异与重复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193

①【译按】关于“微知觉(petites perceptions)”，参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前揭，页9：“为了更好地判断我们不能在大群之中辨别出来的这种微知觉，我惯常用我们在海岸上听到的波浪或海啸的声音来作例子。我们要象平常那样听到这声音，就必须听到构成整个声音的各个部分，换句话说，就是要听到每一个波浪的声音，虽然每一个小的声音只有在和别的声音在一起合成整个混乱的声音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怒吼中，才能为我们听到，如果发出这声音的波浪只有单独一个，是听不到的。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个波浪的运动有一点点感受，无论这些声音多么小，也必须对其中的每一个声音有点知觉；否则我们就不会对成千上万波浪的声音有所知觉，因为成千成万个零合在一起也不会构成任何东西”；亦参《以理性为基础，自然和神恩的原则》第13条：“每个灵魂认识无限，认识一切，但它是混乱地进行的，正如我走在海岸上，听到海发出大的喧闹声，我听到来自每个波涛的独特的音响，它们构成整个音响，但我无法辨别它们彼此的不同。我们的混乱的知觉是整个宇宙对我们造成的许多印象的结果，这对每个单子也是一样。唯独上帝才具有一切清晰的知识，因为他是一切的源泉”(《莱布尼茨读本》，陈乐民编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57)。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对快感原则的第二种超越，即无意识自身中的第二时间综合。第一种被动综合，亦即哈比图斯的综合，它以活生生的当前的重新开始的方式(sur le mode recommencé d'unprésent vivant)将重复呈现为纽带。它在两种互补的意义上保证了快感原则的基础，因为它同时催生了快感的一般价值(快感是精神生命在本我中必须始终服从的审级），以及幻觉性的特殊满足(这种满足要用自身的自恋形象填充每一个被动自我)。第二综合是爱若斯一144摩涅莫绪涅的综合，它将重复设定为移置和伪装，并发挥着快感原则根据的功能：实际上，关键在于了解这一原则如何应用在它所支配的东西上，在什么样的使用条件下，要以什么样的限制和深化为代价。对这些发问的回答在两个方向上被给出：一个是一般现实性法则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第一种被动综合朝着一种能动的综合和一个能动的自我前进；与此相反，沿着另一个方向，第二综合集聚了特殊的自恋性满足并使它与潜能对象的静观发生关系，而第一种被动综合就在第二综合中得到深化。快感原则在这里收获了新的条件—无论是在被生产出来的现实(réalité produite)方面，还是在被构成的性(sexualité constituée)方面。仅仅被界定为“被钳合的兴奋”的冲动现在在一种已分化的形式下显现：依循现实的能动线，它显现为自保欲力；在这一新的被动深度中，它显现为性冲动。如果说第一种被动综合构成了一种“感性论”，我们就有理由将第二种被动综合界定为一种“分析论”的等价物。如果说第一种被动综合归属于当前，那么第二种被动综合就属于过去。如果说第一种被动综合对重复的利用是为了从中倾析出差异，那么第二种被动综合则将差异包含在了重复之中；因为差异的两种形态—运送和化装，在象征的层面上影响着潜能对象的移置，在想象的层面上影响着潜能对象被体内化于其中的现实对象的伪装——已经变为重复自身的元素。所以，就弗洛伊德做出了如下行动而言，他在从爱若斯着眼对差异与重复进行分配时感觉到了困难：(1)维持着这两种因素[形态]的对立；(2)根据被取消的差异的物质性范型来理解重复；(3)将爱若斯界定为各种新差异的引入或生产。①但事实上，爱若斯的重复力量直接衍生自差异的强力，这是爱若斯从摩涅莫绪涅那里借来的，它影响着那些作为纯粹过去的大量断片的潜能对象。对爱欲的重复(répétition érotique)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爱欲的重复与差异的组合做出解释的不是记忆缺失，而是过度记忆—正如雅内(Janet)已经在某些方面预见到的那样。[145]刻画着一个始终在移置与伪装的对象的特征的“旧事如新(jamais-vu)”在作为一般纯粹过去(始终在移置与伪装的对象正是从纯粹过去那里提取出来的)的特征的“似曾相识(déjà-vu)”中延续着。依据成问题者的客观本性，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看到(vu)的；而且最终，只有陌生之物是熟悉的，只有差异是重复的。

194

差异与重复

朝向第三综合或第三种“超越”：自恋的自我、死亡欲力与空时间形式

爱若斯与摩涅莫绪涅的综合的确仍有模棱两可之处。因为现实系列(或在现实中流逝的诸当前的系列)与潜能系列(或在本性上不同于任何当前的过去的系列)在与哈比图斯之第一被动综合的关联中形成了两条分散的循环线、两个圆圈甚或同一圆圈的两条弧。但是，就那被当作潜能系列的内在界限与第二被动综合的原则的对象=X而言，现在形成了共存的系列、圆圈甚或同一圆圈的弧的是现实之前后相继的当前。下述情况不可避免：两个参照物混淆起来，纯粹过去由此重新陷入某一先前的当前(尽管这是一个神话的先前的当前)的状态中，它重新构成了那个曾被它揭露的幻相，它复活了这种源始物与派生物、起源中的同一性与派生物中的类似性的幻相。此外，正是爱若斯将自身实际体验为一个循环或一个循环的元素，而该循环的另一个对立元素则只能是位于记忆之基底处的塔纳托斯。爱若斯与塔纳托斯分别作为爱与恨、构建与毁灭、吸引与排斥组合到了一起。根据的模棱两可之处始终都是相同的：要么是将自身表象在了它强加给被它赋予了根据的东西的圆圈之中，要么是以元素的身份重新进入到了它在原则上规定了的表象之圆圈中。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195

