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重复

意义与问题

人们用疑问形式—而非不定形式或分词形式——来表达意义(“上帝存在吗？”而不是上帝一存在或上帝之存在l'étant deDieu])是否就赢获了某种东西呢？初看上去，收获微乎其微。但是，收获微乎其微的原因是由于疑问(interrogation)往往是按照那些能够被给出的、或然的或可能的回答仿制出来的。因此，疑问本身就是一个被假定为先行存在着的命题的中立化复身，这个命题能够充当或者应该充当它的回答。演说家绞尽脑汁，为的是建构那些他希望引起的回答，亦即那些他试图让我们相信的命题。而且，即使我们不知道回答是什么，只有在将回答假定为是既有的，并且在原则上先存于另一意识之中时，我们才能提出疑问。所以，疑问根据其词源总是在某一群体范围内发生：疑问不仅隐含常识，而且还隐含良知，隐含着与经验意识相关的知识与所与的分配。这种分配是以这些经验意识的处境、观点、功能与权限为根据。通过这种方式，某一意识就被认为知晓了其他意识所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几点了？”你们这些戴着手表或是靠近钟表的人来回答。“凯撒生于何时？”你们这些了解罗马史的人来回答)。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疑问式表述仍有其优长之处：在它促使我们将相应命题视为一个回答的同时，它为我们开辟了「204]一条新的道路。一个被构想为回答的命题始终是一个特殊的解决实例。这个解决实例本身是被抽象地考察的，它已经和那种将它和其他各种实例与一个作为问题的问题(problème en tant queproblème)关联在一起的高级综合分离了。因此，疑问本身就表现了一个问题在经验之中，因意识之故，根据它那些被领会为杂多的解决实例被分割、被变卖、被背叛的方式。尽管疑问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充分的观念，但它还是激起了我们对它所分割之物〔问题]的预感。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271

①【译按】参Lewis Carroll,《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镜之国的秘密》，前揭，页228。

意义存在于问题自身之中。意义在复合论题中被构成，而复合论题是问题与发问的整体。相对于问题与发问而言，命题充当着回答的元素与解决的实例。尽管如此，这个定义还是要求人们摆脱思想的独断形象所特有的一种幻象：问题与发问应当从那些充当着或者能够充当回答的相应命题那里移印而来。我们知道这一幻相的施动者就是疑问，正是它在一个群体的框架内分割了问题与发问，并根据共通的经验意识的诸命题一亦即根据一个单纯意见的种种似真性(vraisemblances)—重构了问题与发问。这样一来，问题演算或组合这一伟大的逻辑学梦想就被损害了。人们已经相信问题、发问只不过是某一相应命题的中立化而已。这样一来，人们必然会认为论题或意义只是一个无效力的复身，其原型就是它所归摄的那些命题的类型，甚或一个所有命题都被假定具有的共通元素(指示性论点)。由于没有看到意义或问题是超命题的，是在本性上不同于任何命题的，人们错失了本质性的东西思维活动的发生、诸能力的运用。辩证法是问题的技艺，是问题组合、问题演算本身。然而，当辩证法满足于按照命题移印问题时，它便失去了自身所固有的力量。而且，使辩证法被否定之物彻底支配的漫长变质的历史也由此开始了。亚里士多德写道：

例如，如果人们说：“两脚行走的动物’是人的定义，不是吗？”或者“动物是人的属，不是吗？”，人们就得到了一个命题；如果人们将它反过来说：“两脚行走的动物是不是人的定义？”，这便是一个问题。其他观念同样是这样。既然任何一个命题只要简单地变换一下句子结构就能形成一个问题，那么问题与命题[205]在数量上相等便是完全自然的结果了。

272

差异与重复

(一直到当代逻辑学家那里，人们重又发现了这条幻相之路。问题演算被解释成超数学的存在；这的确属实，因为它本质上是逻辑的，亦即辩证的；但它却是根据一种单纯的命题演算推演而来的，它始终将命题当作复制或移印的原型)。①

