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罗宾：这样的“发现”对您的理论形成和经验研究有什么影响？

吕克：“平常的”行动者与某种社会学思想图式被视为应用于日常情境的认识“工具”—之间的交互作用成为我同劳伦特·特维诺(Laurent Thevenot)所从事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发现行动者有比较显著的社会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他们也具有批判，即参与争论和交换论点的能力。我尤其感兴趣的是那些涉及不正义控诉的争端的社会形式。妄想(Paranoia)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当我请我的女儿去邮箱取邮件时，我没有像平时那样跟着她，从而检查她有没有截取信件。但是为什么没有跟着她呢？“跟着她”是一种合理的不信任还是一种病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同样适用于对不正义的控诉。为了能够取得成效，我研究了数千封写给《世界报》(LeMonde)的信件，其中写着人们千奇百怪的申诉。①我按照人群分成了组，并按照从“正常”到“疯狂”的标准为这些信件排了序。我想特别指出，在涉及不正义的情况中，有一种常态的语法，这种语法是进行判断的人和写信的作者都在使用的。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尤其是涉及诸如承认、正义的要求时，常态(Normalität)问题起着核心的作用。人们很难设想，它在某种场所的行为控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多么强大，比如像大学这样的场所对自由讨论的作用。拒绝一项诉求最有效的方式并不是通过论证来反对它，而是把它驱逐到不正常的领域。更加极端的诉求总是处于被看作疯狂的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并不适用于现有的社会现实，而仅仅与个人的某种经验有关。当某人的经验不能与其他人分享，他就很快被视为疯狂的、反常的或者妄想的。社会不正义及其批判的问题再次与精神病学的问题相联系，像我们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看到的那样。这一点就今天的认识和知识来讲，更加紧迫。

① Luc Boltanski, Die Führungskräfte. Die Entstehung einer sozialen Gruppe, Frankfurt/M. 1990(frz.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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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论不仅寻找常态的意义，而且也塑造正义的意义。在《关于正当性辩护》中我们指出，行动者不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被蛊惑，刚好与社会学论证的情况相反，他们能够参与正当性辩护和批判的实践并形成关于

① Luc Boltanski, L'Amour et la justice comme compétences. Trois essais de sociologie de l’action, Paris 1990, Tei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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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的意识。①

二

罗宾：批判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与吕克所刻画的布迪厄的社会学的问题相似。社会整体处于支配关系下的诊断与解放的目标，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很快就被称为父权制的危险。这一问题在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特别是经过哈贝马斯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阿克塞尔·霍耐特(后文简称“霍耐特”)：对我就更加清楚了，吕克所刻画的他与布迪厄的关系非常类似于哈贝马斯与早期的批判理论以及我与哈贝马斯的关系。哈贝马斯脱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路径的一个理由在于他们对普通行为者的能力的低估。他们的支配和工具理性的概念使得他们不得不忽略行动者的日常知识。其结果是，理论所实施的批判不再能被加以正当性的辩护。如果人们不涉及行为者的认识和视角的话，人们就不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为他们自己的批判提供理由，而只能勉强采取一个外在的视角。哈贝马斯总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早期的批判理论并不是证明其批判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因为它是从外在的视角开展的。按照总体的批判，一切都是支配，行动者屈服于无意识的力量，而这就会提出批判的正当性辩护的问题，因此就有必要寻找另一个起点。这就是哈贝马斯范式转型(Paradigmen-wechsel)的动机之一，由此他开始着手寻求另外的理论资源，它们使得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结构的其他视角得以可能。与实用主义，尤其是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还有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争论，让他有可能除了分析工具性策略性的理性及支配关系的无意识再生产之外，还发现行动交往的形式以及另外一种理性类型，后者在以语言为中介的实践中确定下来。语言首要的功能不再是支配工具(像在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书中所写的那样)①，而是作为交往的媒介，特别是作为非强制性的行为协调(Hand-lungskoordinierung)方式。

① Luc Boltanski und Laurent Thévenot,Über die Recht fertigung, Hamburg 2007(frz.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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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这样的坐标(Konfiguration)是如何影响您开始您的理论构型的?

