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说某些现象在哲学上是“可理解的”或“有意义的”，并不是在描述某种静态属性。相反，某对象是可理解的，意味着它处于某种恰当的过程或“运动”中，这种运动使得相关现象在哲学上是可理解的。尽管如此，一个哲学家有可能完全把握这个世界的诸现象，使他最终能够遇到的一切都变得可理解。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汉斯要和海克(而不是和莫妮卡)结婚，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婚姻”必须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个体作为伴侣“非理性地”结合在一起。黑格尔系统性地分析了“有意义”这个概念的语义转变，这指的是进行中的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有意义最开始指的是我能直接理解的东西，但现在哲学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对意义的另一种要求。现在，只有当某个现象可以被解释时，它才被证明是“有意义的”，即便解释是复杂的、不直接的，而且不满足直接的可理解性的条件。当一个人历尽了理性倒退的整个进程后，他就能在回看这个进程时自行理解这个进程的意义，即便他不能让一个局外人直接理解他所看到的东西。

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的世界里，神学计划中证明世界确实是有秩序的要求似乎已经完全过时了。至少康德是这样相信的：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整个世界是否“真正”有序，所以试图用一套可证实的信念为我们对世界的主观态度奠基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以一种方式还是另一种方式(乐观的或悲观的)。①或者，更确切地说，按照康德的说法，困难主要不在于世界在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而在于我们无法对整个世界的表象做出有根据的理论判断。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康德对现成的资产阶级模式的背离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中；因为康德并没有彻底取消资产阶级旧有的乐观态度和成见，只是对它们进行了新的阐释：它们不再是关于现实性的有本体论根据的主张，而是不可避免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假定”。粗略地说，它显现为“实践理性”的要求，我们必须假设世界是最好的，并依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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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在二十世纪仍有其力量，正如哲学家乔纳森·李尔和弗兰克·拉姆齐分别提出的两条论证路线显示的那样，这两条路线都完全摒弃了形而上学。在《爱及其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一书中，乔纳森。李尔提出从童年发展出发的视角，正如温尼科特和斯皮茨等心理学家所分析的那样。就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具有正常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人而言，这表明他成长的环境“足够好”，允许这一成熟过程的发生。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是指物理和生物环境，还包括情感条件。因此，任何事实上已经成功达到理性的成熟状态的人，都有理由对他的环境抱有一种偶然的、非形而上学的乐观态度；如果环境太差，他就不会有能力把握到这一点。①

① Immanuel Kant, »Über das Mißlingen aller philosophischen Versuche in der Theodizee«, in: ders. , Schri 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ädagogik 1, hg.von W.Weischedel, Frankfurt/M. 1977,S. 1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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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拉姆齐②那里发现类似的“后形而上学的”论证。当世界没有客观既有的形而上学结构，那么当我们设想我们的感情和态度有可能忠于现实时，这种设想是空洞无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不能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某种感情比其他感情更为“恰切”。然而按照拉姆齐的观点，可以猜想我们的感觉本身就给了我们一种反思性的判断标准：拥有一套让人对世界感到“兴奋”的感觉，比拥有一套让人对世界感到“沮丧”的感觉“更恰切”(而且“对我的所有行动都更好”)③。由此，他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对整个世界采取乐观的态度至少不是非理性的。④

李尔巧妙而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为乐观主义的自然倾向提供了解释，这可能是那些达到正常成熟期的人类的特征。但我们可能会问，就像斯巴达人在看到那些被治愈的人献给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的许多雕像时那辟：“那些死去的人的雕像在哪里？”该论点还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与这种自然倾向作斗争。也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世界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但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足够好的”。但是，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一情况的原因孩子们有父母或其他人照顾他们，也就会意识到，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它将继续是足够好的，尽管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这样认为。而这正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要证明比这更多的东西，就需要证明。我过去拥有足够好的父母，那么未来的世界就会有普遍的善意。我并没有见过任何这样的论证。

① Jonathan Lear, Love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New York 1990.

②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 London 1960, S.290-291.

③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292.

