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重复

第四章 差异的理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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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繁复体”的法文原文为“multiplicité”，该词是德国数学家黎曼(Bern-hardRiemann)的“Mannigfaltigkeit[德:流行]”的直译。但是，法语中通用的对“流行”一词的翻译却是“variété”。关于德语词“Mannigfaltigkeit”的含义和汉译，倪梁康指出：“‘流行’(Mannigfaltigkeit)在数学上泛指欧儿里德三维空间的面积概念，‘流行论’是关于流行的数学理论。流行和流行论在哲学中的相应概念是多样性或杂多(性)以及关于多样性或杂多(性)的学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页225，注②)。正如倪梁康注意到的那样，“Mannigfaltigkeit”更多地是指“杂多性”，而不是“杂多”，因为“杂多”—例如在康德那里—对应的德文词是“Mannigfaltige”，而该词对应的法语词则是“divers”。因此，译者以“繁复体”来翻译“multiplicité”，以“变异性”、“流行”来翻译 variété，以“多样性”来翻译“diversité”，以“杂多”来翻译“divers”。

至于胡塞尔与柏格森如何“继承”了黎曼，德勒兹在《福柯》(Foucault，Paris：Leséditions deMinuit，1986)中做出了说明：“黎曼形塑了适于物理学和数学的繁复体与繁复体类型概念。这一概念的哲学重要性随后便呈现于胡塞尔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Logique formelle et Logique transcendantale)与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与料》(Essai)中”(中译参《德勒兹论福柯》，前揭，页15)。

另外，关于这一复杂概念的理解，布莱恩特(LeviR. Bryant)在他的菁华之作《差异与被给予性：德勒兹的先验经验论与内在性存在论》(Difference and Givenness：Deleuze's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 and the Ontology of Immanence , Evanston ,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Press，2008)中提醒我们说：“德勒兹从数学那里吸收了‘繁复体’一词，在数学中，这个词指的是流行。流行概念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结构(structure)。将流行’这一概念命名为繁复体’无疑会在那些不是将德勒兹式繁复体理解为结构，而是理解为多样性的读者那里引起混淆。但是，正如德勒兹不断指出的那样，繁复体不是一、不是多、也不是一与多的统一”(页267—268)。

②【译按】德勒兹在为《柏格森主义》(Le bergsonisme，1966)一书的英译本所 撰写的后记中写道：“从《论意识的直接与料》开始，柏格森就将绵延界定为一种繁 复体(multiplicité)或一类繁复体。这是一个奇怪的词语，因为它不再把多’(multiple)当作一个形容词，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名词。因此，他将一’与‘多’的传统主 题揭露为一个假问题”(Postface pour l’édition américaine ：un retour à Bergson，in Deux régimes de fous. Textes et entretiens 1975—1995, éd. David Lapoujade, Paris, Ed. Minuit, p. 314)。