第七公设：解决之样态

人们要让我们同时相信“问题是现成给定的”和“问题消失在回答或解决之中”；在这双重方面下，问题只能是幽灵。人们要让我们相信思维活动，以及相对于这一活动而言的“真”与“假”只是随着探寻解决的活动开始的，而且它只关涉解决。这种信念很可能具有与独断形象的其他公设相同的起源：始终是一些从自身语境中抽离出来的、被恣意地树立为范型的幼稚的例子。这种信念是一种孩子气的偏见，根据这一偏见，老师给出了一个问题，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结果的对错则要交给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去评判。而且，这种信念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先入之见。很明显，这种先入之见非要把我们当小孩子来看待，它诱使我们去解决一些来自别处的问题，而且还要安慰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胜利了”：问题就是障碍，而回答者则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这是一种怪诞的文化形象，人们可以在各种考试、政府命令、报刊杂志上的测验(这些测验诱使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答案，但条件是这种兴趣必须和所有人的兴趣一致)那里发现它。“做你自己”被理解为“这个自我应当是其他人的自我”。仿佛只要我们206不掌握问题本身，不参与到问题制定之中，不握有对问题的权利，不管理问题就不再是奴隶了。为了预先判定哪一个应当是思想中的至高之物，亦即思维活动的发生和真与假的意义，思想的独断形象的命运始终取决于那些心理层面上的幼稚例子和社会层面上的反动例子(认知的实例、错误的实例、简单命题的实例、回答或解决的实例)。因此，这便是添加在其他公设之上的第七公设：回答与解决的公设。根据这一公设，“真”与“假”只是随着解决开始，而目它们只对回答进行定性。尽管如此，当一个假问题在科学实验中被“给定”时，这桩幸运的丑事在此就是为了提醒人们：问题并不是现成的，它们应当在那些专属于它们的象征场域中被构成与投注；并且，教师用书必然需要一位难免会犯错误的教师来撰写。各种教育学尝试计学生们—甚至是年龄非常小的学生—主动参与到问题的制定、问题的构成、问题作为问题的提出之中。此外，人人都从某种意义上“承认”问题是最重要的。但是，只是在事实的层面上承认它们还不够，仿佛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和偶然的运动，它注定要在知识之形成中消失，而且它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认知主体所服从的那些否定的经验性条件；与此相反，这一发现应当被提升到先验的层面上，而且问题不应被视为“与料”(data[英：与料])——它应当被视为具有自足性的理念的“客体性(objectités)”，其在自身的象征性场域中内含着种种构成性、投注性活动。“真”与“假”首先关涉问题，而非解决。某一解决始终要按照它所回答的那个问题来获得自身应得的真理性；而问题则始终要按照其自身的真理性或虚假性，也就是自身的意义，来获得自身应得的解决。“真正伟大的问题从来就只有在它被解决时才被提出”①或“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②之类的著名表述所要传达的内容便是：无论是实践问题还是思辨问题，它们都根本不是先存的解决的影子。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解决必然产生于种种完整的条件人们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对问题之为问题做出规定——和人们为了提出问题而掌握的那些手段和项。「207问题或意义同时是源始真理的场所和派生真理的发生。无意义、伪意义、悖谬这些概念应当与问题自身关联在一起(有些假问题源自不确定性，另一些假问题则由复因决定；最后，愚蠢就是假问题的能力[faculté des faux problèmes]，它表现了种构成、领会和规定问题本身的无能力[inaptitude])。哲学家和科学家梦想将真与假的考验带入到问题之中；这便是作为组合或高级演算的辩证法的目标。但在这里，只要先验的结论不是从中明确得出的，只要思想的独断形象仍然在原则上继续存在着，这种梦想就仍然只是发挥着“修改”功能。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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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Aristote,《论题篇》(Topiques),1,4,101b,30—35(【译按】中译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页356)。——相同的幻象在现代逻辑学中继续存在；问题演算——就像俄国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Kolmogoroff)所界定的那样—仍然是按照命题演算仿制而来的，它与命题演算具有“同构性”(参 Paulette Destouches-Février,《问题演算与命题演算的关系》[Rapportsentre le calcul des problèmes et le calcul des proposition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l'Acadèmie des Sciences，avril 1945])。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一种“无否定的数学”的事业[例如格里斯(G. F. C. Griss)的工作]只有按照这种虚假的问题范畴构想才会发现自身的界限)。

