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达内兄弟的个人电影所展示的东西，与其说是跌出社会的古怪或壮观的个案，不如说是可怕的普通个体以身体-实践对抗社会条件下的排他性。对其电影的概览使这一点更加清晰。不仅在环境方面总是在列日而且在描写和被描写的总是同样匆忙的节奏方面，这些故事片相互融合。与地点限制在比利时的拍摄地瑟兰一样重要的是时间。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电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糟糕的人类学论调和宿命论建议的影响。这并不是说工作是人类的一部分，而是说在中欧社会中，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整个生活都取决于融人劳动力市场，而这个市场使许多人丧失了能力。这也回答了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达内兄弟的电影是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对那些偏离了所谓的正确道路或仅仅是运气不佳的个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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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电影中的主人公，用布迪厄的术语“行为者”来形容会更合适，他们有两方面的痛苦：一是他们没有社会关系，或者只有扭曲的社会关系；二是处在时间的摆布中，并且是以无情的残酷的喧嚣的形式。在《我想你》(1992年)中，闲逛和无聊仍然被描绘成失业的时间模式，而在所有后来的电影中，一颗日益成瘾的心是无处不在的时间体验。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模式中，达内兄弟的电影因此诊断出，今天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社会后果基本上封闭在孤独和时间结构中。在那里，排除控制的问题可以被还原为个人和自然的东西，没有人对此负责。因为时间似乎只是存在，并不是谁的错。

六、带给哲学的结论

这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归根结底，这里提出的建议相当于马克思的定义，他在给卢格(Ruge)的那封著名的信(1843年9月)中写道：“批判的哲学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求意识形态批判把自已理解为总是已经在发生的社会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其中一些甚至对“行为者”来说是无法察觉的，特别是当他们以身体和实践的方式表达自己时。这里基于电影材料以及布迪厄的访谈将我们当前的社会问题揭示为一个经济问题，这与马克思的指导方针关系不大，而与我们时代的斗争和愿望有关。如果情况重复，正如罗本·卡斯特尔在他关于《雇佣劳动的形变》①的研究中所建议的那样——而《罗塞塔》在许多方面是这项研究的视觉浓缩那么批判哲学的使用也必须重复。始终牢记，它涉及的是一种重复。

① Karl Marx, Briefe aus den Deutsch-Fanzösischen Jahrbüchern, in: Marx Engels Werke(MEW), Band1, Berlin 1974. S.346.(译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南希·弗雷泽在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中也提 到了 这一点：»What'sCritical about CriticalTheory?«in: J. Meehan (Hg. ), Feminists Read Habermas : Gendering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New York, London 1995,S.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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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人们会反驳下面的说法：即使有一些貌似合理的意识形态批判形式可以避免哈贝马斯所分析的失能(Entmündigungen)的情况，但如果这种批判已经逃避到艺术或社会学的相关形式中，那么至少对于哲学来说，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我关于批判的美学建构的题外话证实了人们可能认为的哈贝马斯的假设，即哲学只剩下先验的批判，它不做价值评价而是重构价值评价中预设的东西。

然而，我对达内兄弟的电影和《世界的苦难》的重建和辩护，把它们视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权威审级（In-stanz)，绝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的。①更不意味着所有的艺术或只有艺术是意识形态批判。相反，它是关于对意识形态批判具有重要性的有问题的普遍性的特定美学建构，这一建构将参与性和观察性的视角结合起来。然而，这意味着寻求最终奠基的哲学冲动也不能简单地被意识形态批判所忽视。因为归根结底，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总是那些看似终极的、自然的和普遍认可的东西。它的主题是不可改变的无可争议的东西和那些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之间的张力空间。显然，意识形态批判所致力于的不是公然的、公开的不公正，而是那些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是多么公然的、必要的和不公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恰恰是批判的先验任务将意识形态批判与最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① Robert Castel, Die Metamorphosen der sozialen Frage. Eine Chronik der Lohnarbeit, Konstanz 2000; ders., Die Stärkung des Sozialen. Leben im neuen Wohlfahrtsstaat, Hambur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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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有一些哲学家以及艺术家和社会学家以这里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推进，优先考虑具体的对象而不是先验的问题。布迪厄关于文学和定性访谈之间的切近性的论述绝非偶然地切近阿多诺。这同样适用于布迪厄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批判不能赋予自己权力，而必须进入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要构建的批判已经(零星地)存在；只有从这个领域中固有的紧张关系出发人们才能问出，哪些声称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必要的。阿多诺在他的方法论上的核心随笔-文章①中，称这种思维为随笔主义。“它(随笔本文作者注)是—就它刚开始所是的样子而言—卓越的批判形式。也就是，作为精神构造物的内在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②在这段文字中，阿多诺还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的具体对象中，艺术作品只是由此但也正是由此具有特殊的作用，即因为意识形态批判构建和论述的张力已经在它们身上预先阐明了。③

①我对《世界的苦难》和《罗塞塔》的选择也需要通过与意识形态、社会研究或电影的其他可替代项目进行比较来证明，对此我在这里肯定是有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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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odor W. Adorno, »Der Essay als Form«, in: ders., Noten zur Literatur, Frankfurt/M. 1981, S. 9-33.

② Theodor W. Adorno, »Der Essay als Form«, in: ders. , Noten zur Literatur, Frankfurt/M. 1981,S.27.

