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此外，应该指出，布迪厄与哈贝马斯不同，他并不从根本上关注“知道如此”与“知道如何”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明确的、可批判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作为该知识基础的集体实践。对布迪厄来说，这种普遍性的琐事只是探索群体的和特定类别的规范化规则的起点。①在此，布迪厄所考察的特定实践领域的事实是一个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时间诊断性的判断，这一判断只能由经验，即由行为人自身来证实，即在这些地方解释游戏规则是特别必要的，因为自然的假象已经顽固地。以结构性的暴力在这里占据了位置。人们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寻找这样一个实质性的主张，是徒劳的。

①布迪厄—没有其他实践理论家像他那样自我反思也曾思考过以特定类别的方式处理“知道如何”和“知道如此”的差别。(Pierre Bourdieu,Meditationen. Zur Kritik der scholastisch-en Vernunft, Frankfurt/M.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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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非没有问题。半自觉控制的规则理论蕴含着下述危险，即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Quietismus)以及精英式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布迪厄也知道这一点。他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他最初的结构主义，而选择这样一种实践学，它关注参与者的视角与观察者的视角之间的调解。布迪厄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出于心地善良，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精神，看到实践的哪些方面是他无法用一个过于狭隘的结构主义方案来解释的。①

能够解开神秘之行动规则的社会学魔术师应该被自我反思的社会学家所取代。他说明了自身在日常的，但也是理论性的分析实践行为中的嵌入性。而且，他努力带着他不可避免的参与者身份的限制来调解与社会世界的断裂，也就是说，把自己与被分析的行为人放在一个水平上。然而，问题是，布迪厄是否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来调和参与者的视角和观察者的视角、距离和参与，另外，这在多大程度上也是通向一个可信的意识形态批判形式的路径，从而超越哈贝马斯最终的异化要求。似乎是，社会学家要么必须成为一个超然的参与者，要么对观察者的视角的反思只会使其加倍。两者都会抹去对方的视角。①

①布迪厄认为，结构主义社会学尤其误解了所观察到的实践的时间结构，因为它过度专注于实践的产品—opusoperatum(完工的作品)，而不是关注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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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布迪厄已经进入了参与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的分析实践的领域，尤其是在《世界的苦难》里。布迪厄与众多合作者一起进行了这项关于日常苦难和小困难的研究，除了关于美国的一篇短文之外，它还专门讨论了法国中下层社会的社会状况。它不仅仅围绕受访者生活中“缺少什么”的问题出版了大量的采访材料②(就像布迪厄早期研究所做的那样)，并可以获得出版。由于以不寻常的规模在显要位置发表，特别是由于其没有结论的连续编排(这使我想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结构的审美修辞维度)，这份采访材料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加价值。它使日常的痛苦可以被社会和政治批判所触及，这痛苦通常被相关的人和公共话语淡化为“普遍的苦难”。

对受访者来说，访谈的关键附加价值在于对话给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关注，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那里绝不是不存在的希望、欲望和替代方案被揭示出来，也就是在受访者自己也倾向于只看到更多不可改变的、可忽略的小苦难的地方，这些苦难通常只有当它们呈现出可观的规模时才会被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采访显然对被采访者来说具有自我解释和自我陈述的特点。特别是当对话变得对称，受访者采用(学会采用)与问题有距离的社会学眼光时，这不乏会导致对所经历的问题进行新的评估，认为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独特。

① 这也是大卫·斯特雷克(DavidStreckers)对布迪厄的批 评，他顺便也把布迪厄定位为对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评的修 正。(Logik der Macht. Zum Ort der Kritik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Dissertatio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06, S. 125 ff. )

② Pierre Bourdieu u. a. , Das Elend der Welt. Zeugnisse und Diagnosen alliāglichen Leidens an der Gesellschaft, Konstanz1997(frz.1993), S.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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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给受访者带来的批判性益处—这首先来源于布迪厄对现有采访方法的反思和批判采访的读者则从该书的准审美建构中获益。虽然对受访者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网络，以及他们的愿望和需求的普遍性，只是零星地被主题化这并不符合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但对该书的读者来说，这种开放的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它既不能沦为统计学上的平均数，也不能理解为对单一经验的诉求。答案的系列化使人们看到了困难的结构性质。对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的采访的组合，突出了日常痛苦的易变性和可变性。