④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London 1960, S.28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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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感兴趣的人会发现拉姆齐对问题的把握是完全不充分的，他最终回到了莱布尼茨的陈旧观点。①“世界”对拉姆齐来说似乎仅仅是天文学的对象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仅仅从一些特定的个人和他的“感觉”，如“我觉得愉快和兴奋”③的角度，采考虑人类对世界的适当态度似乎就显得合理了。我的感觉和态度毕竟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天文学对象的现实。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情况就不那么明晰了。对世界采取乐观的、批判的或中立的态度，部分地使这个世界成为特定的某种世界。在不同的情况下，我对世界的态度，可能会使我成为社会弊病的共谋。“我感到愉快和兴奋的事”在这里并不能作为可靠的标准。穿便宜、优雅、剪裁得当的衣服很可能比穿昂贵但笨重的衣服更令人愉快和兴奋。但这还不是最终结论，如果剪裁精良的衣服是由第三世界的童工或奴隶劳动生产的话。可以想象，只有在某些方面拒绝轻快的乐观主义，我才能摆脱这种共谋。无论人们最终对这一立场的可行性有什么看法，也就是我所认为的阿多诺所持的立场，它肯定是一个表面上可能的立场，但拉姆齐呈现问题的方式已经随意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

①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II, in: ders.,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Band 20, hg. von E. Moldenhauer, Frankfur M. l971, S. 247 ff.

②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Mathematics, Lomdon 1960, S. 291.

③ Frank P. Ramsey,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lics, London 1960, S.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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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尝试了几种不同的方式，试图偏离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笔直而狭窄的“军事公路”〔康德称之为“军用公路”(Heerstraße)〕。卢卡奇，或者更确切地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卢卡奇，试图采取向前逃离的策略：我们无法完全如其所是地解释这个世界并且将它展现为对人类而言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它被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所撕裂，无论怎样复杂的智力操作都无法解决。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废除资本主义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卢卡奇认为这是现实可行的而由此产生的世界将不再受困于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它会变得透明。一致、可被证实。这个新世界将被它的居民认为是“有意义的”，但要实现它，需要一个激进的政治决断。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克尔凯郭尔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了作用。阿多诺代表了卢卡奇式主题的另一种版本：只有一个发生激进改变的世界才会是完全有意义的，但出于根深蒂固的原因，人们无法看到如何执行一种适当的转变(因为工具理性受制于启蒙辩证法)，所以人们能做的只是等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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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尼采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正统派的偏离，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将康德的观点视为模板，即完全拒绝用认知来为神学奠基的计划，但他们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失去勇气，通过“实践理性的假设”重新走上正统乐观主义的老路。尼采和维特根斯坦都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可以被理解的，也不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论证“解释”为什么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意义深远的语境中，从某一点开始，人们干脆停止了追问。这并不意味着(如黑格尔所言)，它汇人一个“变化着的”，但却全面的、循环的、自我奠基的、自我透明的理性系统中去。相反，这意味着人们在从某一点开始，迎面撞上残酷的事实(facta bruta)、人类意志(意愿)的表达、自然现象或者与历史上的偶然机制绑定的人类实践。这些可能被认作事实，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被理性化。有可能发生的是，并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停止追问的点：它可能渐渐单薄，逐渐失去焦点和确定性。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设想这件事情，即某样东西越来越被移向我的右边，最终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预定的、可以被准确描述的点来标记它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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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可以假设历史已经让我们看穿了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主张，但有两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第一，一种当代的，但非资产阶级的哲学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第二，放弃资产阶级哲学计划对激进的社会批评的可能性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对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有一种关于前进道路的建议最近开始以惊人的频率出现，但在我看来是严重误导性的。这种建议认为，人们可以恢复基督教的“恶”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心概念，用来寻找一种后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支持，或者至少搭建一种激进的批评形式。

矛盾的是，我认为这种对“恶”的迷恋，虽然常常以格外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大多是一种以廉价的方式，假装自己的道德直觉是基本正常的。

