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在这里我的论证是反哈贝马斯主义的：语言并不能将行为者不同的视角进行融合，因为行动者有身体，因此处于时空之中，他们有利益、各种各样的欲求等。因此当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瓶子而不是一堆塑料，没有理由去接受它。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当人们放弃实践政体，处于意见分歧之中并且必须找到关于情况到底是什么的定义的时候。社会成员找到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只在于，确定寻找情况是什么的任务(“这是一个瓶子”“这是一个研讨会”)，并委托给一个没有身体的存在，我们将这个存在称为建制(Institution)。因此我将下面这一分析性的区分看作是核心的：组织按照规则将协调的问题呈报出来；管理部门关心治安的问题，关心规则是否被执行了；公共机关首先要执行语义学的职能，它告诉我们，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制定出相关的必要的资格认证(“他是在法兰克福的一位教授。”“她是一个咖啡馆里面的服务员。”“这真是羊奶酪。”)。公共机关的语义学职能还在于，持续性地去证明，在世界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并因此将这个世界稳固下来。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处于永远的变动之中。

罗宾：批判与建制及建制的固化、保守的职能之间处于何种关系?

吕克：建制总是要准备好对表达出来的批判进行回答。建制和批判因此处于永恒的辩证法之中。问题是，“无身体的存在”既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所以建制需要有一个身体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是有两个身体。当代言人以机构的名义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观察到代言人是如何改变他们的观点和习惯的。这就开启了这一思考的可能性，是否这个没有身体的存在真的表达和言说了真实的情况，还是说仅仅是代言人私人的观点。基于这个理由，我并不相信哈贝马斯，因为视角转换可能会导致妥协和实践统一，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确定真实的情况。让我们举下面的例子，据我的一个学生研究：一位女士受某个教派的影响，她的教友愿意帮助她，但很快她和她的教友相互指责对方在控制自己。但是没人真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派，到底是谁控制了谁。我把这个称为解释学冲突，这一冲突是批判可能性的条件。假如我们这个世界只有通过建制才能证明真实的情况的话，就不会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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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检验方式。第一种，为了验证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有一种从建制中发展而来的真理检验。这里为了与布迪厄的象征秩序相联系，我们确定现实的任务就常常以“上帝是伟大的”这样的同义反复的形式来进行。这种特殊意义上的现实与世界是相区分的。是否公共机构所宣称的现实与世界一致就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了？第二种，有一种现实检验(Realitätsprüfungen)，在此范围中来检验哪一种诉求以之为基础。当我说我现在在看管计算机时，我们能够马上来验证。社会是被建构的，正如最近十几年所有社会学家所指明的那样，但是现实并不是世界。对于元批判而言，区分现实与世界也是核心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世界就是一切发生的事态(was die Welt ist，wasderFallist)。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不过它总是在那里，我们能够与之发生关系。第三种检验方式是双重意义上的检验(épreuve)：验证和挑战是同时的，我称之为生存上的检验。在这种检验中有一种反对已有真理的体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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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的批判仅仅预设了上面的两种，即制度性的真理检验和现实检验。它能够表明，现实您可以想想前面提到的那个受支配的选举的例子并不真正符合所规定的规程。彻底的批判必须要超出这一点，要联系到生存上的检验。这里艺术和文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跟正当性秩序和融贯性秩序没有关系。它们能够将世界中的东西放到现实中，比如它们会创造出并不符合现实以之为基础的定义。不过还要建立与其他人的联系，因为要是仅仅由一个人提出来，那他就只是精神失常、胡思乱想和妄想的。以世界为名的批判，仅仅当它与共同分享的经验有关系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①吕克在这里区分了“现实”和“世界”，“世界”被作为批判性的概念使用，二者的区分是后文的重要线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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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对于制度的批判到底是什么呢？它们不是很必要的吗？

吕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度的支配功能被放到了中心位置，它建立和确定了象征秩序；但却没有看到没有制度的话就不会有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功能是不能放弃的。但是对制度的诉求总是被忽视，尤其当它跟作为统治制度(警察、行政部门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时候。这会导致一个实践-政治上的问题：人们并不想直接废除制度(像布迪厄、福柯还有其他人)，而是把它理解为脆弱的建制，这一建制可以被人们改变和批评等。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如何转变的呢？

