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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eve Cooke, RePresenting the Good Society, Cambridge/MA 2006,S.17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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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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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象善好社会》(Re-Presenting the GoodSocie-ty)一书中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规定一种在超语境即动态意义上的实践有效性的概念。①在这本书中我的详细建议包括一些具体的步骤,但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一下。我思考的起点是,我们的实践有效性概念,像公平性、正当性、普遍性和幸福,所关涉的是具有非历史、绝对的特征“对象”。这里的“对象”指的是我们的有效性诉求所朝向的东西:我们各自的真理寻求的可欲性的目标。与所欲求对象的非理性、绝对的特征不同,我们的实践有效性概念总是受历史限制的,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以我们所处的历史性情境为中介。这种中介同时是一种(再)表象:我们关于实践真理的概念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总是在历史中以不同的方式再现对象。由于它总是超越它的历史再现,它也就因此对通过批判的再表达(der Reartikulation durch Kritik)保持开放。这种再表达必然是由以不同方式产生的新观点所导致的。这种新观点通常是通过技术、生态以及社会的进步而产生的,偶尔也通过在论证过程中的理由的交流而产生。在这里我关于实践有效性的概念的两个核心要素尤其重要。第一点是关于真理和表象之间不可克服的鸿沟:作为思想对象的真理,总是要超越我们对有效性东西的表象。因此有超越对象这样的说法。除了第一点之外还有第二点:表象与超越对象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化的,在有些表象中这一距离比其他表象要更狭窄。换言之,并非所有关于超越对象的表象都是同等好的;由新的观点所产生的新的表象根本上能够得到更好或更坏的判断。为了允诺历史学习的可能性,第一点很重要。它自然也适用于关于善好社会的不同表象,这些表象对于某个既定的历史时间点是彼此竞争的。因此它能够让我在反对索雷尔的时候断言:并不是所有能够激发人们与现存社会关系进行斗争的神话都是同等可欲的。有些表象比其他表象更加反映超越对象,这一点会引起这样的疑问:在这种语境下“更好”意味着什么?某些关于实践真理的表象被认为比其他的更好,这是什么意思?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探讨任何表象所要求的有效性的特殊方式。下面我将论域限制在对善好社会的表象而言的有效性诉求上。
①Siehe oben, Fuß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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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带到了我思考的重要的第二步。我进一步提出,在善好社会的诸种表象所满足的诉求中,提供与社会关系相关的伦理行为的方向性指导,比提供善好社会的竞争性表象的方向性指导要更好。
根据我的观点,表象善好社会的目标是给我们在批判性地处理现存社会关系时提供伦理的定向点。感受到某种关于善好社会的再现的力量,就是将其体验为在伦理上是开启性的:它应该向我们指明我们必须遵循的方向,如果我们想要形成人们生活成功尽可能需要的社会生活的话。这种定向的力量与某种开启的力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开启性的能力,就不能澄清为对某种确定的善好社会的表象而言的有效性诉求的超语境的特征。也就是说,它的诉求能够通过与某种超越的伦理对象的关联而超出现有支配性的价值观。那么由此而开启了什么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想要避免理论专制主义的话,就必须设定:没有直接朝向真理的道路,并且我们并不能彻底把握真理的表象。因此如果借由社会批判理论的想象性的规划开启了某些东西,它所开启的东西也不能是完满和整全意义上的真理内容,而最多是关于超越对象的“精神现象”(Gei-stererscheinung)。这种现象对我们而言是作为某种关于完满、整全、救赎等的体验而临时在场的。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称之为绝对的精神特征以及向我们冲击而来的眩晕感,当我们试图去发现通向真理的直接的道路,它通过多样的表象而突然为我们所当下化。①阿多诺以相似的方式指出这种在瞬间中被启示而看到的东西的非透视性,因此他将绝对称为“黑色面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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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将这种启示性的短暂瞬间看作是关于善好社会的表象的开启功能(die erschließendeFunktion vonRepräsentationen der guten Gesellschaft)的典范,但我并没有声称,这种关于社会理论启示性体验的分析总是要诉诸某种神灵显现(Epiphanie),世界在这种显灵中突然出现在光照之下。我用这种带有戏剧性的表达,仅仅是为了强调关于善好社会的表象的开启功能的核心方面:它与超越性对象相关,这种超越性对象通过开启而当下化。当然这种表象善好社会的开启性力量或多或少是短暂性体验和启示性感受。
我的观点是,为了澄清为这种善好社会的表象所需要的伦理定向的超语境特征,必须赋予这种善好社会的表象以某种启示性力量。然而初看起来这种关于启示性力量的观点削弱了对有效性诉求的理性批判的必要性的观点。而我最终的观点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想象规划提出了对伦理定向的诉求,这种诉求从根本上要经受论证性的理由交换的批判。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没有参照相关规划的某种启示性力量,就无法对所提供的这种方向性指导进行判断;我进一步将这种启示性力量在概念上描述为对某种具有精神特征的、隐蔽的、超越的对象的短暂体验,我们的表象永远不能彻底把握这种对象。这里似乎会出现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涉及我们对这种超越对象的表象所具有的本质上的非通达性,因为这种对对象的超越似乎被排除在具有伦理定向力量的理性批判之外。如果我们关于超越对象的表象根本上是虚假的,那么着眼于其与超越性的伦理对象的关系而批判性地讨论某种必要的方向性指导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种难点仅仅当真理与表象之间的鸿沟被设想为无法逾越的时候才会出现。而按照我的观点,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要设定,伦理学习是可能的,即某些关于善好社会的表象要比其他表象更为接近超越性的对象。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不用考虑这一困难。第二个难点涉及关于伦理的方向性指导的诉求所具有的启示性力量这一特征。如果关于善好社会的表象的方向性指导本质上建立在某种体验的基础之上,这种体验在对灵启(Erleuchtung)的短暂瞬间中得到了典范性的展示,超越性的对象在此刻脱去了黑色的面纱,那么如何能够对关于善好社会的表象的方向性指导的质量进行判断呢?