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资产阶级与固定的基本社会和经济框架之间的捆绑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资产阶级思想的肯定性特质也并不意味着批评的完全丧失。资产阶级哲学的出发点是，世界基本上或根本上是有秩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细节都处于应然状态；在为资产阶级的构想辩护时，人们不能是天真或头脑简单的。我们的社会现实充斥着不足之处，它们不能仅仅通过漂亮的言辞或者对世界的系统性无视而被消除。即使是巴尔扎克所描绘的传统资产阶级中最自我满足的成员也不会愚蠢到认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面面俱到的。说世界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并不是要排除仍然需要进行局部批评和改革的可能性。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作为一个“现代”的、新教的(潜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基本上”在理性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需要一些小的改革：一部宪法、一般的陪审团审判，以及黑格尔可以具体说明的其他一些制度细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批评必须是改革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接受社会既有的基本结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认可它，但建议某些从属特征或结构必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得到修改。改革派的批评持有的另一个假设是，在现有的大结构中对一个从属特征进行修改是可能的。这种“原初资产阶级”(urbürgerlich)态度被兰佩杜萨的小说《豹》中的塔克罗迪表达为：“如果我们想让一切保持原样，那么一切就必须发生改变。”①所以，改革必须是允许一切基本保持不变的改革。黑格尔的逻辑部分是试图描述“同一个”基本结构如何能够在经受改革式的变化后依然维持自身(但同时也是要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基本结构将无法维持自身，尽管这种说明并不清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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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稍微换个说法：把一种有限的“批判”置于人类注意力的中心，这整个想法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封建领主或高级教士并不“批判”：贵族使用他的拳头或剑，或者求助于传统或绅士与生俱来的策略和判断力，他知道在每种情况下需要什么，即便不一定能事先说出发生的到底是什么；教士则求助于信仰、教父的共识或教皇的决定。因此，致力于“批评”(未定义的那种)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承诺要离开资产阶级为自己创造的舒适世界。毕竟，“批评”是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百科全书派的口号和主要工具。

①这是一个复杂的例子，因为塔克罗迪是西西里贵族的一员，他是在解释他为什么要去参加反叛国王的活动时说这番话的。正如他自己在这段话中所说的，“除非我们自己(贵族成员)现在出手，否则他们会把共和国强加给我们”。然而，这里的重点是，塔克罗迪有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态度，而他的叔叔，即王子，一个真正的旧封建贵族的代表，并不理解这种态度。(Toma-si de Lampedus, Der Leopard, übers. von C. Birnbaum, München1962, S.33.)

②“改革的”和“革命的”批评之间的差别不同于“内部”和“外部”批评之间的差别。“内部/外部”指的是批评的结构。也许是批评的能量来源；“改革/革命”指的是为避免批评所需的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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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哲学”首先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综合体，像基督教、自由主义或封建主义一样。在这个综合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不同的元素相继出现，它们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对于这样的现象，期望能够找到一个正式的定义，涵盖我们倾向于称之为“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形式，是不合适的。①人们可能会说，把一种哲学称为“资产阶级的”是指它的整体属性，并不是指可以罗列在清单上的任何个别属性或个别属性的集合。但在“资产阶级的”基本思路中，既有历史上更深层次的要素，也有不太深层次的要素。其中最深层次的两个要素是一系列关于知识的性质的观点，以及一种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的乐观主义。

我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思想之下划分出了“意义”这一概念在使用中的不同含义，这种多义性是系统性的。一方面，“意义”在不同的理论(如认识论的)语境中被使用。人们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或一个“有意义的”行动。第一种情况首先是纯粹口头的，指的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命题。第二种情况则是人们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解释”的行为。另一方面，“意义”概念在一种生存的-实践的语境中作为一个积极的价值概念被使用。年轻人追寻着一种“有意义的事业”或者追问着“生活的意义”。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积极的价值概念，它带来一种愤怒，在很大概率上引发了对“生活的意义”的下述阐发：“如果你有幸没有失业，你会从现在开始辛勤工作40年，为了提升某个大型企业的利润。最终你会死于某种受环境所影响的疾病，很可能是癌症。”资产阶级的思想建立在这两种意义的概念的系统性混合之上，因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将世界呈现为“有意义的”(也就是“可理解的”)—方法是对某些显然是“不可理解的”现象进行解释—借此证明。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种“有意义的”(也就是“有价值的”)人类生活是可能的。换一种说法，资产阶级哲学利用的是一种建立在“神正论”问题上的双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反映出意义概念中基本的两义性。这意味着，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形式是由以下几点组成的。

① 参见尼采《道德的谱系》(Friedrich Nietzsche，»ZurGenealogie der Moral«, in; ders. ,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 Band 5, hg. von G. Colli und M. Montinari, Berlin 1976, S. 245-412)。我曾 经在其他著作中讨论过这种研究方式的方法论问题，参见：Raymond Geuss, History and Illusion in Politics, Cambridge 2001, S. 6-10, 51 f. , 69-73; Public Goods , Private Goods , Princeton/NJ 2001, S. vii-xxiii; Glück und Politik, Berlin 2004,S. 10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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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第一点，承诺存在一种明确的、有根据的、有保障的或确定的、工具性的有用的知识，呈现了我们在世界中发现意义的基本方式。也可以可靠地利用这种知识来帮助我们在现实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活动并与环境打交道。这种知识被认为对人类生活非常重要，而且我们默认自己应该勤奋地培养它，尽可能地扩大其适用领域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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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承诺在一个很广泛的意义上积极解决“神正论”问题，正如黑格尔在使用该术语时使用的那种意义，即对以下观点的承诺：有可能论证性地指出整个世界是理性的、良好的，并且基本符合人类的利益、需求和愿望，因此我们应该“热烈地拥抱”和肯定这个世界。①