与布迪厄的其他研究相比，这意味着：除了关于在某个社会场所有哪些欲望和利益的可能性的(无疑是启发性的)陈述和预言之外，在《世界的苦难》中，还增加了对仍然是热门的意识形态批评问题的处理。这不仅是社会学家的方法论问题，而且是对所有被采访者的挑战：什么时候欲望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以及(如何)将它们与强迫区分开来？一方面是事实性的规则和规律性，另一方面是有意识的和半意识的偏离，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在访谈集《世界的苦难》中比布迪厄关于实践理论和符号资本的书中要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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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以此美化布迪厄及其合作者的采访项目的问题。人们可以合理地从同情的立场出发对《世界的苦难》进行批评。人们的指责尤其涉及被采访者的选择(往往是采访者的熟人)和关于被采访者的社会背景的信息的缺乏，这有时会导致对个人的奇怪的倾听。①尽管有各种批评，但对这个访谈汇编来说重要的和支持它的，也使它对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简单地相信社会结构上的弱势群体可以自己批判他们的情况，只要他们愿意，这是一种可疑的态度，就像给他们开处方或量化他们的不适(Unbehagen)一样。与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行为模式相比，《世界的苦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中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关注，他们的苦难太不引人注目，无法被相关者自身或公共话语所接受。这是一种停留在个人不适领域的痛苦，没有构造和公开，而且—布迪厄的访谈集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经常以一种类似于桌上空谈的方式和相关的陈词滥调来阐述。因此，布迪厄和他的合作者所追求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使广泛的、日常的不适感作为集体的、可由受害者自己倾诉的问题而显现出来，从而可以被批判。

①参见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建设性批 评——《不幸的混合？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A Mixed Bag of Misfortune? Bourdieu's Weight of the World)(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2005, S. 175- 184)。然而，布迪厄在后记中披露了选择采访者所认识的被采访 者的原因，在那里他也捍卫采访的自主性，反对采访学者的评论 和背景化（Pierre Bourdieu，»Verstehen «，in：ders. u. a.，Das Elend der Welt. Zeugnisse und Diagnosen alltäglichen Leidens an derGesellschaf1,Konstanz1997(frz. 1993),S.779-822)。关于辩 护后期布迪厄的参与，参见：Lothar Peter，»Das Ärgernis Bourdieu: Anmerkungen zu einer Kontroverse «, in; Das Argument 231,1999,S.54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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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需要其他形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不同于布迪厄早期工作所依据的表述形式。布迪厄同时从事他关于福楼拜的著作①和《世界的苦难》的采访工作，这可能不是巧合。在这一时期，他越来越多地提到法国社会小说的社会学分析能力，也提到卡尔·克劳斯、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②，这当然也不是巧合。他一再强调福楼拜的箴言对社会科学特别重要，即在艺术中，日常的、平庸的、平凡的和微不足道的东西必须和那些处于高位和尊贵中被认可的东西一样被认真对待。①恰恰是在这种文学策略中，它不仅要求与参与者的视角决裂、而且至少是相反的，距离和参与以一种在通常的社会学研究出版模式中没有或几乎不可能的方式走到了一起：福楼拜的策略给每个个案以平等的空间并且消除它的独特性，特别是与《世界的苦难》中也使用的系列化技术相结合。然而，只有当一个社会领域的运作用准文学的方式可以比熟悉的社会科学方法更融贯地解释，而且这种运作也被证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时，这样的参与才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正如在《世界的苦难》中，普遍的痛苦被证明并不像那些相关者在访谈开始时经常认为的那样必要。

① Pierre Bourdieu, Die Regeln der Kunst, Frankfurt/ M.1999.

②例如，在采访中，“去宿命化的世界，参见：J.Jurt (Hg.), absoulte. Pierre Bourdieu, Freiburg 2003, S. 7-20, hier: S. 13；以及以下书的开头和结尾处：Elend derWelt、Zeugnisse und Diagnosen alltäglichen Leidens an der Gesellschaft,Konstanz1997(frz, 1993), zum Beispiel S、17, 79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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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影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让-皮埃尔·达内和

吕克·达内的《罗塞塔》

比利时电影人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的几乎所有电影都以他们的比利时家乡列日附近的瑟兰为背景，那里在1960年左右一直是重工业的重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达内兄弟一直在记录钢铁生产衰退和结束的影响。他们先为纪录片导演和戏剧导演阿曼德·加蒂(ArmandGatti)进行了录音，然后拍摄了采访，这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研究的纪录片形式。后来，达内兄弟自己制作了纪录片概念的电影，其中采访再次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形式上让人想起早期的戈达尔(J。L. Godard)。这些采访影片的特点是，它们不是问答游戏(Frage-Antwort-Spiele)，而是对与之对话的人的行动和几乎无意的行动的描画。因此，电影集中在主人公说话时的行为，而说话的内容往往具有配乐的功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达内兄弟一直在尝试拍摄半纪录片式的故事片，这些影片仍然基于广泛的采访研究。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只能以故事片的形式来传达。