③如果接受阿多诺的建议，那么很明显要区分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话语形式。当最具话语性的形式在有倾向的无漏洞的论证中给接受者留下的空间很小，而更具审美性的形式给读者更多的自由时，会有模糊性的优势和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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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社会学还是批判理论与罗宾·切利凯特的对话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孙铁根译

吕克·博尔坦斯基从事的批判社会学是为了与皮埃尔·布迪厄相区分，并在与“政治和道德社会学小组”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下发起。阿克塞尔·霍耐特所从事的批判理论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并通过承认(Anerkennung)理论而将之进一步发展。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对批判这一现象作出了研究。批判首要是由“平常”的行动者完成还是一种理论的任务？理论与实践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理论如何既是批判的，又同时与行动者的经验和自我理解相结合？这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或者相互补充、或者具有替代性的回答，是当前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点，因此在下列对谈①中占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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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切利凯特(后文简称“罗宾”)：让我们从这两种理论的缘起这个问题开始吧。批判社会学和承认理论是如何发展成两种典范性理论的呢？在这两种理论中都有哪些不同的思想传统、经验上的问题意识还有特别的知识坐标(Konstellationen)在起作用？其中一个理论(承认理论)的背景肯定是，批判理论的传统尤其是经由哈贝马斯发展的新方向，以及对于形式-实用的路径及其所决定的去实体化和去社会化的某种不满。另一个理论的背景则是皮埃尔·布迪厄的批判社会学及其对经验问题的抵制，继而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语汇，从而使得对某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现象的描述首次成为可能。

吕克·博尔坦斯基(后文简称“吕克”)：我那时对宏大的理论发展线索的建构感到很困难，因为我那时为了与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对话，处于自我颠覆的阶段。尽管我的工作为理论的视野提供了某项规划，但是我没能将之实现。在这项理论框架的发展中，由于我做过布迪厄的长期助教，法国的批判社会学曾经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由此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一起合作发展出了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的批判社会学。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应该避免教条化，而这一点我在布迪厄的圈子里面就感受到了。布迪厄自己想要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是个好的想法，因为一种理论必须总是开放的、不封闭的和有待进一步确定的。

① 这次谈话发生于2008年7月3日，地点为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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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作品成为我们需要承负的重担，就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我们并不是沿着已经规划好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也不是简单地将这种思想传统抛弃。我们应该不要忘记，在社会学中处理的并不纯粹是理论，它还一直处理政治(这对于两种传统都很适合)。尽管如此，我对布迪厄的批评还是一种理论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批评。尤其是批判社会学并不是要拒绝批判，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要求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规划完全断绝关系那样。①我更坚持一种迁回(Umweg)的方式，为了理解批判的实践，为了理解批判为何如此困难，我们必须走上批判的道路。

罗宾：您对布迪厄的批判的开端在哪里呢？

吕克：布迪厄的进路可以通过他对知识的实证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不正义的天然愤慨(Empörung)之间的张力加以刻画。就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一样，我们在布迪厄这里也能发现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十八世纪的争取解放之间的冲突。在布迪厄这里并没有意识转变和革命的可能性问题。相反，他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的作用。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其他理论家那样，布迪厄这一观点(行动者从未意识到他的行为)是混合马克思主义和涂尔干主义的代表。按照这种观点，人们可以利用一种内置计算机的方法，这种方法进行策略性的计算并给出具体的行为选择的建议。这两个假设导致了一种分裂的行动者的理论：一方面是完全无意识的行动者，他们的动机，尤其是出自道德本性的动机，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是内在人类(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的方式，它像计算机那样运转并且可以进行确定的估算。就像先锋队理论(in der Theorie der Avantgarde)那样，这一观点制造了一种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是无意识的、受到蛊惑的行动者；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家，他们由于各自的知识和方法处于揭示真理和向行动者澄清的地位。与这一观点相适应，布迪厄圈里还流行类似僧侣那样相互劝告和修正的实践。在聚会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一幕，一位同事过来说：“你说到阿多诺，但实际上你对他一无所知；你说的东西是你工人阶级惯习的产物，我作为社会科学家，帮助你检查这一点。”这位社会科学家掌握着真理，因此保证他处于先锋的位置。

① Bruno Latour, Das Elend der Kritik, Berlin 2007 (eng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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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我们在布迪厄的作品中发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混合。从尼采式的、悲观主义的韦伯那里，布迪厄学习到，整个社会处于某种支配之下。这样的诊断将批判理论的规划置于巨大的困难之前。当然人们能够发现某种支配结构隐藏的地点，并且向行动者加以澄清，但是很快就会出现另外一种他们看不到的支配结构。社会学家的描述与批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成问题的，特别是因为布迪厄早就不再考虑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的角色了。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布迪厄也没有利用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能够将描述置于内在矛盾(Widersprüche)的基础上，在布迪厄那里这样的矛盾根本就没有。他描述了一个正在受支配的世界，而这一世界是以一种无意识的，但具有策略性的方式产生的。但是为什么要进行批判呢？既然世界是如此自然地发生的，关于革命和道德最好的观点也是错误意识的结果，因此注定是失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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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除了这一张力之外，您对布迪厄的批判主要在于他低估了行动者及其反思能力。

吕克：在涂尔干传统中，有一个行动者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严格区分。前者是社会结构中的纯粹能动者，它们就像在一个陌生岛屿上的荒野之物那样被研究。社会科学家就像是夏洛克·霍尔姆斯(SherlockHolmes):人们给他一个提示或一类信息，他就会准确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能够运用他的阶级理论的分析。这绝对不是好的研究！好的研究应该预设对某种不确定性的接受，人们本来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感到似乎必须要放弃对行动者和社会科学家之间严格区分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社会现实被各种社会思想图式(Denkschemata)淹没，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反思的。当我在《研究能力》①中开始自己的研究的时候，我走入各种不同的社团并且追问它们关于研究能力的不同定义。得到的回答是“什么，您还没读过布迪厄和图海纳(Touraine)?您先去读他们然后再问！”社会学家的工作被行动者自身用作建构他们自己群体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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