①就爱若斯内含着两个细胞体的统一，并由此引入了全新的生命差异而言，“我们无法将重复倾向的特征(正是重复倾向最早使我们想到去探究死亡欲力的存在问题)归之于性欲力”(Freud,〈超越快感原则〉[ Au-delà du principe de plaisir，tradJankélévitch， in Essais de psychanalyse，Payot éd.]，页 70[【译按】中译参《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前揭，页61])。

潜能对象的特征从本质上说就是被遗失，现实对象的特征从本质上说就是被化装，这两种特征是自恋的强烈动机。但是，当力比多转身朝向自我或向自我回流时，当被动自我彻底变为自恋自我时，这是通过如下方式实现的：使两条线之间的差异内在化，将自身感受为那种在一条线上不断地移置，在另一条线上不断地伪装的东西。与自恋的自我不可分割的不光是一种构成性的伤口，还包括那些伪装和移置，后者贯穿了自我并构成了自我的变状。作为面具后的面具、化装下的化装，自我无法与自己的小丑区分开来，他拖着一条绿色的腿和一条红色的腿蹒跚前行着。①尽管如此，人们不能[146夸大在这个层面上产生的再组织化的重要性(它与第二综合的先前阶段对立)。因为，能动性应当在被动自我变为自恋自我的同时被思维，而且它只能作为自恋自我被动地感觉到的变状、变更被思维。自恋自我从而指向了一个作为“异己者”而在它身上产生作用的我的形式。这个虽然能动但又分裂的我仅仅是超我的基础，它是自恋的、被动的、负伤的自我的相关物，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复合整体，这个整体被利科(PaulRicœur)恰当地命名为“破产的我思(cogito avorté)”①。存在的仍然只是破产的cogito[拉：我思]和幼生的主体。如前所见，我之龟裂只是作为脱离了全部内容的纯粹空形式的时间。这是因为自恋自我虽然出现在时间之中，但它根本没有构成时间性的内容：自恋的力比多、力比多向自我的回流已经抽象掉了所有的内容。自恋的自我毋宁是与空时间形式对应而又不填充这一形式的现象，是这一形式一般的空间性现象（以不同形式呈现在神经症式阉割castrationnévrotique]和精神病式分割[morcellement psychotique]之中的正是这种空间现象)。我之中的时间形式规定了一个顺序、一个总体和一个系列。之前、之中与之后的静态形式顺序在时间中表现了自恋自我的划分或其静观的诸条件。时间的总体被集聚在了伟大行动的意象之中，这样一来，这一行动意象同时被超我呈现、禁止和预言了:行动=X。时间系列意指着被划分的自恋自我与时间总体或行动之意象的对峙。自恋自我第一次以之前的或不足的方式，以本我的方式重复(这一行动是我不能胜任的);第二次以专属于理想自我的无限的变得一相等的方式(sur le mode d'un deve-nir-égalinfini)重复;第三次以一种实现了超我之预言的之后的方式重复(本我与自我、条件与施动者全都毁灭了)！因为实践法则本身指的完全是这一空时间形式。

196

差异与重复

①【译按】参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揭，页483：“似镰刀的新月在紫红色晚霞中带着绿意嫉妒地前行……”(卷IV，“忧郁之歌”，§3)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197

① 参 Paul Ricœur,《论阐释》(De l'interprétation, Editions du Seuil, 1965),页 413—414(【译按】中译参利科，《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汪堂家、李之喆、姚满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页297)。