一个理念就是一个确定的、连续的N维繁复体。颜色，或者毋宁说颜色的理念是一个三维繁复体。②这里所说的维度应当被理解为[237]现象所依靠的种种变项或坐标；这里所说的连续性应当被理解为这些变项的变化(changements de ces variables)间的比[关系]的整体，例如坐标微分的二次形式；这里所说的确定性应当理解为由这些比[关系]相互地规定了的元素，它们会在繁复体改变了秩序和度量的情况下发生变化。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谈论繁复体？这些条件在数目上有三个，并且能够使理念的出现环节得到界定；(1)繁复体元素既不具有感性形式也不具有概念意义，从而也不具有可确定的功能。它们甚至不具有现实的实存，并且与潜势性或潜能性不可分割。就此而言，它们绝不内含任何在先的同一性，不内含任何对某种可以被人们称作“一”或“相同”的东西的设定；但与此相反，它们的无规定却使那从一切附庸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差异的显现成为可能；(2)实际上，这些元素应当被那些不允许有任何独立存在的相互关系(rapports réciproques qui ne laissent subsister aucune indépendance) 相互规定。这种关系正是不可定位的理想性联系，它们要么全局地刻画了繁复体的特征，要么通过邻域的并置来进行活动。但是，繁复体始终以内在的方式被界定，它既不须要从它在其中延续的均匀空间中产生，也不须要倚赖这个空间。时空关系无疑保留了繁复体，但却失去了繁复体的内在性；知性概念保留了内在性，但却丢掉了那被它们用我思或某一被思之物的同一性取代了的繁复体。与此相反，内部的繁复体只是理念的特征；(3)理想的繁复性联系或微分比差异关系]应当化身于杂多的时空关系之中，同时，它的元素现实地化身在了不同的项与形式之中。理念因而被界定为结构。结构、理念是“复合论题”，它是一种内部繁复体，亦即微分元素[差异元素]之间的不可定位的繁复性联系的系统，它化身于实在的关系与现实的项之中。就此而言，我们根本不认为调和发生与结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根据洛特芒和韦耶曼在数学领域的研究，“结构主义”在我们看来甚至是实现发生方法的雄心壮志的唯一手段。人们只须明白，发生不是在时间中从一个现实项[238](无论这个项有多么微小)到另一个现实项，而是从潜能到潜能之现实化，亦即从结构到结构的化身、从问题条件到解决实例、从微分元素[差异元素]及其理想性联系到现实的项与各种实在关系，后者在每一环节构成了时间之现实性。无动力的发生必然在一种超历史性的环境中演进，被理解为被动综合概念的相关项的静态发生(genèse statique)本身澄清了被动综合概念。微分学的现代阐释的错误在于，它宣称自已发现了“结构”，其使微分学脱离了一切运动学的与动力论的考察，并以此为借口而堵死了微分学的发生论雄心。有一些理念对应着数学的关系与实在，另一些理念则对应着物理学的事实与法则。还有一些理念，根据它们的秩序，对应着有机体、心理现象、语言、社会：这些无类似的对应(correspondances sans ressemblance)具有一种结构的—发生的本性。同样地，结构独立于同一性原则，而发生则对立于类似性规则。然而，理念随着那么多的冒险出现，以至于它已经能够满足某些结构的与发生的条件(但尚不能满足其他一些条件)。人们亦应当在种种极为不同的领域—几乎是些偶然选取的例子—中寻找这些标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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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参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前揭，129D，页39;亦参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前揭，页177—178。

②【译按】参黎曼，〈论奠定儿何学基础的假设〉，载《黎曼全集·第一卷》，李培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页245：“可感客体的位置和颜色很可能就是那几个少数的概念，它们的确定方式形成一多维流行[繁复体]。”关于黎曼这一(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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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论断的解说，参Jean-ClaudeDumoncel,《德勒兹面对面》(Deleuzeface àface，EditionsM-Editer，2009)，页120:“位置和颜色之间存在着什么共同之处吗？将维度的概念应用于位置之上是不言自明的：为了确定物理空间中的一个点，应当有三个坐标，而且这就足够了。在平面上的话，有两个坐标就够了(经度和纬度)，等等。面对颜色来说同样是如此：一个颜色是通过它的色调(光谱中的色差或位置，例如蓝或黄)、亮度(相对于黑的距离)和饱和度(相对于自的距离)得到界定的。因此，一个颜色有三个坐标或三个‘维度’。”

