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重复

理念仍然与纯粹思想保持着极为特殊的关系。无疑，思想在此应当被视为一种特殊能力，而不是被视为所有能力的同一性形式。而且，和其他能力一样，作为特殊能力的思想是由它的微分对象差异对象|和分离运用所界定。总之，悖识，或按顺序从一种能力被传递到另一种能力的暴力，给思想确定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注定只有在首先使感性及其sentiendum拉：被感觉者运动起来的那条由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的暴力线的末端，思想才会在强制作用下把握自身所固有的cogitandum拉：被思维者。这一末端亦可以被视为理念的根本起源(origine radicale)。但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理解“根本起源”？在相同的意义上理念应当被称为思想的“微分”或纯粹思想的“无意识”。在此，思想与一切常识形式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与理念关联在一起的不是作为意识之命题或根据的Cogito[拉：我思]，而是一个被消解的cogito[拉:我思]的分裂之我，亦即普遍的脱根据(effondement)，后者刻画着作为处在自身超越性运用中的能力的思想的特征。理念不是任何一种特殊能力的对象，但它们特别地关涉着一种特殊能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它们(为了构成所有能力的悖识)出自这种能力。问题依然是：“出自”或“找到它的起源”在此意味着什么？理念从何而来？种种问题、它们的理想性元素和理想性关系从何而来？

第四章 差异的理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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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发问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含混处理问题（problème)与发问(question)这两个审级间的差异。现在，规定它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回想一下，[252]建立在存在论复兴之基础上的发问一间题这一复合体如何是一种现代思想的成果：这是由于这一复合体不再被认为只是表现了知识之表象中的一种临时状态与主观状态，而是成为典型的存在之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存在所回应的唯一审级。但这并不意味着发问由此便被消除或超越了，因为它反而具有一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与那应当回应发问的东西，以及那只有通过维持、反复、重复发问才能回应发问的东西具有相同的外延。这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发问概念不但赋予了哲学思想以生命，而且还激活了艺术作品。作品从一种它并未弥合的龟裂出发，并围绕着这一龟裂展开。尤其从乔伊斯开始，小说已经以“问卷调查表”(Questionnaire)或“审问诉讼”(Inquisitoire)①的方式发现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而且，它所呈现的是一些本质上成问题的事件与人物。但很显然，这既不意味着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毫不确定，也不意味着一种一般化了的怀疑方法的应用，也不是一种现代怀疑论的征兆，反而是对成问题者与发问的发现。而且，成问题者与发问是以“本质的”方式归属于存在、事物、事件的先验视野或先验焦点。这是对理念的小说式发现、戏剧式发现、音乐式发现，或哲学式发现……;并且，这同样是对一种感性、想象一记忆、语言、思想之超越性运用的发现。通过这种超越性运用，每一种能力都在其完全的不协和中与其他的能力交流着，并且它还通过将其自身的差异当作对象，亦即当作发问，而使自身朝向存在之差异敞开：因此，这种写作不是别的，就是“写作是什么？”的发问；这种感性不是别的，就是“感觉是什么？”的发问;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思考意味着什么？”的发问。一旦理念的精灵缺席，从这些发问中产生的就会是新常识的极端单调和彻底无力；当理念出现时，并且是作为暴力之物出现时，从它们那里产生的便是悖识中最为强大的“重复”和最不可思议的创造。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种发问之存在论的原则：(1)发问并非意指在回答被给出后便注定要消失在回答之中的知识的经验状态，发问要使所有试图消除它的经验性回答住口，这为的是“促成”那始终维持着它，重演着它的唯一回答：正如约伯固持着一种与发问本身浑然不分的直接回答(荒谬的第一「253强力)；(2)由此产生了发问的强力，这种强力同时将发问者与被问者调动起来，并对自身提出了质疑：正如俄狄浦斯无法与斯芬克斯做一了结(谜语的第二强力)；(3)由此产生了那不听任自己被还原为被问者或发问者，而是将它们二者统一在其自身差异之勾连中的，作为发问之对应者的存在之启示(révélation):不是非存在(non-être)或否定者之存在，而是非存在者(non-étant)或发问之存在的μηőν[希：非存在](就像奥德修斯和“无人”的回答那样，①作为哲学奥德赛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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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译按】德勒兹在此暗示的是冯·扎洛蒙(Ernst von Salomon)的小说《问卷调查表》(Der Fragebogen，Hamburg，1951)和潘热（Robert Pinget)的小说《审间诉讼》(L’Inquisitoire, Paris, 1962) 。