罗宾：是不是有更好的和更坏的制度？

吕克：是的，强大的制度是坏的制度。失去与现实关联的制度是最差的。我们只需想想本笃教皇治下的天主教会。只有通过改革性的批判，制度才能学习关于现实性的东西。没有批判它就会失去与现实性的联系。不那么差的，但仍然还是不好的，是那些现实和世界的关联崩塌的制度。我们想想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符合的是为我们现实基础负责的知识。它能够决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对于经济制度或受经济影响的制度而言根本就没有超出它能够界定的现实之外的东西。这样的制度是坏的。与之相对，一种好的制度并不是在世界中没有立足之处的制度似乎没有制度，只是一团乱麻而是一种知道自己的界限并且对世界及从中产生的新鲜事物保持开放的制度。我们在现实中能否接受从世界中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因为从世界中来的东西可能是恐怖主义。不过彻底的批判理论还是要朝向对世界的辩护。新的统治形式在这种意义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直觉很对不再是建立在象征维度上的统治。意识形态和宏大仪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建立的是一种对现实的统治。因此今天要从事反对现实的斗争，从而使现实变得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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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霍耐特：我很想更好地理解批判社会学的这一新定向。批判社会学更早的规划的基础就在于怀疑从理论视角对社会批判进行形式化这一可能性，这一批判考虑的是行动者的批判性实践。由此可知，社会学必须首先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这种自我限定导致了某种失望，因为这里并没有彻底的社会学概念的空间。作为对此的回应，应该有一种新的元批判的概念。不过这里似乎有两个理论选项，它们从根本上是有区别的。第一个选项是行动者使用其批判能力的机会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并且受社会的限制。根据这种理解，元批判具有分析这种限制的任务。这就使得批判社会学(die Soziologeder Kritik)转变为批判的社会学(kritisch Soziologe)，它从元批判的角度分析社会现实尤其是制度，分析它们是对行动者能力的限制还是促进。在这种情况下它与批判理论的相通之处是很明显的。第二个选项并不十分关注决定个别行动者的限制，而是更加深人地关切社会本体论的条件。在危机这种情况下，批判给出了两种元实用主义的应对的可能性：要么超越实际的社会交往采取一种外部视角(正是哈贝马斯称作商谈的东西：中断正常的实践活动并采取一种反思性的态度)，要么授权给一个建制性权威并依靠它所提供的对现实的定义(在哈贝马斯那里这属于被给予的生活世界)。建制总是能够提供关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就它能够提供关于现实的定义、描述和资质方面的指令而言。从这一点来看，批判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检验，是否这种建制足够灵活，是否它是完整和坚固的。这一元批判的视角关注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发展，从而转向严格限定的制度性标准。其标准在于，某种制度是对世界的容纳还是对它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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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道路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展示出一种规范性批判，它所涉及的并不是不正义，而是社会病理学。这种社会病理学考察的是制度是否以一种将社会现实与世界隔绝的方式，从而以单一维度和超制度化的方式运行。可以区分两种批判形式：一种是改革主义的批判，在被给予的制度视野之内进行，集中于对现存制度的功能性改善；另一种是彻底的批判，追问这一制度的社会、生存或伦理的质量。这种批判着眼点不在于社会不正义，而在于社会病理，它关涉社会现实与世界的关系。但是这样偏离了第一种选项，后者与批判社会学有关，并且给出了分析批判能力的社会性条件和限制的批判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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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行动者的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批判能力这一问题当然应该看作一个严肃的问题。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现在感兴趣的。可能我会暂时这样说明我的问题：在实验室里会产生很多没有意义的东西；只有它经常出现，人们才必须严肃对待和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现实是什么，在世界中存在的是什么，而且只有当二者的鸿沟足够大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也适合于社会学角度。有一次我的夫人跟我描述了她是如何变成女性主义者的：她曾经是一个小组的成员，在这个小组里女士们必须完成像做饭、贴公告之类让人不愉快的工作。有一次女士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一状况。只有那时她们才能说：“作为女士……”，而之前就只有“作为小组成员…”。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中(inderWelt)是存在的，但是在小组的现实中(inderRealität)并没有。而这一点通过讨论而得到了改变。