与此相反，莱布尼茨预感到了存在于问题或论题与命题之间的那种虽是可变的、但却是深刻的差距：“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论题是介乎观念和命题之间的。这就是有些只问是或否的问题；这些是最接近于命题的。但也有一些是问如何以及有关情况之类的，这些要成为命题就有更多要补充的”(《人类理智新论》，第四卷，第1章，§2[【译按】中译参莱布尼茨，《人类理智研究》，前揭，页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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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真理学说中的解决之幻相

实际上，(旨在按照命题来移印问题的)自然幻相在一种哲学幻相中延续着。虽然人们认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并竭尽全力将真与假的考验一直带入问题之中，但却坚持认为，问题的真理性单纯取决于它得到解决的可能性。这一次，幻相的新形态、它的技术性特征来自以下事实：人们将命题的可能性形式当成了问题的形式所模仿的范型。这种情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出现一—亚里士多德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任务、它唯一切实的任务：问题与发问的技艺。当分析论给予了我们解决一个既有问题或回答一个发问的方法时，辩证法应当表明人们如何正当地提出问题。分析论研究使三段论能够必然得出结论的程序，而辩证法则发明了三段论的主题(亚里士多德恰好把它们称作“问题”)、造就了关涉着某一对象的三段论的元素(“命题”)。①为了评判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要求我们去考虑“那些被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所公认的意见”，②目的是要将这些意见与种种一般的观点(可谓述者)联系起来，并由此形成场所「论题](lieux），其使得在讨论中确立它们或反驳它们成为可能。因此，共通场所[陈词滥调]是通感常识本身的考验；任何问题，只要它的对应命题包含着一种涉及到偶性、属、特性或定义的逻辑缺陷，它就应当被视为假问题。如果辩证法的价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被贬低了(亦即被还原为意见的单纯似真性），这并不是因为他[208]没有很好地领会辩证法的根本任务，而是因为他糟糕地构想了这一任务的完成方式。由于为自然幻相所苦，他按照通感[常识]的命题来移印问题；由于为哲学幻相所苦，他使问题的真理性取决于共通场所「陈词滥调]，亦即获得一种解决的逻辑可能性（意指种种可能的解决实例的命题)。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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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亨利·柏格森，《思想与运动》，邓刚、李成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50。

②【译按】这句话引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它在现有中译本中译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Aufgabe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前揭，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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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译按】参亚里士多德，《论题篇》，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前揭，101b15以下，页356。