第四章 差异的理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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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参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前揭，页164。

力的第三强力)。

然而，这种现代存在论仍有其不足之处。它虽然时常将未规定者当作发问的客观性强力来利用，但这却是为了引入一种被它带入了存在之中的主观的含混，这就使得一种新的常识的反复唠叨或机械刻板替代了重复的力量。另一方面，它有时甚至解散了问题一发问的复合体，并通过将问题推到外部障碍一边而将发问托付给一个优美灵魂的宗教感情来照管。尽管如此，如果发问没有在行问题化场域(只有这些场域能够在一门特有的“科学”中规定它)的支配下得到发展，它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优美灵魂不停地提出着那个专属于它的问题，也就是婚约的发问；但是，一旦发问发现了反作用于它的问题—发问的问题以思想的全部差异来对发问进行修改与移置—多少未婚妻都消失或是被放弃了(所以，普鲁斯特的主人公虽然问的是“我会娶阿尔贝蒂娜吗？”，但他却是在有待创造的艺术作品的问题中展开发问的—这里，发问本身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形)。我们应当追究的是：发问如何在理念中发展为问题？问题如何在思想中被包含为发问？而且，我们在此仍然有必要使古典思想形象与今日的存在论复兴所暗示的另一种思想形象相对峙。

因为，从柏拉图到后康德主义者，哲学将思想的运动界定为一种从假设到绝然(apodictique)的特定过渡。甚至笛卡尔那种从怀疑到确定性的活动也是这种过渡的一个变体。另一个变体即在《根本起源》(Origine radicale)中，那种从假言必然性到形而上学必然性的过渡。不过，柏拉图已经以如下方式界定了辩证法：从假设出发，将假设当作跳板一亦即“问题”来利用，目的是[254]一直上升到一条应当同时对问题之解决与假设之真理性做出规定的高于假设的(an-hypothétique)原则；《巴门尼德》的整个结构皆源出于此，不过在这样一些条件下，人们在《巴门尼德》中已经无法像原来那样，轻巧地看到游戏、预备教育、锻炼和形式练习了。当康德从完全服从于可能经验之假言形式的《纯粹理性批判》，过渡到他在诸问题的协助下于其中发现了定言原则之纯粹必然性的《实践理性批判》时，他的思想所沾染的柏拉图主义气息要比他所想象的浓重得多。当后康德主义者们试图在不改变“批判”的情况下，原地实现从假言判断到正题判断(jugementthétique)的转变时，情况更是如此。①因此，无论起始假设与最终绝然性是多么地种类繁多，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上述模式对那从柏拉图开始，中经笛卡尔，直到费希特或黑格尔的哲学运动做出正当的总结。至少有某种共通的东西：出发点是在一个“假设”、亦即一个被不确定系数(笛卡尔式的怀疑)影响的意识命题中发现的，而终点则是在一种绝然性或一种道德的卓绝秩序的命令中发现的(柏拉图的——善[1'Un-Bien]、笛卡尔式 cogito[拉：我思]中绝不行骗的上帝、莱布尼茨的最优原则、康德的定言命令、费希特的自我、黑格尔的“科学”)。然而，虽然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接近了思想的真实运动，但它也最大限度地背叛了、歪曲了这一运动;这种联合的假设主义和道德主义，这种255科学论的假设主义和唯理论的道德主义使它们所接近的东西变得难以辨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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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第四章 差异的理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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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柏拉图:参《理想国》(République),VI,511b:“在这里假设不是被用作原理，而是仅仅被用作假设，即，被用作一定阶段的起点，以便从这个起点一直上升到一个高于假设的世界，上升到绝对原理，并且在达到绝对原理之后，又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以绝对原理为根据提出来的东西，最后下降到结论……”(【译按】中译参柏拉图，《理性国》，前揭，页270)—普罗克洛对这段文字做出过深刻的评论，他不但将这段文字当成了《巴门尼德》的方法的表达，而且还利用它来揭露那些在他的时代就已经流行开来的形式主义阐释和怀疑论阐释:被分配在《巴门尼德》的诸假设中的一(Un)显然是不同于辩证法家——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所到达的那个度量着每一个假设的真理性的高于假设的一。参《〈巴门尼德〉注》(Commentaire du Parménide，trad. Chaig-net，Lerouxéd.)。（【译按】德勒兹在1984年3月27日的课程中谈到了《巴门尼德》对于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性：“柏拉图撰写了一个崇高的文本，他将其命名为巴门尼德’。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巴门尼德》是一个基础文本、参考文本[textederéférence，以至于普罗提诺的信徒们撰写的最重要的文本至少就保存至今的文本而言]都被命名为《巴门尼德》注’或呈现为《巴门尼德》的注释。有两部顶尖的《巴门尼德》注释流传到了我们手中：一部是普罗克洛的《〈巴门尼德〉注》，另一部是达玛修斯[Damascius]的《第一原理》。一般而言，现代的阐释者们所做的无非是在重复这两部注释的内容。”关于普罗克洛和达玛修斯的思想，参屈尔斯根[Dirk Cürsgen]的重要著作《太一论与存在论:晚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本原学说》[Henologie und Ontologie.Die metaphysische Prinzipienlehre des späten Neuplatonismus, Würzburg, Königshausen&Neumann, 2007])。