① Elend der Welt, Zeugnisse und Diagnosen alltäglichen Leidens an der Gesellschaft, Konstanzl997 (frz.1993), zum Beispiel, S.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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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罗塞塔》(1999年)讲述了乍一看是线性的—一个年轻的失业妇女罗塞塔和她顽强地寻找工作和安稳的“平均生活”的故事。她在影片开始时就失去了一份工作，然后不断寻找工作，并在她与母亲居住的拖车停车场之外寻找正常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愿意背叛唯一对她感兴趣的人华夫饼店的推销员，以便短暂地得到他的工作。罗塞塔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对乌托邦的(失败)追求是这部影片中唯一的线性事物。在其他方面，她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重复，是在极度喧嚣的模式下永远的原地踏步。从形式上看这通过以下方式得以实现：一台不安分的手持摄像机挂在忙碌的女人的脖子上。因此，影片否定了向前甚至向前进的更大视角，同时也破坏了与主角的虚假亲近感。只存在着一些同样的问题，即她是否能在这里或那里工作，它们的答案几乎总是否定的，每天重复着从城郊的拖车停车场到城市的旅程，同样的手部动作和生存所迫的动作，每件小事都要花费太多时间，至少对于观众和他们的电影观看或生活习惯来说是这样。这些行动只是被持续拍摄，直到它们各自结束，以这样的方式，最具叙事特征的事纪(Allernarrativste)变成了一个中断性的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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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是一个沉重的(schwerfällig)、重复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不可避免的纪录片内容—几乎是形式主义的操作。当观众体验到罗塞塔的现实是夸张和恼人的，而不是真实的，就会发现通常的现实主义故事片漏过了哪些现实：日常事件的长时间持续的沉重，人们可能不会称这样的事件为行动。通过给这种物质主义的沉重留出空间，认真对待主人公认为重要的小事，并处处留心跟踪他们，摄影机也使反抗、自主和尊严变得明显。此外，因为身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女演员的背部，常常挡住了观众的视线，这与画面不相称。在其特异性的存在中，背部干扰了对电影的无障碍访问。人们无法从罗塞塔的肩膀上看过去，因此也无法对她熟视无睹。

这位主人公和其他几个出现在外围的拖车停车场的居民一样，被排除在工作生活之外，因此也被排除在她所设想的乌托邦式的常态性(Normalität)之外。她为克服这两种排斥而进行的斗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是如此。除了几乎是主旋律的胃痛之外，强加的节奏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冲动，罗塞塔试图以这样的毅力克服工作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到最后你不知道是发现它们极其强大还是极度有缺陷。通过这种方式，影片显示了罗塞塔所寻求的工作和她与之结合的常态性都是双刃剑。对工作和常态性的渴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与这些目标对主人公施加的暴力形成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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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电影《罗塞塔》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常态性的合法性，包括与之相伴的所有问题的常态化；也就是说，在作为一个有社会保险的工资劳动者的意义上的常态性，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以连续性为基础的烦琐的工作形式和生活形式将被视为过时的、不现实的和不可取的。罗塞塔在华夫饼店的唯一朋友和敌人是相反的模式：他试图通过做小买卖和欺骗老板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精明灵活的企业家。另外，罗塞塔最大的愿望是：“我想要一个正常的生活(Je veux unevie normale)。”只有一个时刻，她实现了这样的生活，但却需要费劲获取，也就是晚上在床上独白：“你的名字是罗塞塔；我的名字是罗塞塔。你已经找到了工作；我也找到了工作。你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你不会崩溃，我也不会崩溃。晚上好：晚上好。”

《罗塞塔》作为时代诊断之重要性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夸张，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被或应该被工作所定义：影片中的失业妇女像战士一样为工作而战；如此激进，她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罗塞塔根本就没有社会交往。通过这种方式，她展示了一种非社会压力的逻辑。这种压力只赋予劳动者，但不赋予失业者。在这方面，被排除在工作过程之外的人比那些在公认的背景下遵循这种逻辑的人更尖锐和纯粹地表达了工作条件的压力逻辑。一直到最后一幕，罗塞塔并没有真正看向一个人，也没有看镜头，而是根本上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她没有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因为她没有工作。她唯一的对应物是缺席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引用的对话独白如此坚定一致。罗塞塔不得不对自己说晚安，即使这是她与一个试图爱她的熟人度过的唯一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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