霍耐特：对我来说哈贝马斯的开端在我的研究生涯中起到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我看来已经在理论上陷入了僵局。在交往转向之后就没有了回路。这条朝向独立的开端之路在我事后看来是对哈贝马斯开端的深化，而非决裂。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与哈贝马斯的关系可以对应左翼黑格尔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它跟吕克与布迪厄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的理论发展并不局限在经验研究上。我试图通过理论的思考来克服哈贝马斯路径的薄弱之处。

① Herbert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4. Aufl,, München 2004(engl.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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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意识到我对哈贝马斯不满意是在我自己尝试去定义早期批判理论的时候。从某种角度哈贝马斯诊断出一个社会学的缺陷并将之看作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并不理解行动者行动的交往性以及对正当性辩护的实践性参与，他们勾画了一幅完全歪曲的社会图景。对我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一批评对哈贝马斯自己来讲也是适用的。集中于交往的语言结构以及参与其中的理性会导致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经验的遮蔽(Ausblendung)。社会生活中行动者的日常经验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并没有位置。我的《权力的批判》一书所处理的内容恰恰就是要证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福柯以及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缺陷。①

罗宾：您是如何尝试在您对批判理论的重构中赋予行动者的经验以中心地位的？当用普遍语用学去研究它们的时候，如何能够避免将交往和日常经验孤立？

霍耐特：在公式化的过程中，交往过程的道德维度就会丧失。而道德经验对于适当地理解交往行动以及整体的社会生活来说是核心性的。除了黑格尔之外，对我的理论发展起到核心作用的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分析，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的《不正义》和理查德·桑尼茨(Richard Sennett)与乔纳森·科布(JonathanCobb)的《隐藏的阶级伤害》。①当时我还在象征交往的精神指导下从事一项很小的经验研究，它涉及的是在柏林的年青一代工作者，我们问他们如何在社会结构中确定他们的身份。它强调的是，年青一代的社会羞耻感是最重要的动机。坦率讨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对于他们不再可能。这表明，社会等级和承认关系被限定在了最亲密的关系之中，这样社会理论必须对不正义的经验和对承认的争取感兴趣。

① Axel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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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不应当再回溯到语言转向中，而是要寻找其他的路径。对我来讲，理解交往行动的关键在于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斗争这一理念，这一点是我在早期哈贝马斯那里发现的。②这一理念被哈贝马斯本人放弃，而我用它来彻底化他的理论。我追随黑格尔不仅要证明“承认”在道德经验的中心地位，此外我还要表明，交往行动本质性的标志并不是和谐，而是冲突。交往是一种道德冲突的形式。承认逐渐代替了交往的位置并且开启了另外一条丰富的联系领域：其中涉及的是某种规范性的地位的相互肯认，涉及的是如果我承认他，就意味着我将赋予他某种规范性的权威。承认还是一个过程，除了交往过程之外，它事先包括某种道德经验。

① Barrington Moore, Ungerechtigkeit. Die sozialen Ursachen von Unterordnung und Widerstand, Frankfurt/M. 1982 (engl. 1978); Richard Sennett und Jonathan Cobb, Hidden InjuriesofClass, New York 1972.

② Axel Honneth,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 1992 (Neuauf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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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在这样的理论图景中，冲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人们可能会想，将冲突置于中心与将道德经验置于中心这两种视角之间存在着张力。

霍耐特：与承认的斗争这一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经典冲突概念的修正，因为这里的冲突概念融合了冲突性和和谐性。处于社会生活中间的是关于社会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所涉及的并不是疏离他者或者支配他者，而是要成为相互共属的、权利平等的成员的愿望。因此这里的冲突就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它不同于在冲突理论中常见的那种情况。由于这种冲突将关注兴趣置于变得尊重和成为共同体的一分子基础之上，它所涉及的就是包容的冲突，而不是排斥的冲突。

除了黑格尔之外，这里还能看到与布迪厄的联系，对于布迪厄而言，象征秩序的冲突也是核心性的，尽管他预设了某种遮蔽性的关联。在他那里我们也能发现一种额外的直觉，即围绕经济利益的冲突与规范性状况有关，即使他仍然用经济学来分析这种冲突并且对之加以功利主义的范围缩减。这样的范围缩减遮蔽了这一点：它涉及的是道德冲突，在其中起到驱动力作用的是羞耻心、承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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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理论既应当克服哈贝马斯理论中的某些抽象化，同时也应该使得理解社会生活交往的基础结构成为可能。但是这样的修正完全是在哈贝马斯的范式之内发生的，它采取的是一种内在彻底化的方式。