霍耐特：这还是人们选择怎么描述的问题。您也可以这样描述，您的夫人在世界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语言，从而让这个世界出现在社会现实中。人们还可以这样说，她有一种隐含的经验，这种经验自身是规范性的，只有用这样的规范性原则才能得以表达，而这样的规范性原则在那个小组中早就获得了承认。正当性实践的语言是对世界/现实(Welt/Realität)-语言的替代。我自己对批判理论元批判角色的理解更接近于第一种规范性的语言，而不是第二种非规范性、社会本体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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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马克思可能是唯一一个试图从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不是某种道德中为批判奠基的人。我不想表达得像他一样那么彻底，但是我的确在寻找某种内在的矛盾，它能够使得通过某种实用主义的和解释学相结合的路径为批判进行奠基成为可能。因此我说的是某种解释学的矛盾：在建制的必然性及其局限之间的某种内在的矛盾。这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内在矛盾。当然它也具有道德的意涵，但是它首先并不是奠基在道德之中的。因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判狭义上说并不是规范性的批判。它涉及的是某种总是超出现实的世界。

霍耐特：但是我问的是，人们在这方面能否放弃对道德社会学问题的关注：置于中心的就是建制的语义学成就，而不是它的道德和规范性功能。但是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描述建制，将焦点并不集中在现实的建立和稳固这一语义学任务上，而是把目光转向制度的规范性角色：制度确定人的规范性地位并将之与认可相联系。批判也应该发挥这样的功能。

吕克：为什么在我的思想中世界和现实的区别如此重要？在《关于正当性辩护》中我们不再关注人们的期望和诉求，这些期望和诉求已经不再符合社会现实和建立起来的正当性秩序。我已经通过我刚刚写的《堕胎的社会学》了解到这一点。①我并不相信公众所服从的意识形态；只有统治者才需要意识形态，因为统治非常难。但是人们有很多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体验。我的姥姥生活在极度贫苦的现实中，她无法表达自己非常丰富的世界；她也不能在家庭的范围之内，而只能与孩子们分享她的世界。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位民族志学家曾经告诉我说，我们所从事的批判社会学只在巴黎的城际高速公路的范围内才有效。我认为，她说得非常对。只是因为我们对某些东西不理解，我们才能不把它当成在规范上不相关的而加以排除。批判必须得强化(stärken)世界——即使很难把握它以反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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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您把马克思称为这一新定向的重要参照点。对您的社会分析来讲，阶级概念起了多大的作用呢？

吕克：“阶级”这一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最近十年完全消失了。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在部分意义上是很合理的。但是这样的预设是完全错误的，即社会给阶级留出了均质化切割的空间。只有实用主义的进路复兴了阶级分析。阶级总是实践现象。其基本问题仍然是：一小群人如何能够剥削大部分人？对此只有一个回答，即一小群人团结而大多数人分裂。如果大多数人为了变得强大而与分裂作斗争的话，他们必须建立明确的联系，形成纪律，组建党派等。当然统治阶级并不将其自身理解为统治阶级，而是理解为精英我将之称为“负责的人”这里的歧义很明显。

① Luc Boltanski, Soziologie der Abtreibung. Zur Lage des fötalenLebens,Frankfurt/M.2007(fr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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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负责的人”是如何做到彼此建立相应的团结和确保他们的权力的呢？在他们之中是某种隐秘的许可，或者也能通过与社会规则的关联而得以表达。当人们指控“负责的人”在欺骗的时候，说的是，如果他严格遵循社会规则的时候，他就不能达到他所要想达到的东西；但是“负责的人”自然会认为，他需要规则。这里，在遵循的规则和利用隐秘知识的方式之间隐含着一种非对称，按照这种隐秘知识，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遵守社会规则。当然后者也具有与他的行为相应的权力。因此这里以一种非常成问题的方式涉及如何规范性地使用制度性权力的问题。区别于人们用阶级概念去刻画社会现实的这种非对称性，我的规范性视角参考了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一切都是初创，所有的人都知道规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们也不能无条件地有效。这似乎是一个充满自由而不是差异的社会。

罗宾：上面所说的内在矛盾处于何种地位呢？这里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援引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轻易解决—是否这种矛盾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客观组成部分，还是说它涉及的是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这一解释是由理论家提出的，其本身相比于对社会自我理解的其他尝试并没有优先性。

吕克：我总是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人类学知识感到很惭愧。人类学比社会学更加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即社会世界是一大团乱麻，而不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在这一情况下创造出一个集体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个神迹，如果人们将一幅积极主义的人类图景作为基础的话。这是由大量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社会学也应该朝向对这些矛盾的解决。马克思本人对此并没有充分地进行这种工作；他总是将社会关系看作是某种被给出的，而不是看成是历尽艰辛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社会关系重视非常脆弱的建构物。所以马克思低估了大量的象征性成就，后者对于确立生产关系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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