在我的书中,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借助于表达(Artikulation)这一概念,在这一方面我受惠于查尔斯·泰勒的思想。①被表达的力量一部分来源于超越的道德性的源头,还有一部分也回溯到表达的能动性上。也就是说,泰勒将这种表达性的行为理解为某种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这种当下化是表达性行为的本己的力量,无论这种表达是采取图像的还是语言的形式。泰勒的这一观点在这里尤其有帮助。按照我的术语,泰勒的上述思想可以表达如下:在表达行为中所呈现的东西就是被赋予了伦理力量的超越对象;同时这种以某种关于善好社会的确定表象的表达形式就是对某种具有本己的启示性力量的当下化。对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讲,具有首要重要性的是这种当下化的有形(materielle)的方面:一种短暂体验的、超越性的对象通过这种表达而得到肉身(leiblich)的呈现。这里我发现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的术语很有启发。②拉克劳将关于善好社会的普遍性的表象称作缺席的伦理对象的“道成肉身”(Inkarnierungen eines abwesenden ethischenObjekts)。不过拉克劳和泰勒都没有由此得出我这里的结论:这种关于善好社会的表象的肉身特征指的是,它所具有的内容原则上能够通过命题形式加以表达,因此能够成为理性讨论的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与德里达和阿多诺的立场的差异很明显:他们都坚持对超越对象的否定性的概念,而与之不同,我则坚持这一超越对象在尘世直观、生动、或多或少具体的表象的当下化。因为只有借助这种有形的内容,这种表象的有效性诉求才能在公共的、包容的以及公开的论证过程中加以讨论。
① Jacques Derrida,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in: D. Cornell, M. Rosenfeld und D. G. Carlson (Hg. ),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New York 1992, S.3-67, hier: S. 25-26.
②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ders. ,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Frankfurt/M. 1973; zitiert in: Albrecht Wellmer, Ethik und Dialog, Frankfurt/M. 1986, S.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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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arles Taylor, Quellen des Selbst. Die Entstehung der neuzeitlichen Identität, Frankfurt/M.1994, S.175-187; Maeve Cooke, RePresenting the Good Society, Cambridge/MA 2006, S. 152-160.
② Ernesto Laclau, » Identity and Hegemony: The Role of Univers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olitical Logics«, in: J. Butler, E. Laclau und S. Z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London 2000, S. 44-89, hier: S.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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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让我们回到我的论文的标题和主要关切。我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想指出,当前的社会批判理论尽管散发出强烈的情感性力量,但它需要提出理性化的诉求。对这一理性化成分的否定会导致对伦理自主这一价值的削弱,即使对这种价值的服从常常是不明显的。然而并非所有对理性化的解释都符合当下社会批判理论的自我理解。因此我试图勾画出与其自我理解最相符的关于理性化的观点。这种对理性化的理解具有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是程序性的。理性化是在慎思(Deliberation)的过程中实行的。其次,它是论证性的。理性化是在论证性慎思的过程中实行的。最后,它是超语境的。它超出任何价值视域或认识视域。我认为,只有将真理作为我们认识所接近但却不能彻底把握的超越对象来理解,以及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有效性诉求理解为具有世界启示性的、伦理性的方向性指导的诉求的时候,这种超语境的特征才能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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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以及它如何可能变得更好
吕迪格·比特纳(Rüdiger Bittner)
韩骁译
我想在下文中回答三个问题。
(1)什么是批判?
(2)在批判理论中,什么是批判性的?
(3)一个批判者是否一定能够说出,具有何种特征的被探讨对象才能避免他的批评?
最后一个问题并没有被问及:是否一个批评者也一定能说出,人们如何能够改善事物,或者说,一个批判者自身是否一定处在能使事情变得更好的境况中?这些问题是没有(解决)机会的,就是说,对这两种情况的回答显然都是“不”。(但)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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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对“批判”(Kritik)、“批判性的”(kritisch)和 类似词语在几种欧洲语言中的起源进行论述。然后我将 忽略同语种内的区分,如对“批判者”(Kritiker)和“批判 性的”(kritisch)的区分,以及语种间的区分,如对(德 语)“批判”(Kritik)和英语“批判”(critique)的区分,而总 结性地谈论“批判”一词的起源。
(德语中的)“批判”一词,直接地或者经过法语词的迁回,出自拉丁词criticus。这个词是对希腊词κριτιó9(kritikos)的拉丁化,后者则起源于动词κρívω(krino)。κρpivω的基本含义是“分离、说明或分开”①。选取这些义项作为该词的基本含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最早可证明的,而是因为其他含义是从它们中衍生的。因此κρivω也有如下含义。
(1)选择②。这是该词基本含义中包含的一个子集:选择某人或物,就是说出于特定目标将它们分开放置。
(2)在法庭上或者其他地方裁定一场争执。③这也是之前含义的一个特例:裁定一场争执意味着,在争执者
① Ilias5,501.我在此处和下文中依据的是以下书中的相关篇目: Henry George Liddell u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Lexicon, Oxford 1977.
② Ilias 1, 309.
③ Odyssee 12, 440; 18, 264; Platon, Staat 360 e.
批判,以及它如何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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