结构：它们的标准、理念类型

第一个例子：作为物理学理念的原子论。——古代的原子论并不只是将巴门尼德式存在多样化，它还将理念构想为原子的繁复体，而原子乃是思想的客观元素。如下事实因而具有了本质性意义：在一个被现实化在感性复合物之中的结构的内部，原子与另一个原子发生了关系。在这一方面，运动的偏移(clinamen)①绝不是原子运动中的一种方向变化；亦不是表现了一种物理的自由的无规定。它是运动方向的源始规定，是使原子彼此关联起来的运动及其方向的综合。Incerto tempore[拉：不确定的时间]指的不是无规定者，而是不可确定者、不可定位者。如果果真如伊壁鸠鲁(Épicure)在写给希罗多德(Hérodote)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原子这一思想元素“与思想运动得一样快”，那么运动的偏移便是“在一段比可以想象的最短连续时间还要短的时间内”产生的相互规定。伊壁鸠鲁在这里动用了穷竭法的语汇并不奇怪:在运动的偏移中有某种与[239]运动原子之微分间的比[关系]相似的东西。这里有一种亦形成了思想之语言的原子运动的偏斜(déclinaison)，有某种处于思想之中的表现了思想之界限的事物这一界限性事物亦是思想的出发点：比思想更快、“在更短的时间内……”。尽管如此，伊壁鸠鲁式原子依然保留了过多的独立性，因为它具有某种形态和现实性。在这里，相互规定仍然具有过多的时空关系特征。“现代原子论是否满足了结构的所有条件”这个问题应当依据那些微分方程来提出，后者根据建立在诸粒子之间的“繁复的、不可定位的联系”的类型和被明确归于这些粒子的“潜势性”的特征来规定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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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古希腊哲学用语，运动的偏差或偏离’之意。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体系中，clinamen指原子在虚空中垂直坠落时会产生的自发的偏离现象，这一偏离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不能确定的，并使得原子间可以互相产生碰撞。伊壁鸠鲁发明这一概念，是为了在一种决定论的物理理论中保持人的意志的自由性。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也用了这个词，指原子在自身重量带动的下坠过程中的一种极小的、几乎可被称为偏离的’现象”(参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96,脚注②)。

第二个例子：作为生物学理念的有机体。——若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Saint-Hilaire)似乎第一个要求从独立于性状与机能的视角考察那些被他称为抽象物(abstraits)的元素。所以，他批评自己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居维叶Cuvier])仍然止步于对差异与类似性的经验性分派。这些纯粹解剖学的、原子式的元素(例如小骨)被种种相互规定的理念性关系统一了起来：它们因而构成了一种可以被视为动物自身(Animal en soi)的“本质”。正是这些纯粹解剖学元素间的微分比「差异关系]化身在了各种动物形态、各种器官以及器官机能之中。三重解剖学特征即：原子的、比较的、超越的。在《自然哲学的综合性概念和历史性概念》(Notionssynthétiques et histor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1837) 中,若弗鲁瓦能够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梦想(按照若弗鲁瓦的说法，这也是青年拿破仑[Napoléon]的梦想):成为无限小的牛顿，在“感性的与概念的差异或类似性”的粗糙活动下，发现“细节的世界”或“极短间距”的理想性接合。一个有机体就是一个实在项与实在关系的整体(维度、位置、号数)，在某一具体的发展程度[进化阶段]上，它现实化了微分元素「差异元素]间的比「关系];例如，猫的舌骨有九块小骨，而人的舌骨则只有五块小骨，其余四块朝向头盖骨生长，存在于因为直立姿势而缩小了的舌骨外部。因此，有机体的发生或发展应当被构想为本质的现实化，其依据的是由环境所规定的各种速度和理由，是种种加速或停止。[240]不过，这种现实化独立于任何从一个现实项到另一个现实项的物种变化式(trans-formiste)过渡。