关于迈蒙和费希特哲学中的从假言判断到正题判断的转变，参Martial Guéroult，《费希特知识学的演进与结构》(L’évolution et la structure de la Doctrine de la Science chezFichte，LesBelles-Lettres，1930)，卷I,页127（【译按】关于费希特对“正题判断”（the-tischeUrteil)的讨论，见氏著《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32—35)。

关于黑格尔以及类似的转变，参：《现象学》中自在与自为的关系；现象学本身与逻辑学的关系；黑格尔的“科学”观念，以及从经验命题到思辨命题的过渡。

命令与游戏[赌博]

如果我们说：运动不是从假设之物到绝然之物，而是从成问题者到发问，这两种情况初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绝然之物与道德命令密不可分，而发问又与命令尽管是另一种命令密不可分，那么它们的差别就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了。然而，这两种表述实际上有天壤之别。将问题看作假设就已经背叛了问题或理念，这就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地还原为意识命题和知识表象：成问题者从本性上不同于假设。论题的(thématique)完全不能与正题的(thétique)混为一谈。并且，在这一差异中起作用的是一种学说一般(doctrine en général)中的全部分派、全部规定、全部用途、全部能力之运用。谈论绝然的审级和谈论发问一审级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涉及到两种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具有可比性的命令形式。发问是命令，或者毋宁说，发问表现了问题与那些源出于它们的命令的关系。为了表现出问题的命令本性，是否应当举警察的例子呢？“是我在提问”，但事实上，通过审讯者发话的已然是被考问者那消解的自我。问题或理念是从那些呈现为发问的偶发状况或事件的命令那里产生出来。所以，问题与一种决定性力量、一种fiat[拉；意志行动]①不可分割，后者在贯穿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成为了半神。数学家们不是已经自诩为诸神的种族了吗？在[体的]增添与〔奇异性的]凝聚这两种基本方法中，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运用的正是这种建立在要被解决的问题之本性上的决定性力量，因为一个方程始终要在与一个被数学家所增添的理想体相关联时决定自己是否可以被还原。增添一个任意量的无限强力：重要的已不再是一种以莱布尼茨的方式进行的游戏[赌博]—在这种游戏[赌博]中，前定规则的道德命令与一个应当被 ex hypothesi[拉:按假设]填充的既予空间的条件组合在了一起。重要的毋宁说是掷骰子(coup de dés)，是作为开放空间的整个天空，是作为唯一规则的抛掷(lancer)。奇异点就在骰子上；发问是骰子本身；命令就是抛掷。理念是作为骰掷(coups)结果产生的成问题的组合。这是因为掷骰子绝没有打算取消偶然(天空一偶然)。取消[256]偶然意味着根据概率规则通过多次骰掷来打碎偶然。这样一来，在问题已然被分解为种种假设—赢和输的假设，而命令则在那规定了赢的最优选择原则中被道德化。与此相反，掷骰子一次便肯定了偶然，每一次掷骰子都肯定了所有的偶然。骰掷之重复既不再服从于一个相同假设的持存，也不再服从于一条恒常规则的同一性。虽然将偶然当作肯定的对象最困难不过，但这正是命令及其抛掷的发问的意义。理念正由此产生，正如奇异性产生自那每一次都凝聚了所有偶然的随机点。人们会说：通过将这个点指定为理念的命令性起源，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乞灵于恣意之物，乞灵于儿童—神—儿童一的游戏那单纯的恣意。但这却误解了“肯定”的意义。只有在下述情况中，偶然之中才会存在恣意之物：偶然没有被肯定或被充分肯定，它被分派在空间之中、被分派在数字当中，被那些注定要取消偶然的规则支配。既然一切组合以及产生组合的每一次骰掷从本性上说都与随机点的可动位置和可动指令一致，偶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游戏者也不再会输。那么，每次都肯定了所有偶然，一次就肯定了所有偶然，这意味着什么？这种肯定是在如下情况下发生：出自一次骰掷的粗龉之物进入了共振状态，并且它们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一个问题。因此，所有的偶然都存在于每次骰掷之中—虽然每次骰掷都是部分的；并且所有的偶然只一次便存在于骰掷之中——虽然产生的组合是一种渐进规定的对象。掷骰子进行着问题演算，进行着微分元素[差异元素]的规定或对某一结构具有构成性作用的奇异点的分配。这样一来，在命令和从它们那里产生的问题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虽然问题是从命令中诞生的，但构成问题本身的真理的却是共振一问题在其中接受着考验。由于偶然被肯定了，任何恣意之物每一次都要被清除；由于偶然被肯定了，发散本身成为了问题中的肯定的对象。