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总而言之，从结构上来说，所有这些批判性语言都包含一个核心的反身性习语(Idiom)，即一个能够要求和提供辩护的自主存在的尊严；这就是正义的习惯用法，它首先不批评某个特定的制度或分配或其他什么，而是以更激进的方式，批评辩护秩序的整个结构。引用霍克海默的话：“那是正义概念的普遍内容；根据这一概念，在任何给定时间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需要一个合理的辩护。它不再被认为是好的，而变成了应该被克服的东西。”②正义和辩护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从对等和普遍的角度来看不充分的辩护的关系就是不公正的，而那些系统地阻碍了辩护本身实践的关系更是极其不公正的。结束这些关系是正义驱动历史斗争的最强动力；而“尊严”一词在这些斗争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它们旨在创造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意义上，个人是对他们有约束力的机构和法律的共同创造者。

① 参见：Rainer Forst,Toleranz im Konflikt,Frankfurt/ M.2003, § 15.

② Max Horkheimer, » Materialismus und Moral «,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2, 1933, S. 162-197, hier; S. 18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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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资产阶级哲学和“批判”概念①

雷蒙·盖斯(Raymond Geuss)

施林青译

1931年的某个时候，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写了一段关于他的同事弗兰克·拉姆齐的文字，拉姆齐在前一年去世，年仅27岁。其内容如下。

① 这篇论文的一个更早的版本有更详细的讨论，为此我非常感谢“剑桥哲学研讨会”(Cambridger PhilosophischenForschun-gskolloquium)的同事们：曼努埃尔·德赖斯(Manuel Dries)、法布里安·弗雷恩哈根(FabianFreyenhagen)、理查德·拉兹奇(Richard Raatzsch)、尤尔根·绍布(Jörg Schaub)、克里斯蒂安·斯科克(Christian Skirke)。尽管他们给出的善意并且合理的建议是暂不发表这篇论文以待进一步修改，但我还是没有遵从这一建议。

资产阶级哲学和“批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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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齐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以在给定的团体中给事物排序为目标。他没有思考国家的本质，或者说，他不喜欢这样做，而只是思考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不是唯一可能的国家，这种想法使他感到不安，也使他感到无聊。他想尽快对国家的基础进行思考。这是他的能力和真正的兴趣所在；而真正的哲学思考则使他感到不安，直到他把它的结果(如果它有的话)作为琐事推到一边。①

使这段文字非常有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用“资产阶级”一词来描述拉姆齐的基本哲学立场。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称拉姆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似乎意味着拉姆齐对激进地批评我们的国家，以及可能也像实际表现那样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激进批评的想法完全不感兴趣，也许甚至是持敌视的态度。实际上拉姆齐认为：“历史和政治不适合讨论，除非是专家。其他人只是需要更多信息；在他们收集到所有可动用的信息之前，他们除了接受更有资格的专家给出的意见之外，什么也做不了。”①这与拉姆齐的一般观点是一致的，即“哲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系统”②。“在哲学中，我们把我们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提出的命题，用原始的术语、定义等展示在一个逻辑系统中。”③除了信息的交流和信息的排序之外，并没有其他有意义的任务；对“古老的一般问题的讨论不是技术性的就是可笑的”④。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Vermischte Bemerkungen, Frankfurt/M.1977，S.40，我特别感谢理查德·拉兹奇（Richard Raatzsch)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多次谈话，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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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人们可能会设想一种不同于拉姆齐的状况，是否有可能一方面认为正确信息的获取和有充分依据的一般性理论对于研究政治和人类社会是最重要的，但又避免得出结论说唯一的任务是把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整理成一个连贯的系统。如果人们和拉姆齐一样，无论是出于无聊还是焦虑，拒绝可能存在某种(完全是)其他类型的国家的想法，那么任何试图从根本上“激进地”批判国家和社会的尝试，必然是毫无意义的：留给思想家的唯一任务将是在认知上发现现实存在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秩序，也许还可以在一个不受质疑的、被预设为不变的基本社会框架内，建议对它们进行微小的重新安排。这种重新安排的原则将是人们的“感觉”①；事实上，在一个像这里所设想的封闭的宇宙中，人们还能求助于什么？无论维特根斯坦对拉姆齐思想的结构和动机的历史分析是否正确，人们仍然会问，对这种哲学最恰当的描述是否是“资产阶级”的。

①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es, London 1960，S.287-288.(这段拉姆齐的引文是从英文翻译而 来。)

②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 263.