②【译按】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前揭，页353。

在哲学史的演进中，可能性的形式至多只是变换了形态而已。因此，尽管数学方法的信徒们声称要反对辩证法，但他们还是保留了辩证法的菁华，亦即一种问题组合或问题演算的理想。但他们并没有倚赖可能之逻辑形式，而是引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形式，确切地说就是数学的——要么是几何的，要么是代数的——可能性形式。所以，问题依旧是由相应的命题移印而来，它们依旧要根据自身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来得到评估。更确切地说，从几何的、综合的视角看来，问题是由一类被人们称为定理(théorèmes)的特殊命题推演而来的。希腊几何学的一般趋势便是：一方面为了定理而限制问题，另一方面使问题从属于定理本身。这是因为定理似乎表现并展开了单纯本质的诸属性，而问题则仅仅关涉事件与分殊，其表现了一种退降，表现着一种本质在想象中的投射。但这样一来，发生的视角被迫下降到一个较低的等级上：人们不是去说明一个事物存在以及为何存在，而是要论证它不能不存在(所以，否定推理、间接推理、归谬法推理在欧几里德Euclide那里频繁出现，它们维持了同一性原则对几何学的支配，并阻止后者成为一种“充足理由的几何学”)。从代数的、分析的视角看来，情况也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现在，问题是由代数方程移印而来的，它们得到评估的根据即是对方程的系数进行一组运算而得出根的可能性。但是，正如我们在几何学中把问题想象成已经解决了那样，我们在代数中是把未知数当作已知数来进行运算：一种差事由此被继续履行，即将问题还原为可以充当它们的解决方案的命题。人们可以在笛卡尔那里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笛卡尔式方法(对明白与清楚209的探求)不是一种专属于构成问题与领悟发问的发明方法，而是一种以解决假定既有的问题为主旨的方法。那些与问题和发问相关的规则无疑只发挥着次要的、从属性的作用。尽管笛卡尔要与亚里士多德式辩证法做斗争，但他与亚里士多德在一个关键点上是相同的：问题与发问的演算仍然是从那些被假定为先在者的“简单命题”的演算(calcul des《propositions sim-ples»supposées préalables)那里推导出来，而这仍然是独断形象的公设。①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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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种各样的变异仍然继续着，但它们始终局限在同一视角下。经验论者所做的无非就是发明了新的可能性形式：获得一个解决的盖然性或物理可能性。康德又如何呢？康德比其他任何人都希望将真与假的考验带到问题之中；他甚至就以这种方式来界定批判。他那深刻的、作为行问题化者（problématisante）和成问题者(problématique)的理念的理论使他有能力重新发现辩证法的真正源泉，甚至有能力将问题引入到实践理性的几何学式阐明之中。不过，由于康德式批判依然受独断形象或通感[常识的支配，所以康德仍旧根据“问题得到解答的可能性”来定义问题之真理性：这一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一种先验可能性形式，其与一种在每一实例中都被某一通感[常识]的具体组织(问题与这一组织对应)所规定的诸能力之正当运用相符。我们始终会重新发现幻相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幻相，它以被人们假定为先存者的命题、逻辑意见、几何定理、代数[210]方程、物理假说、先验判断为原型，然后从它们那里移印问题；另一方面是哲学幻相，它旨在根据问题的“可解决性”，也就是根据它们的解决之可能性的可变的外在形式来评估问题。那么，“根据自身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外在制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原地踏步和恶性循环，在它们的制约下，即便哲学家想把真理性从解决提升到问题那里，但由于自身仍被独断形象所束缚，他也只能使问题的真理性取决于它们的解决的可能性。这里所缺少的是问题的内部特征，是首先决定了问题的真理性和虚假性，并对问题的内在发生力量进行衡量的内在的命令性元素(élément impératif intérieur):它就是辩证法或组合的对象—“微分(différentiel)”。问题是考验和遴选。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在问题内部形成了一种真理的发生、一种思想之中的真的生产。问题就是思想之中的微分元素差异元素，就是真之中的发生元素。因此，我们可以用一种切实的发生的观点来取代单纯的制约的观点。真与假并没有停留在被制约者相对于它的条件而言的漠不相关之中，条件也没有停留在相对于在它的作用下成为了可能的东西而言的漠不相关之中。“一种由问题所执行的真与假的生产”和“遵循意义的尺度”，这是认真对待“真问题与假问题”这一表述的唯一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只须停止按照可能命题来复制问题，一如停止用获得一种解决的可能性来界定问题的真理性。“可解决性”反而应当取决于一种内部特征：它应当被各种问题条件所规定。同时，种种实在的解决应当在问题之中被问题造就。如果没有这一颠转，众所周知的哥白尼式革命就毫无意义。只要人们仍然止步于欧氏几何，哥白尼式革命同样不会发生：我们应当一直达到一种充足理由的几何学，一种趋向于从连续出发来造就间断或是通过问题的条件来为解决奠基的黎曼式微分几何。

278

差异与重复

①笛卡尔区分了与“简单命题”相关的准则和与“发问”相关的准则(《原则》，XII)。确切说来，后者是从原则XII开始的，而且，它们是从前者那里推理得出的。笛卡尔本人就强调了自己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式辩证论的类似之处：“我们效法辩证论者的只是：正如他们为了教人以三段论式的形式，先要假定已知各项或已知题材，我们也事先要求人们对发问已经透彻领悟”(XII[【译按】中译参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页80])。—同样地，“发问”在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那里也仅仅发挥着从属性作用：参《探求真理》(Re-cherche de la vérité)，VI,2,第7章。在斯宾诺莎那里，没有任何“问题”出现在几何学方法的使用中。