这个框架的第一点处理的是理论性的“意义”，第二点处理的则是相对实践导向的意义概念。最终被默认的是，通过工具性的、可利用的知识表明了一种对自然现象和既有社会结构的意义理解，这种理解证明了人类生活的积极价值。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内部结构可以按照四个步骤被重建出来。

(1)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确实是有秩序的。

(2)因此我可以(在原则上)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将世界呈现为有意义的)。

(3)将世界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呈现为有意义的，这种呈现的形式是对世界拥有系统性的知识，知识①是工具性的、可使用的，并且②可以被“证实”。

① 我已经在以下文章中讨论过这些问题：»Artand theodicy«， in: ders., Morality, Culture,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99, S. 78-115, und »Outside Ethics«, in: ders. , Outside Ethics, Princeton/NJ 2001, S. 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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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4)我应当热烈地拥抱这个世界，并发自内心地肯定它。

其结果是一套有理论根据的、实践的乐观主义。

只是为了重申已经提出的观点，“资产阶级”指的是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各种具体要素的组合。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它们将上述要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作为基础性的或特别重要的要素：

有稳定框架的合理性〔强调(1)(2)(4)的优先性：莱布尼茨]；

清晰性[尤其关注(3)：当代分析哲学]；

确定性〔(3)①的优先性：笛卡儿]；

有用性〔(3)②的优先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

严重分裂情况下仍然进行激进的肯定〔(2)和(↓):黑格尔〕。

在确定“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时，历史背景是如此的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诸元素孤立地或在不同的背景下被考察，它们可能会具有其他的意义。举例说明的话，哲学家对某种清晰性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智者，因此这种要素本身的存在并不足以使整个哲学立场成为资产阶级的。这也意味着，在一个可能的后资产阶级时代，这些元素中的一些可能会继续存在，尽管是以一种略为变化后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列如，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中，人类力量具有“资产阶级”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可以被剥离，从而揭示出潜在的普遍的人类意义，在概念建构的方法和理论建设的形式方面也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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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①

① Karl Marx, Grundriss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Berlin 1953，S.387，（译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3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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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上述资产阶级性质的综合体立即显示出一些困难。例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坚持认为，在工具性知识的无限制发展(上文“第一点”)和“资产阶级”哲学的神正论目标(上文“第二点”)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融贯，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分析了这一矛盾的历史现实。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有用的知识”，就其本质而言，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向我们表明，世界从根本上是好的、应该被认可的。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能够通过对“工具性”知识形式的诉求得到的合法化的观点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能够从任何形式的“有用的知识”得出结论说，世界是好的、值得我们肯定的。提出任何这样的主张，都会落人类比主义的窠臼。第二，工具性知识的获取、验证和应用越是被视为所有理性的典范，人类就越是无法掌握发展真正的神正论所必需的那种思维。第三，工具性知识形式的真实展开实际上使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前更不值得被热情拥抱：如果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本可以解决非洲的饥饿问题(但却并没有这么做)，我们的“世界”比一百年前的世界更不值得被积极和热情地认可，过去我们在原则上并无可能解决非洲的这一问题。

暂时抛开资产阶级计划中涉及分析和培养(有用的)知识的部分，而专注于神学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系列不同的观点，但发展的主线似乎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明显的可理解的秩序，人们需要做的是揭示它。一旦你发现了这个秩序，认可它几乎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毕竟，一个人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可以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代表了这种一般观念的轻微变种。前者假设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表象；后者认为，只要进行一些小的改革(比如在普鲁士引入陪审团机制），世界潜在的可理解的结构就会清晰无误地显现出来，而这些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预设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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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文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是指一种综合体，而不是指一个孤立的要素或一组要素的集合，把亚里士多德称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正确。毕竟，他似乎是纨绔暴君(如阿塔尼乌斯的赫米亚斯①)的朋友和顾问，也是嗜血的马其顿政权谄媚地笑着的走狗，该政权终结了古希腊的自治实验。在任何有趣的意义上，都很难将这种行径视为“资产阶级的”。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仍然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重要先驱，因为他提出了“拯救现象”的宣言并且尝试做到这件事。②也就是说，哲学家的任务是从普通的观点出发，然后继续试图尝试“拯救现象”，这意味着现象，可以将我们所看到的周遭世界归纳到可理解的秩序之中去。此外，它似乎还假定，从“普遍接受的”观点出发去寻找这种秩序是有意义的。

① 指 Hermias of Atarneus，是亚里士多德的岳父。——译者注

② 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1145 a 15-1145 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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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黑格尔对什么是“可理解的”或许有某种更苛刻的见解。人们可以认为，黑格尔做出了如下区分：

(1)现象X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我可以理 解它； 并且

(2)现象X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我可以解 释它。

格外有趣的是这种情况：虽然一方面我不能理解X，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能直接理解X。X对我而言没有意义，但我可以给出一个虽然复杂但连贯的解释，说明为什么那个特定的“合理性”或“可理解性”失败了，那么可以认为这种更高层次的“解释”是一种哲学上的进步。我将把这称为“(理性)倒退”。当我发现X不可理解时，我可以“退后一步”，“移到更高的地方”或达到“一个更高的观察层面”，在那个“更高的层次”上，我最终理解了X对我显现为无意义的原因。①

黑格尔对“理性倒退”的过程给予特别重视。他认为，如果成功的话，这种倒退原则上可以无限继续下去。可理解性不会简单地在任何一个点上断裂或结束。

①这一结构在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b)的《黑格尔的偶然性理论》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分析。(HegelimKontexe、Frankfurt/M. 1971,S. 157-186.)

资产阶级暂学和“批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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