③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 263.

④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 290,

资产阶级哲学和“批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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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也许是考量那些通常被拿来与“资产阶级”作对比的概念。其中至少有三个概念是具有特殊的哲学意义的。②第一，“资产阶级的”与“贵族的”或“封建的”相对立；第二，“资产阶级的”与“波希米亚的”(或“艺术家的”)相对立③；第三，“资产阶级”与“激进的”(或“革命的”)相对立。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支撑所有这三种用法的一个基本意义来自对古代政权的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团体，一种身份或阶层，有别于其他两种阶层：封建贵族和神职人员。④“资产阶级的”指的是第三种阶层的那些标志性特征，人们认为这些特征是封建贵族和神职人员所不具备的。①“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这组对比背后的基本观念是，封建贵族的地位从其王朝血统的传统地位中获得某种合法性，他们的生活致力于追求“荣誉”，尤其是军事荣誉，后者是一种特殊的、有社会基础的、非功利的美德。神职人员也拥有一种有特权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一种非功利性的意识形式，即宗教信仰为依据的。这种信仰使人们有机会接触到“真理”，这些真理被认为有可能超越甚至违反所有世俗理性的基本准则。按照基督教教义，我们日常社会世界的互动形式被认识是内在不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解释是：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因此，除了绝对最低限度的精力外，再投入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在这些问题上寻求根本的生存满足的人都被深深地欺骗了。正确的态度是以自我放弃和祈祷的方式远离这个世界。②

①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 291.

②当然，至少还有“资产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两种区别，它们在受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影响的哲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不会在本文中探讨这些区别。

③参考：Thomas Mann, Tonio Kröger，Frankfurt/M. 2003.

④毋庸置疑，本文这一部分的历史主张充其量只能作为粗略的初步描述。例如，在古代政权的后期，贵族既包括旧的、拥有土地的、军事的封建种姓的成员，也包括某些皇家职位的持有者(长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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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与其他两个阶层相比，资产阶级在功能上不是军事政治权力的阶层或宗教的阶层，而是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手工业和商业的阶层。一个典型特征是，资产阶级成员可能对他们的“信用”(尊严)感兴趣，也许对某种受人尊敬的普遍声誉感兴趣，但他们对贵族阶层所谓的“荣誉”并不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无论他们作为个人是否对贵族所谓的“荣誉”感兴趣，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机制使这个阶层的成员能够像贵族那样追求这种兴趣。资产阶级成员毕竟是“并不能令人满意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与封建贵族进行决斗。因为贵族不会屈尊与他们决斗，资产阶级被排除在现有的“荣誉”体系之外。同样，资产阶级也不热衷于奇迹、苛责肉体或贬低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满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①，资产阶级致力于和平的、有系统的商业的秩序，因此它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祛魅的”、安全的、基本结构不变的、可调查和可分析的世界，人们可以对这样一个世界进行可靠的预测。与贵族那种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一场战斗或一张牌面上的激烈秉性，以及神职人员的超凡信仰相比，资产阶级是清醒的、有秩序的、温和的、精打细算的、功利的。资产阶级拥有一种特殊的时间视野，他们专注于在中短期的未来获得具有切实价值的物品，但相对不关心遥远的过去、转瞬即逝的享乐或一个即将到来的末世。与宗教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资产阶级活跃而强烈地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进程中，至少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对这些活动表现出根本的厌恶，这种参与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辩护。资产阶级对这个世界及其对象所持的典型态度是十分肯定的。

①需要注意到，这里的问题在于指出一个概念的意义，而不是对该概念所指向的现实进行恰当的说明。因此，神职人员或封建贵族事实上是否比资产阶级更“清醒地计算”并不重要。因为对于这个概念的历史来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每个阶层的特征是什么。