如果基体没有通过并合所有可被增添表现 的量(en incorporant toutes les grandeurs exprimables parl'adjoint)产生共振，那么规定了问题的添加的理想体(corpsidéauxd'adjonction)就仍然被移交给了恣意之物。一般说来，一部作品始终是一个理想体、一个添加的理想体。作品是一个源出于命令的问题，它在一次骰掷中越完美、越完整，问题就被更好地渐进规定为问题。作品的作者「257]因而可以被命名为理念的操作者。当鲁塞尔将他的“事实方程”设定为须要解决的问题时，理念性事实或事件在语言命令的骰掷下进入了共振状态，而事实本身即是fiat拉：意志行动；当很多现代小说家置身于这一随机点，置身于这一命令的、考问的“盲点”时——作品正是从这随机点或“盲点”出发，通过使自身那些发散系列产生共振而将自身展开为问题——他们既不是在运用应用数学，也不是在运用数学的或物理学的隐喻，而是建立起了一门“科学”，一种处于每一领域之中的直接的、普遍的 mathesis[拉：数学]；在使作品成为一种学习或实验的同时，他们使作品每一次都能成为某种整全之物(quelque chose de total)。在这里，全部偶然每一次都得到了肯定，每一次都是可以更新的，但却可能从未存在过什么恣意之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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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第四章 差异的理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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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按】“Fiat,指上帝的创造行动，源自拉丁文《圣经·创世记》第1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Fiat lux， et lux facta est. )但目前Fiat在哲学中的主要意思源自胡塞尔，指作为创造新事物之源的意志行动”(参《德勒兹论福柯》，前揭，页124，译注②);参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前揭，页215：“起始’……像是某种类似于决心的东西(fiat)，如意欲和行动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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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这种处于问题中心处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创造、这种使我们成为了诸神之种族的抛掷却并不属于我们。诸神本身服从于必然(Ananké)②,亦即服从于天空—偶然。贯穿我们的命令或发问并非由我产生，人们甚至不须要借助我来理解它们。命令乃是存在命令，一切发问都是存在论发问，并且还将“存在之物(ce quiest)”分配在问题之中。存在论即掷骰子—亦即产生宇宙(cos-mos)的混沌宇宙(chaosmos)。如果存在命令与我有关，那便是与分裂的我有关，各种命令每一次都按照时间顺序对这个我的龟裂进行移置与重构。因此，命令形成了纯粹思想的cogitanda[拉：被思维者]，形成了思想之微分。从超越性运用的观点看来，这一无法被思维的对象应当被思维，且只能被思维。并且，发问是这些cogitanda[拉：被思维者]的纯粹思想。因此，以发问形式存在的命令意谓着我最大的无力，但它们同样也意谓着布朗肖不断谈到的那个点，那个盲目的、无头的、失语的原初随机点，这个点意指着“思维思想之所是的不可能性”，以及那[258]在作品中展开为问题的东西，而且，“无力”在这个随机点处转化为强力。命令针对着分裂之我，针对着思想的无意识，它们绝不取决于作为意识命题的Cogito[拉：我思]。因为我具有一种无意识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的话，我就无法思维，特别是无法思维纯粹的cogitandum[拉：思维]。与意识那平淡无奇的命题所陈述的内容相反，思想只将一种无意识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并且它还要在超越的运用中思维这种无意识。从命令中产生的理念绝非思维实体的性质或属性，它们只是不停地进出于我的断裂之处，而这往往导致一个其自身应当被思维的异己者(autre)在自我之中进行思维活动。在思想中居于首位的是飞翔(vol)。无力当然可以安于无力，但它同样也可以被提升至最高的强力。而这正是尼采所理解的强力意志的内涵：这种将无力本身当作对象的命令性转化(如果愿意的话，你尽可以懦弱、懒惰、屈从！但条件是……)—这能够肯定所有偶然的骰子一掷、这些在灼热或冰冷的时节穿过我们的发间、这些使我们献身于它们抛出的问题的命令。因为“在心灵底部有某种不可还原的东西：一块命运的巨石，一块已然在所有问题上(在它们的尺度和它们与我们的关系中)做出的决断的巨石；同时，还是一种我们通达某些问题的权利，就像是它们用烙铁烫在我们的名字上的印记”。①