但在《几何学》(Géométrie)中，笛卡尔却从问题之构建——而不仅仅是问题之解决—的角度强调了分析过程的重要性(在一些极为精彩的篇章中；孔德[AugusteComte]不仅强调了这一点，而且还说明了“奇点”(singularités)之分派是如何规定“问题之条件”的：参《解析几何学浅论》[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géométrie analytique， 1843])。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几何学家笛卡尔要比哲学家笛卡尔走得更远。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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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范畴的存在论重要性与认识论重要性

不但意义是理念性的，而且问题就是理念本身。在问题与命题之间始终存在着本性的差异、本性的差距。一个命题就其自身而言是特殊的，并且它表现了一个被规定了的回答(réponse)。一组命题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来分配:诸命题所表现的回答形成了[211]一个一般解决（solution générale)的种种实例(一个代数方程的值就是如此)。但更确切地说，无论是一般命题还是特殊命题，它们只会在那激发了它们的隐蔽的问题之中发现自身的意义。只有理念是普遍的，只有问题是普遍的。并不是解决将自身的一般性给予了问题，而是问题将自身的普遍性给予了解决。简单实例只是发挥着分析性元素的作用，借助它们完全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应当规定这样一些条件：通过它们，问题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这些条件有能力将专属于自身的理念的连续性(continuitéidéelle)传递给解决实例。甚至对于一个只拥有唯一解决实例的问题来说，意指着这一解决实例的命题也只能在一个复合体之中发现自身的意义,这种复合体能够包含种种想象的状况（situations imagi-naires)，并整合了一种连续性的理想(idéal de continuité)。所谓“解决”始终是在一种作为理念发挥功能的连续性的背景上造就间断性。一旦我们“遗忘”了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就只是抽象的一般解决。而且，既没有任何东西再能支撑这种一般性，也没有任何东西再能阻止这一解决被分散在那些形成了解决实例的特殊命题之中。一旦与问题相分离，命题就重又陷入到那些只具有意指性价值的特殊命题的状态之中。所以，意识竭尽全力想重构问题，但这种重构的根据无非是特殊命题的中立化复身（疑问、怀疑、似真性、假设)和一般命题的空洞形式(方程、定理、理论……)。①“将问题看作假言系列”并“使问题从属于定言系列”的双重混淆从此开始。普遍之物的本性已经失落；特异之物的本性亦随之失落。因为问题或理念既是具体的奇异性，又是真正的普遍性。与那些构成了问题之普遍(universel du problème)的比[关系]对应的，是特异点和奇异点的分派，后者构成了问题之条件的规定。普罗克洛(Proclus)在维持着定理对于问题的优先地位的同时，将问题严密地界定[212]为关涉着事件与分殊的秩序(ordre des événements et des affections)的存在。①并且，莱布尼茨已经明言了将问题与命题分离开来的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事件，“如何以及有关情况”②，命题正是在这里发现其自身的意义。不过，这些事件是理念性事件。与那些被它们在解决的秩序中规定的实在的事件相比，它们更为深刻，而且它们具有的是截然不同的本性。在喧闹的宏大事件下存在着静默的微小事件，一如在自然之光下存在着理念的点点微光。奇异性超越于特殊命题之外，而普遍者则超越于一般命题之外。成问题的理念不是简单本质，而是复杂之物，是比[关系]以及相应奇异性的繁复体(Les Idéesproblématiques ne sont pas des essences simples , mais des complexes,des multiplicités de rapports et de singularités correspondantes)。从思想的观点看来，普通之物与奇异之物的成问题的区别，以及那些出自问题之条件中的糟糕分派的无意义，很可能要比如下事物更为重要：真与假的假言二元性或定言二元性，以及那些“错误”，其仅仅出自它们在诸解决实例中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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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