②这里最好的例子是奥古斯丁：参见其《忏悔录》(Confes siones, hg. von M. Skutella, Stuttgart 1996; dt. /lat. Ausgabe: Confessiones/ Bekenntnisse, eingel, , übers, underl. von J. Bernhart, Frankfurt/M.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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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1972，S.502-503.经常被引用的是：»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ders.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eil I, Tübingen 1963, S.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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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可以肯定的是，资产阶级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爱利亚学派式的完全不动世界，或拉普拉斯式的可预测的世界：没有变化就没有商业，但相关变化必须是适度的，并且被调控在一个可研究的框架内。如果整个经济真的完全由国家的计划来调控，那么资产阶级的职能就会被各种公职部门所取代，它们的任务仅仅是一些常规化的管理。“资产阶级”和“公职部门”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一种可能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化，资产阶级世界就无法生存：如果恶性通货膨胀使资产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资源的突然枯竭使某些贸易部门无法生存，股票市场被政治事件取缔，或者如果末世论的宗教预言被信以为真，人们放弃了他们所有的世俗财产，诸如此类。那么，只有少数资产阶级特有的信仰、习惯和信念会持续具有意义。

上文中“第一”的区分(资产阶级、教会、封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结构，社会中的截然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职责、义务和权利，并彼此对立。“第二”的讨论方式将把这三个概念对应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观点立场和思维方式上去。在一般的用法中，“第三”中的对比“资产阶级的”和“波希米亚的”之间的对比，不那么直接和明确地指一种具体的社会结构或法律秩序，而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风格。“波西米亚”指的是一个抽象定义下的社会领域，它处于有保障的、可预测的商业框架之外，致力于艺术、知识、娱乐、闲暇和其他非生产性的社会活动形式。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这个群体包括演员、妓女和旅行音乐家。在十九世纪末，这个群体包括演员、妓女、旅行音乐家以及初态新闻记者(Protojour-nalisten)这样的低级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包括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某些类型的艺术家、某些“另类圈子”(alternativeSzenen)的成员，以及出没在时尚城区和某些大学的边缘地带的、由信托基金资助的富人子女。然而，这并不像“神职人员”或“贵族”那样是一个定义明确的社会、法律或经济团体，主要强调的是态度或心理特征，个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实际的社会群体的法律或经济地位。一个“波希米亚人”是一个对实际价值和中期的未来没有功利主义取向的人，但他似乎更热衷于美丽的外观或即时满足。通常伴随着对“体面”的不屑，这种“体面”存在于对流行风格、时尚和道德细节的遵守之中，它构成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支柱，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经常关注自己的信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关注自己的信用度。①波希米亚人属于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①中描述的那种典型的“现代”(城市)人的角色：流浪者和花花公子。尽管表面上看，波西米亚王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不能产生任何形式的严肃社会批评的领域，因为它是寄生在社会的“真实”运作上的。艺术家或者波希米亚人可以对资产阶级嗤之以鼻，因为他可以依靠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实际上组织了食物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没有这些，波希米亚人是无法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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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ders.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eil I, Tübingen 1963, S.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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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第三种用法是与一组对立概念的其中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的/激进的”。正如词源所表明的，“激进”意味着深入某一现象的“根源”，“激进的批评”就是要求对现状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与此相反，“改革”所涉及的是现有问题或困难的表面形式。换成医学上的比喻，我们可以说，改革派的建议是治标不治本的。因此，“激进”可以作为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术语来使用当然，其他用法也是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现象的“根源”不感兴趣，而只是对一些程序感兴趣，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对现有结构进行微小的修改，以增加利润或减少特别严重和恶劣的不公正现象或无可辩驳的不道德行为，这些已经是非常过分或者丑闻性质的。如上所述，资产阶级要求框架的稳定性，并且通常以对世界的强烈肯定态度为特征。在哲学上表现为一种倾向，即认为可以在概念上使我们所知世界的合理性和积极价值合法化。

① Charles Baudelaire,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in: ders. , OEuvres Complètes, Band 2, hg. von C. Pichois, Paris 1976, S. 683-724; dt. » Der Maler des modernen Lebens «,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Briefe, Band5, hg.von F.Kemp, C. Pichois, in Zusammenarbeit mit W. Drost, Münehen, Wien 1989, S. 21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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