死亡欲力、对立与物质性的重复

当自恋自我取代了潜能对象和现实对象时，当它自身承负起了前者的移置与后者的伪装时，它并不是用一种时间内容替换了另一种时间内容。与此相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三综合之中。人们说时间已经抛弃了一切可能的记忆147]内容，并由此打断了爱若斯卷走它的那个圆圈。它被展开了、被恢复了，它已经获得了迷宫的终极形态—一条直线的迷宫，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它是“无形的，永不停顿的”。①脱节的时间—伴随着它那形式的、静态的、严格的顺序，它那压倒性的总体，它那不可逆的系列—正是死亡欲力。死亡欲力并未与爱若斯进入到一个循环之中，它根本不是爱若斯的补充者或敌对者，它也不以任何方式与爱若斯对称，它所表现的完全是另一种综合。爱若斯与摩涅莫绪涅的相关关系被“作为无记忆的伟大遗忘者的自恋自我”与“无爱的、去性化了的死亡欲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替换了。自恋自我所拥有的只是已死的躯体，它在失去了对象的同时失去了躯体。它正是通过死亡欲力才被映射在理想自我当中，并在超我之中预感到了自身的目的，就像是在分裂的我的两块碎片之中。当弗洛伊德做出如下论断时，他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自恋自我与死亡欲力的这种关系：力比多必须被去性化(sedésexualiser)，必须在形成了一种本质上有能力服务于塔纳托斯的可移置的(déplaçable)中性能量时才可以回流到自我。②但是，弗洛伊德为什么会认为死亡欲力先于这种去性化了的能量，并且在原则上独立于这种能量？原因无疑有两个，一个原因指向了那激发了全部冲动理论的二元论与冲突性范型的持存，另一个原因指向了那支配着重复理论的物质范型。所以，弗洛伊德有时强调爱若斯与塔纳托斯间存在着本性差异，根据这种差异，塔纳托斯本身应当在与爱若斯的对立中被定性；有时坚持一种节奏的或振幅的差异，仿佛塔纳托斯与无生命的物质状态重聚在了一起，并由此被等同于这种原始的、赤裸的重复(而来自于爱若斯的生命差异[différences vitales]只是被假定要来覆盖或阻碍它)的强力。但无论如何，一旦被规定为生命体向无生命状态的质的和量的回归，死亡所拥有的就只是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外在定义。令人惊讶的是，弗洛伊德对死亡的其他所有维度，对死亡在无意识中的任何原型（prototype）或呈现(présentation)均采取拒斥态度，虽然他在诞生与阉割那里认可了这类原型的存在。①然而，将死亡还原为[148物质的客观规定体现了这样一种先入之见：重复应当超越一种次要的或对立的差异的移置和伪装，并在一个未分化的物质性范型中发现自身的终极原则。但事实上，无意识的结构并不是冲突的、对立的或矛盾的，它是提出问题和成就问题的。重复不再是一种原始和赤裸的强力，这种强力超越于那些作为后来的多重变异体而对它产生次要影响的伪装(déguisements qui viendraient l’affecter secondairementcomme autant de variantes);它反而是在作为构成性元素的伪装和移置(重复并不先于这些元素存在)中被编织而成。死亡并不在一种生命体要向其“回归”的无生命的无差异物质的客观范型中出现；它作为具有一种原型的(pourvue d'un prototype)、主观的、已分化的经验而呈现在生命体之中。它所对应的不是一种物质状态，而是一种弃绝了任何质料的形式——空时间形式(并且，对于填充时间的质料来说，“使重复从属于一种死亡的物质的外在同一性”与“使重复从属于一个不灭的灵魂的内在同一性”完全是一回事)。这是因为死亡既不能被还原为否定，也不能被还原为对立的否定之物或限制的否定之物。它既不是物质对有死的生命的限制，也不是不死的生命与物质的对立上述两种情况都给予了死亡一种原型。死亡毋宁说是成问题者的最后形式，是问题与发问的圆圈，是它们超越于任何应答之上的持久性的标志，是“何地与何时？”，其意指所有肯定都在其中维持的(非)存在。

198

差异与重复

①【译按】参《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前揭，页165：“‘下次我再杀你时，’夏拉赫说，‘我给你安排那种迷宫，那种只有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

② Freud ,《自我与本我》(Le Moi et le Ca, «Essais de psychanalyse», tr. Jankélévitch, éd. Payot),页212-214(【译按】中译参《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前揭，页194—196)。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199

① Freud,《抑制、症状和焦虑》(Inhibition， symptôme, angoisse, trad. Tort, 2° éd.，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8)，页 53 以下。由于弗洛伊德批评朗克提出了一种过于客观的诞生观念，事情就变得更加奇怪了。

死亡欲力与永恒回归中的重复

布朗肖准确地指出死亡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称性的方面，这个方面关涉着我或自我，并且我能够在一种抗争中直面它，或是在一种界限内与它重聚。无论如何，我都在一个使一切流逝的当前中和它照面。而另一个却很怪异，是无人称的方面，它与“自我”毫无关系，它既非当前亦非过去，它始终是将来的，始终是一个持存的发问中的永不停息的多样的冒险源泉：

死亡这事实包括着一种根本性的颠倒，由于这种颠倒，过去曾是我的权力的极端形式的那个死亡，现在不仅仅成为那种剥夺我的东西，把我抛弃在我的起始，甚至结束的权力之外，而且成为那种同我无关系，对我无任何权力的东西，成为那种失去一切可能性的东西，即不定物的非实在性。这种颠倒，我无法去想象，我甚至不可能把它设想为是最终的，这种颠倒并不是超出了它便无归途的那种不可逆转的过道，因为它是那种不会完成的东西，即永无止境，永不停歇……[149]它是当前的深渊，是我与之无关系的无当前的时间，即那种我无法向着它飞驰而去的东西，因为(在它之中)，我不死，我被剥夺了死的权利；(在它之中)，人们在死，人们不停地不断地在死……不是终端，而是不可终结之物，不是真的死亡，而是某种死亡，而是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对它的致命错误的冷笑”。①

200

差异与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