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罗宾：对于将行动者的反思能力置于中心的理论来说，常识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吕克：维特根斯坦、实用主义和民族志方法给予常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深受其影响。但是最后我成了一名涂尔干主义者：我越来越不相信常识了。在像社会化理论、文化理论以及游戏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中，集中于行动者的自发性的能力，行动者自发性的能力能够自身理解并且构成常识，但这赋予常识太多意义了。哈贝马斯也在语言以及与之相关的和谐的可能性上寄予了过多的希望。

在我们的《关于正当性辩护》中所分析的正当性秩序以某种方式对常识作出了限制：在某些正当性框架内，某些关于常识的论证是合法的和重要的，另外的框架内就不是。因此这就要涉及历史性的建构，在其中会发现语言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像“正义”这样的词语可以有非常多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路径还是结构主义的，而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正当性程序并不纯粹是认识的产物，而是已经被锚定在与其相联系的客体中。这样就会重新提出这一微观-宏观的问题：行动者是被抛到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之中，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完全被限制(像结构主义那样)，还是说我们必须从行动者及其境遇性的构造世界的实践之中出发(像实用主义和民族志方法那样)？这两种描述都是对的。当然行动者在具体的情境中不能仅仅受已经完成世界的力量的支配，同时也改变着这个世界。不过对这两种描述的结合工作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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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罗宾：人们可能会获得某种印象，批判社会学在这方面是实证主义的，因此自觉地放弃了批判的要求。

吕克：与布迪厄保持距离的确导致了一种越来越实证主义的立场：我们想要提供对某种社会情境类型尽可能好的描述。对此我们借鉴了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语言学模型：是行动者，而不是社会学家，能够利用真正的社会学知识以及在社会世界中的能力。但是这种知识是隐含性的。就像我们不能在说话的同时认真思考语法规则，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社会行为。按照这种图景，像语法学家那样，社会学家的任务的某些部分是认知性的，而某些部分则是将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能力加以模型化和形式化。这样的模型必须从日常生活的范围中发展出来而且必须得经受它的检验。由这种批判得来的政治和实践上的理解，与理论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模型很快就被其他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有些用于取消批判的资格或者为民主增殖。出于上述理由，还有道德和政治的理由，后者与新自由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以及法国出现社会危机有关，我不再满意于这种将理论加以自我限制的实证主义。这一工作与我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写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有很大的共通之处。除了将理论模型由数据型扩展到历史、动态的模型之外(后者考虑的也是支配活动的角色)，这一理论工作还服务于某种实践上的目标，即更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①因此我放弃了纯粹实证主义描述性的立场，又开始从事社会学和批判的结合性的工作，没有它的话就不会有《关于正当性辩护》这样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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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在多大程度上这样的修正可以被描述为批判社会学的转向？

吕克：为了从事社会学，人们必须采取一个外部视角；人们如果处于某个社会世界的内部视角的话，他就是专家(可以向医院就它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对待患者提供建议）。社会学是很困难的一项冒险：人们必须能够将所处的社会世界看成是完全偶然的，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且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重建其构成所处社会世界的内在融贯性和稳固性的内容。社会学理论家实施的批判——更准确地说是元批判—预设了人们有一种关于社会的描述，否则的话就没有什么可批判的。这就预设了某种外部视角，某种第一秩序的治外法权(Exteriorität)。描述和批判的重叠要求一种复杂的治外法权，从而使得对某种事态进行判断并采取规范性的立场得以可能。

① Luc Boltanski und Eve Chiapello, Der neue Geist des Kapitalismus, Konstanz2003(frz.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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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社会学必须总是批判性的。一种纯粹描述性的理论有何用处？人们对社会学的期待是，它能够批判并且有助于社会的改善。这种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并不能处于某种地方性的文化、宗教抑或道德的视角(就像日常的批判经常发生的那样)，因为社会学恰恰要将批判的诉求提升到普遍的层面。这种基础必须足够准确，从而使批判得以可能；同时也必须足够普遍，从而不会变成对某种特殊道德的抨击。