罗宾：这样的彻底化对社会批判这项工作以及追问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这一问题有何影响？

霍耐特：对哈贝马斯而言，批判只有作为内在的批判才是可能的。作为批判对象的社会必须已经包含了某种理性，从而能够作为对现存社会行为的批判标准。交往理性以某种历史的或正在发展的形式实现自身，我们这些理论家能够汲取这样的形式来作为批判的尺度。在这种意义上，《交往行为理论》①将交往的理性形式重构为批判现存社会病理的标准。但这也只是内在批判的某种变体，但这种内在并不意味着这种批判涉及行动者的实际经验，它涉及的是建制化的规则。内在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曾经所意谓的那样：为了能够证明这种批判，人们必须要将其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如果不将内在理解为那么抽象和形式的话，它就要求联系行动者的能力和经验。社会批判不能奠基在行为和谐的交往装置之中，而必须奠基在经验之中。这种经验与某种确定的交往形式，即承认有关。

罗宾：如果从《交往行为理论》之后哈贝马斯的理论发展来看，他将兴趣集中在像意识形态、社会病理、悖论和冲突这样的现象中，其背后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康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我的看法是对的，您的理论伴随对哈贝马斯彻底化的同时还与一种向着早期哈贝马斯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理念和直觉的回归有关。这些理念和直觉不仅仅涉及上面所说的那些现象，而且还很明显地将理论与关于承认的社会斗争相结合，将从理论的角度来实施的批判定位在具体的社会运动中。直到今天，您与哈贝马斯走的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Bände, Frankfurt/M.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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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的确，你说得非常对。准确地列出承认斗争的样态需要涉及其他的学科，尤其是精神分析、道德心理学和道德社会学，这一点被证明是格外重要的。这样就出现了下面的倾向：顺着对哈贝马斯早期的黑格尔主义的辩护而反对他晚期的康德主义，还有重新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产生兴趣。应该区分两种早期批判理论：功能主义的诸种变体(尤其是霍克海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展的那种)，以及反功能主义的、规范主义的诸种变体(像边缘化理论，尤其以埃里希·弗洛姆和沃尔特·本雅明为代表)。根据第二种变体，现存的社会并不被理解为总体的遮盖整体，而是有很多分子。行动者并不完全处于被支配状态，相反，其体验处于并不能被整合成一体的状态之中。在弗洛姆那里是交互性的经验，而在本雅明那里是革命性的经验。在阿多诺那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主体经验的抵抗性形式。人们必须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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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这一直觉。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和我从对立的方向上对之加以发展。在哈贝马斯那里，真正的批判理论越来越遗忘了它的本源，康德和约翰·罗尔斯占据了中心。这样，这一理论就越来越是规范性的，而越来越缺少社会学，而我则开始从事一种坚定的黑格尔式的批判理论，这意味着：不仅要刻画规范性，而且还要彻底地由社会理论来加以刻画。

三

罗宾：批判社会学和承认理论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吕克：可以拿《关于正当性辩护》中制度的理念或辩护的秩序与承认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别来做比较。不过对我们来讲首先感兴趣的是秩序和等级以及对其辩护的问题。在面对多种多样的关于承认的诉求时，我们就会提出人们应该如何获得承认这一问题。人们可以被承认为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崇高的或渺小的。如果被看作是渺小的人，他会在社会中有一个他不满意的位置。因此这里涉及的就不只是在某个确定的世界中承认的问题，而是关于身份、等级、秩序的问题，人们凭借它们在这个世界获得定位。而且承认也不是冲突的终结，而是导向新的不确定性，导向争论和争吵。如果人们严肃对待行动者的诉求和论证，在争论中就会出现不确定性。这里争论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否被解雇的雇员实际上疯了或者将要被雇佣的工人是否真有能力。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就需要一种社会的制度性的检查：它应该为行动者降低不确定性并且在最佳的状况中结束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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