这便是若弗鲁瓦的天才之处。但在这里，一种生物学中的结构主义(根据经常被若弗鲁瓦使用的“结构”一词)的问题仍然取决于微分元素差异元素和它们的比[关系]的类型的终极规定。主要与骨相关的解剖学元素是否有能力发挥这种[微分]作用(仿佛肌肉的必然性并没有给它们的比关系强加界限；仿佛它们自身还没有一种现实的——过分现实的—实存)？所以，结构有可能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通过其他的方法，伴随着一种对微分元素差异元素和理想性联系的全新规定而重生。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正是遗传学。遗传学与若弗鲁瓦的差异丝毫不小于现代原子论与伊壁鸠鲁的差异。但是，染色体是作为基因座(loci)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只是显现为空间中的场所，而是邻域比关系|的复合物；而基因则表现了那些微分元素差异元素|，这些元素既以全局的方式刻画了有机体的种种特征，又在相互规定与完全规定的双重过程中发挥着特异点的功能；基因的双重方面便是同时控制多个特征且只在与其他基因相关联时活动；它们的整体构成了一种潜能之物或潜势之物；并且，从有机体的特殊化和机体部分的分化的双重观点看来，这一结构化身在了现实的有机体之中。这种分化活动所依据的是那些恰恰被人们称作“微分”的节奏和那些测量着现实化之运动的相对速度与相对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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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性理念？—在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那里，人们对已定性的劳动产品（produits qualifiés）和劳动者的定性（qualification des tra-vailleurs)进行了抽象，但却没有对社会中的生产条件、劳动力以及劳动方式进行抽象。社会理念就是社会的可量化性元素、可质化性元素、潜势性元素。它表现了一个理念的繁复性联系或微分元素[差异元素]间的微分比[差异关系]的系统，亦即不是建立在具体的人之间，而是建立在劳动力的原子式承负者或所有物的代表(représentants de la propriété)之间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关系。经济就是由这样一种社会繁复体——亦即这些微分比[差异关系]的变异性一—构成的。正是比[关系]的变异性以及与变异性[241]对应的特异点化身在了那些刻画着一个既定社会的特征的已分化的具体劳动之中，化身在了这一社会的(司法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实在关系和这些关系(譬如资本家一雇佣工人的关系)的现实项之中。因此，阿尔都塞和他的合作者们有深刻的理由表明《资本论》中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结构，并同时反抗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历史主义阐释。因为这种结构绝非以推移的方式或根据时间中的继起顺序来发挥作用，它通过使自身的变异性化身于不同的社会中并对所有构成了社会之现实性的关系和项的同时性进行说明(每次只针对一种社会)来活动：所以，“经济”严格说来一直都不是既定的，它指的是一种始终被自身的现实化形式所覆盖的有待被阐释的微分的[差异的]潜能性、一个“论题”、一个始终被自身的解决实例覆盖的“成问题者”。①简而言之，经济便是社会的辩证法，亦即向一个既定社会，向这一社会的综合场域和问题场域提出的问题的整体。虽然社会问题的解决可以是司法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虽然它们也在这些解决性场域中表现自己，但从最为严格的意义上说，社会问题全都是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名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既不是说问题仅仅是些表面现象，也不是说它们已经得到解决，而是意味着问题的经济性条件规定了或造就了一种方法，问题凭借这种方法在一个社会的实在关系的框架中找到了自身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观察者无法从中得出丝毫的乐观主义，因为这些“解决方案”会包含愚蠢和残酷，会包含战争或“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之恐怖。更为确切地说，解决始终是一个社会所需要、所造就的那些东西。社会根据自己能够在自身的实在关系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一在社会所体现的微分比[差异关系]中，那些问题在社会之中并向社会提出—而需要、造就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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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是共存的复合物(complexes de coexistence)，所有理念都以特定的方式共存着。但它们却是在点上，在边缘处，在那些从不具有自然之光之均一性的微光[242]下共存。每次与它们的区别相对应的都是阴影区域、昏黑幽暗。理念相互区别，但它们相互区分的方式不同于“体现它们的形式和项”彼此进行区分的方式。根据那些规定了它们的流动综合的条件，它们客观地形成和消逝。这是因为它们将被微分的最大强力(la plus grandepuissance de se différentier)与被分化的无力（impuissance à sedifférencier)结合在了一起。理念是在自身中包含着亚变异性(sous-variétés)的变异性。