从这种由行动者所表达的批判社会学及其批判模型中难道不会产生出某种规范性和批判性的立场吗？至少人们能够支持对实际的程序正当性辩护和检查的批判，像在农村的选举中所有被选举人都来自同一家族。但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并没那么吸引人，社会学应该是吸引人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现实主义者，有很现实的期望。咖啡馆里的一名服务员，当他的同事比他更空闲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委屈，但是，当他看到他是一名服务员，而不是大学教授的时候，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生活。社会现实可以或强或弱、或稳定或开放。1968年具有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人们感受到社会现实的软弱和漏洞。那时人们怀揣的并不是期望、而是梦想，他们的梦想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今天的情况已经不是那样了，似乎必须开启批判社会学，从而用来反对支配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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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罗宾：承认理论一开始也是关注批判性诉求的。它是如何回答批判的规范性标准这一问题的？它能超越行动者过于现实主义的期望吗？

霍耐特：通过承认来取代交往，应该能够开启通向社会批判的内在标准。因为在社会现实中有不正义和受忽视这样的经验在，而批判理论就是要结合这样的经验。这里就涉及一个双重性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承认斗争的设想与社会理论缺陷的关系。这样就不再能像我之前所认为的，仅仅着眼于某种人类学关于人们及其需求的设想而形成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对承认的不同的期望和形式进行区分了。这样的进路是过于心理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另外一个就是欠缺某种规范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与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的争论中她向我指明的那样，将批判的标准锚定在受忽视的体验中伴随着一种危险，即将任何期待都当成正义的并加以接受。①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很荒谬的，有相当多奇怪、疯狂和另类的期望并不能看作是正当的。所以我们需要某种理论资源，借此来区分期望和承认需求的正当性与否。因此我曾经所区分的承认的三重维度—正当的平等、爱、个人成就是不够的，尽管按照这些维度只有某些期望是能通过回溯到与之相联系的原则而加以正当性辩护的。在法国对我路径的接受中，这一点被误解了。有不正义的感受本身并不是批判的基础。

① Nancy Fraser und Axel Honneth, 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Frankfurt/M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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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心理学和欠缺规范性的倾向在我与弗雷泽的争论中得到了内在的修正和完善。因此在社会理论的转向中承认的制度化秩序就成了焦点：我所作出的承认的不同维度在历史中被给出并且在发达的承认秩序而不是在非历史的个人接受中加以定位。秩序必须是制度化的，这样人们就能合法地期望获得承认。处于核心的并不是认同的规范性地位，而是不同的秩序对人们规范性地位的规定。只有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当其所涉及的是对个人参与其中的秩序的表达(Aritikulationen derOrdnun-gen)]，承认的期望才能获得正当性辩护。这一图景是黑格尔和涂尔干相结合的某种形式，在其社会化的框架内，个人习得了不同的秩序和承认的词；他们学习说爱、个人权利和成就的语言，并能着眼于这些原则为其规范性诉求进行正当性辩护。个人就在承认的语法和制度化的实现中得到社会化。而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是这种情况。

罗宾：您认为您刚才所描述的承认秩序与吕克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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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诺所考察的正当性秩序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霍耐特：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区别。第一个是正当性秩序主要是精英式组织起来的。它似乎表明我们的规范性世界主要面向的是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实有很多丰富的规范性结构。人们有各种各样社会性价值评价的原则的表达。爱和尊重这样的原则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建构，因此需要另外一种规范性语言来表达。第二个，规范性秩序的引入也是有区别的：《关于正当性辩护》的出发点是，所有可能的正当性原则都已经在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家那里了；它是解释学和社会理论的进路。与之相反，我的情况是某种历史社会学理解的进路：所涉及的是不同的正当性规范秩序的区分的重构。这是一种没有历史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形式。承认的三种领域是我们现代人的概念要素；它服务于现代社会的规范结构，当然它们也反映在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之中。

罗宾：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如何规定社会批判的任务的？这一理论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是何种关系呢？