关于“恶”的近乎痴迷的讨论可以是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某种表达方式，是逃避面对现实的必要性的方式，也是资产阶级主体使自己在世界中感到自在的方式。我所批评的这种当代用法非常尖锐地区分了“坏”和“恶”。任何东西，无论是某种行为、习惯、做法、机制或决定不仅是坏的，而且是“邪恶的”，其条件如下。①它在两个意义上是不可理解的，它不容易被纳入我所掌握的解释范畴，而且我在某种意义上根本不希望它被纳入；我希望把我的注意力从它身上转移开。②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个体的偏差，某个特定的主体可以对此负责。③它引起一种特殊的怨恨、愤怒和恐惧，超出了我们对坏的、有害的、不利的等的通常厌恶。这三个属性中的②与将邪恶人格化的倾向有关，而①和③则与盲目和过度反应的倾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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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说明对恶的援引经常介入政治游戏。“那只是邪恶”的说法既是一种不适当的、对政治的“人格化”，也是一种在认识和道德上拒绝了解真实政治立场的表现。2002年11月，一群近东问题的学术专家试图让托尼·布莱尔意识到英国军队在入侵伊拉克后将在当地遇到的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被邀请到唐宁街的六位学术专家)不被允许留下书面记录。在会议之前，他们决定不冒着与布莱尔对立的风险说入侵是不明智的，他们认为集中在后果的性质上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位名叫乔夫的阿拉伯专家)回忆说：“我们都几乎说了同样的话：伊拉克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有巨大的社区间的怨恨，不要想象您(英国军队)会受到欢迎。

(……)布莱尔的反应是(看着乔夫说)：“但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邪恶，不是吗？”“我(乔夫)有点愕然。这似乎并不十分相关。”恢复状态后，乔夫继续争辩说，萨达姆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此，布莱尔只是重复了他的第一个观点：“他可以做出选择，不是吗？”正如乔夫所说：“他的意思是他可以选择做好人或做坏人，我想。”六个人在一个半小时后离开唐宁街……乔夫得到的对布莱尔的印象是：“一个思想非常浅薄的人，除了高层人士的个性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对社会力量、政治趋势等没有兴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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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对“恶”概念的援引很明显是防御性策略的一部分。托尼·布莱尔当然想要避免任何与伊拉克局势相关的知识和理解，因为它们会震动他那属实天真的世界政治图景，干扰他基于其他理由已经做出的决定。此外，他还能援引“恶”的概念，扮演所谓更高的道德价值的代言人，并且鼓动英国人民中倾向于自我合理化的那部分人，将他们引向一个立场。用这种道德化的方式运用“恶”的概念，似乎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对现状的加强，而不是对激进变革的任何贡献。

试图摆脱“恶”的概念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的控制，也意味着试图理解那些令人深感不快、陌生和受挫的东西。这种理解也有可能反照我们自身：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也可能像邪恶的人那样体验到他们引以为“善”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傲慢、自信但实际内在撕裂的资产阶级作家托马斯·曼①在他的散文《希特勒兄弟》②中做出了恰当的示范。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达到这种理解。正如无数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将过往所知、体会和幻想结合起来，为了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形成一个观点。托马斯·曼的这篇散文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提醒的话)，反资产阶级的方式不止一种，而且并非所有的方式都同样好。

① Jonathan Steele, Defeat: Why they lost Iraq, London 2008, S.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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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具有这样的特性：它旨在发展一种批评的形式，这种批评既是激进的，也摒弃了对陈旧的宗教遗留物的援引，如“恶”等概念。目前，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对这种激进主义的呼吁已经失去了很多吸引力。这似乎有两个原因。第一，欧洲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短期内的改善，使大部分人以前感受到的尖锐的紧迫感变淡了。第二，东欧剧变导致了与这些政权相关的一系列积极的社会理想的衰落。这两个因素都致使人们不太愿意考虑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建议。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持续。现实地说，西欧舒适的资产阶级世界似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这不是任何形式的批评的结果，而是在任何西方议会无法控制的事件的重压下：世界人口的增加，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不同的区块上人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断分裂，以及因资源稀缺而发生的军事冲突，海湾战争就是这种冲突的前奏，这种冲突将变得更加严重，直到经济体系的崩溃使得任何大体量群体和机器的组织都变得不可能，即便是为了战争的目的。

① 参见他的著作»Bürgerlichkeit« in Betrachtungen einesUnpolitischen（Frankfurt/M.2001)。但托马斯·曼以其观点的分裂著称。

② Thomas Mann, Schriften zur Politik, Frankfurt/M. 1970.这篇文章诞生于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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