第四章 差异的理念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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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我们可以引用索莱尔(Phillippe Sollers)的小说《戏剧》(Drame，EditionsduSeuil，1965)。这部小说把莱布尼茨的一个表述当成了座右铭：“例如，假设某个人在一张纸上完全偶然地点了很多点……在我看来，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一条几何线，根据特定的规则，它的概念应当是稳定的、均一的，这条线因而经过了所有的点……”这部著作的整个开篇完全是在“问题……”与“失败……”这两个表述上构建起来的。诸系列是在与叙述者身体的奇异点、“与其说是被感知到的不如说是被思考的”理想体的奇异点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关于作为作品之原初点的“盲点”，参索莱尔和法耶(Jean-Pierre Faye)的发言，见〈关于小说的辩论〉(Débat sur le roman，Tel Quel，n°17，1964)。

②【译按】参柏拉图，《理想国》，前揭，616c—617c，页420—421：“推动所有球形天体的那个必然’(Aváγxη)之纺锤吊挂在光线的末端……此外还有三个女神，……她们是必然’的女儿，‘命运’三女神……”。亦参本书页72，脚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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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 Nietzsche,《穆萨里昂版全集·“重估价值”时期的研究笔记》(Gesammelte Werke , Musarionausgabe, Studien aus der Umwerthungszeit 1882—1888 , Bd. XVI, München, 1925),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