霍耐特：可以区分社会批判的各种不同的任务。第一，批判理论重构某种确定的关于现代的历史叙事和图景，这一叙事和图景超越了行动者隐含认知的表达。这种重构必须至少能够部分反映行动者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最终是在现代世界中得以社会化的，至少是潜藏在情境之中、在所区分的不同的规范秩序之中的，而后者是我作为理论学家重构出来的。第二，批判理论必须被理解为，着眼于相对应的规范性原则，使得行动者正当性的期望得以再次表达成为可能的事业。正当的承认期望，由于是在承认秩序之中加以形式化的，必须由批判理论来加以呈报。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进一步描述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是在明确的批判层面。由于在我们的社会中还需要注意错误和片面的自我描述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还在促进这种技术精英式和功利主义的自我误解这种由批判理论提出的替代性描述本身就已经是批判性的了，即使它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隐含意义的明确表达而已。工会的要求现在首先关心的是像提高工资之类有关利益的表达。批判理论必须提供另外一种对工人期望的描述，而在工会的语言中并不能发现这样的表达。我们还必须关注有关社会冲突的规范性的错误表达。我们的社会世界被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得越深，它就越倾向于以剪裁的方式描述它自身及其冲突和实践。第三，去尽可能清楚地凸显被表达期望的道德特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样的期望都是正当的，而是说必须要澄清期望和表达所隐含的道德参照点。在这一方面，批判理论只不过是有助于公共讨论。按照批判理论的这种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与杜威有关联。这种理论为作为参与者的行动者参与公开讨论提供支持，旨在帮助他们澄清其(常常是隐含的)规范性的期望和诉求。正当性辩护的任务在民主制中总是公众的任务、而非理论的任务，因此理论的批判任务只能在公众的范围内得以正当化。第四，狭义上的批判理论的任务在于坚持，承认原则总是在发展中，并且对彻底的解释保持开放。与现有的秩序相关的原则总是有某种剩余价值(Mehrwert)。称得上制度化秩序的原则之名的总是有不足的，因为爱、正义之类所表达的意义并不能穷尽，总会有新的、没有考虑到的视角进入游戏(Spiel)之中。批判理论必须要留意这种没有穷尽其规范性可能的剩余价值，尽管是以一种想象(visionär)的方式。这自然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批判理论是否仅仅给出承认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区分，它仅仅在这一范围内才是批判性的，还是说有更进一步的、超越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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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首先我想坚持的是在《关于正当性辩护》中赞同的那种批判。为了防止将《关于正当性辩护》误解为对社会世界的全部描述①，我干脆写了一本关于爱的书。目前我从事一项基本的社会学规划，这项规划与《关于正当性辩护》有关系，同时在其应该展现一种元批判(Metakritik)的形式这一点上又决定性地超越了它。②

当其涉及对正当诉求的澄清时批判理论也有助于这一澄清——我们发现我们处于彻底无知的情境之中，这种无知显示出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有某种相似性，至少在其语义学维度上。没人知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里发生的是三个朋友的聚会还是一个研讨会？我们总是面临着定性和判断的问题：它涉及的是有关本质或实在的什么内容，它们各自的价值又在哪里？我考察了两种情况：实践交往的情况，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它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析。我所刻画的爱的政体的东西就是一种彻底化了的实践政体。在这样的情境中，行动者为了解释这一情境能够相互忍让，为了不用资格认证和没有争端，从而和谐地合作。让我们举一个在朋友家吃完饭后收拾房间的例子，一位男士继续谈论社会学问题，一位女士亲吻了他们的朋友，第三位已经在打扫房间了，所有人都做着自己的事情，似乎一切都处于好的秩序中。这里就将付出和回报的等式放到了一边，计算也搁置了。参与者们并不一定要计算才能劳动。这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在小型的聚会中是主导性的。而问题出现在把这一情境看作是严格的彼此分离，并且(或者)当人们彼此有很大的距离的时候。这样，另一种政体形式就是必要的，我将之称为元实用主义的，因为这里利用了自然语言的元语言的潜能，即关于语言的语言表达的可能性。在这一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批判的可能性：“您把这个称为一场对话？”另一个则是确认的可能性：“在对话这一词语的原本的意义上。这就是一场对话。”

① Boltanski, L'Amour et la justice comme compétences. Trois essais de sociologie de l’action, Paris 1990.

②此处详见：WestEnd. Neu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Heft2,2008, versammelten Beiträ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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