我们要区分出变异性的三个维度：首先，在高度上，是遵循微分元素「差异元素与微分比「差异关系之本性的秩序的变异性（variétés ordinales)：数学理念、数学一物理学理念、化学理念、生物学理念、精神理念、社会学理念、语言学理念……每一层面都内含着不同辩证“秩序”的微分；但某一秩序的元素总是能够在新的比[关系]下介入另一秩序的元素要么是在更为宏大的高级秩序中被分解，要么是在低级秩序中被反思。然后，在宽度上，是与相同秩序中微分比[差异关系的诸程度和每一程度的奇异点之分配对应的特征的变异性(variétés caractéristiques)(二次曲线的方式依“实例”的不同而给出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直线；以构成单位为着眼点的动物的有序变异性；或以音位学系统为着眼点的语言变异性)。最后，在深度上，是为不同秩序的微分比[差异关系规定了一个共通公理—条件是这一公理本身要与第三秩序的一个微分比「差异关系相一致(例如，实数的添加与置换的构成；或者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内，格里奥列[Griaule]所描写的斗宫族人[Dogons]的“编织—言说”)——的公理的变异性(variétés axiom-atiques)。——理念、理念之区别与它们的变异性类型以及每个类型进入到其他类型中的方式密不可分。我们建议用“交错(perplication)”这一名称来意指理念这种区别性的共存状态。被把握为交错的对应物的“困惑(perplexité)”并不是一个怀疑的、犹豫的或惊讶的系数（coefficient de doute，d'hésitation oud'étonnement)，也不是理念自身中任何的未完成之物。与此相反，重要的是理念与问题的同一性，是理念彻底的成问题特征，亦即一种方式：凭借这种方式，问题根据理念之综合的各种与状况相关的要求，在自身条件的客观规定下而相互参与到对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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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 Louis Althusser、Etienne Balibar、Roger Establet,《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Maspéro，1965),卷Ⅱ:尤参页150以下，页20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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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根本不是本质。作为[243]理念的对象，问题与其说是存在于定理性本质一方，毋宁说是存在于事件、分殊、偶性一方。理念在那些度量着它的综合力的辅助方程、添加体中展开。因此，理念的领域是非本质。而且，理性主义在为自己要求本质的拥有与理解时采取了果断的方式，表现出了顽强的劲头。与此相比，理念对非本质之物的要求毫不逊色。理性主义意欲将理念的命运与抽象的、僵死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甚至，就理念的成问题的形式被承认而言，理性主义意欲将这种形式与本质之问(亦即“……是什么？”)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意欲却充满了对理念之形式的误解。为了将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为了拒斥那些满足于举例的人，柏拉图的确利用了“……是什么？”这个本质之问。不过，他的目的仅仅是要使经验性的回答缄口，为了敞开一个作为理念之对象的超越性问题的未规定视野。一旦牵涉到对问题或理念本身的规定，一旦牵涉到使辩证法进入到运动状态中，“……是什么？”的问题便会让位于其他一些更为有效、更为强大、更为迫切的问题：“多少?”、“如何？”、“在何种情况下？”“……是什么？”的问题只是激活了所谓的疑难对话，也就是那些被问题形式本身抛入矛盾之中，从而身陷虚无主义的对话，这无疑是因为它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预备教育①—这种目的敞开问题一般的区域，并把将问题一般规定为问题或理念的任务交给其他一些方法去完成。当苏格拉底的反讽被严肃对待时，当整个辩证法与它的预备教育混为一谈时，一些极不适当的结论便产生了;因为辩证法已经不再是问题之科学，并且最终与单纯的否定运动和矛盾运动混为一谈。哲学家们开始像饲养家禽的年轻人一样讲话。从这种观点看来，黑格尔是一个漫长传统的结果，这一传统严肃看待“……是什么？”的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来将理念规定为本质，但这样一来，它便用否定之物替代了成问题之物的本性。这便是辩证法扭曲变质后的结果。而且，在这段历史中有如此多的神学偏见，因为“……是什么？”总是作为抽象谓词之组合场所的上帝。应当指出的是，为了[244]拥有理念而对“……是什么？”的问题抱有信心的哲学家非常少。亚里士多德尤其不对这个问题抱有信心……一旦辩证法备好了自身的材料，且不再为了预备教育的目的而被毫无结果地运用，“多少”、“如何”、“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哪一个？”的声音便到处回响着(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它们的作用和意义)。①这些问题是偶性、事件、繁复体的问题，是差异的问题，它们反对本质的问题、一的问题，以及相反与矛盾的问题。无论在哪里，希琵阿斯都会获胜，他甚至已经在柏拉图那里获胜了，他既拒斥本质，又不满足于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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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关于疑难的对话，参页120脚注①、页259脚注①；关于预备教育，参《理想国》536D、《斐德若》269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