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批评”，尤其是“激进的批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女儿，而且不太可能超越这个时代。在十八世纪被称为(通常是贬义的)“热情”的各种形式可能会继续存在宗教教义，情感上的民族认同形式，对各种传统习俗、制度或古老传说的基本依恋这些可能仍然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一些方向，但这些正是“批评”最初要消解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清楚所见，批评拥有过它的时刻，当时有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对如何采取措施感到困惑，但也有足够的闲暇来反思。人们认为，系统性的、逻辑性的思考有助于消除系统性的困难。在急迫和需要即刻行动的情况下，如对于为找到足够的水而挣扎求生的人群，并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位置。因此激进的社会批评的前景很差，它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在实践中几乎完全没有效果的奢侈品。任何恢复批判传统的尝试都必须从对这些事实进行清醒的反思开始。

230

什么是批判

第三部分内与外：批判的星群

反思，治疗，展示——批判的形式

蒂洛·韦舍(Tilo Wesche)

韩骁译

我们将如何以及作为谁理解我们自身，最终并不取决于我们进行批判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实行批判并且使其成为可通达的(zugänglich)，对于我们的自身理解来说具有核心意义。不过我们的批判能力被划定了狭窄的边界。批判的范围和界限根据如下标准得到衡量，即它是否到达了其接受者(Adressaten)那里，还是仍然无法通达。批判的独一无二特征在于这样一种针对相反立场而实行的辩护实践(Rechtfertigungspraxis)。它尝试在理由的媒介中，稀释人们的思维习惯，消除转化能力的伪装(Verstelltheiten eines Andersseinskönnens)，拆解对论证的免疫活动，或者对防御机制发动袭击同时不会越界成为独裁。从对错误(Irrtümern)、强迫观念(Zwangsvorstellungen)和简单化(Simplifikationen)的区分出发，批判的如下三种形式反思（Reflextion）、治疗(Therapie)和展示(Darstellung)将得到描绘。我们对批判和展示的统一，展示性的批判，有着特殊的兴趣，它将在方法、现象领域和作用力方面实行一种独立自主的辩护实践。

反思，治疗，展示

233

一、启蒙批判

尽管存在区别，但从黑格尔历经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再到《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都同样从一种倒退的图像来把握现代性。他们以两种方式对未实现其可能性的现代性展开批判：作为现实批判和作为理性批判。前者针对现实性，其中现代性对自由和幸福作出的承诺并未得到兑现。由此它特别突出在糟糕的现实和其解放力量之间的矛盾，后者从自然科学、政治制度、文化自我确信在现代的进步中被释放出来。理性批判(Vernunftkritik)反过来朝向堕落为谎言和显象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它批判启蒙走到了自身的反面，成了某种遮蔽物。

现代性的标志，与其幸福和自由的可能性相对立，就是遭受着有罪责的命运。①苦难(Leiden)一直是一种负面的经验，它们不应当存在，并且人们根本上也不希望它存在。尽管他人的苦难也可以像我自己的苦难那样，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它根本上并不是一种值得意愿和被亚里士多德规定为“善”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可能弄错“善”的含义，例如将其看作一种以苦难为真实内容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强调自己的苦难，却从不把苦难当成一种无限制的、预先计划的意愿的目标。作为一种我们不能将其肯定为最终目标的负面之物，苦难一直违背我们的意图，并作为命运让我们遭遇。

234

什么是批判

现代性的各种病理学并没有消解在纯粹的所遭受的痛苦之中。一种它们共同承担的罪责残余，与荷马史诗式的命运力量形成对立，在其中无罪的奥德修斯被交付给命运，至多是能够通过某种诡计脱身。而现代性的罪责也和悲剧性的罪责不同，前者并非无可摆脱的罪责。现代病理学在其过错方面和史诗的-神秘的无辜有别，在其可避免性方面与悲剧性的罪责有别。苦难的现代形态体现为堂吉诃德的形象。在叙事诗(Epos)和悲剧的位置上，长篇小说(Roman)出现在了近代(Neuzeit)的人口处，并且在奥德修斯、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之后，一种新时代的苦难形态在堂吉诃德的历险中被表达了出来。伴随着宗教和传统伦理的决定性解释权丧失，在文艺复兴的人口处出现了一种确定的世界图景的消失和一种与日俱增的、要求合法性的压力。塞万提斯在骑士故事的可悲面貌中上演了苦难，它与其说来自世界的不明晰性，不如说来自一种简单化(Simplifikation)—一种对被简易化(vereinfachter)了的世界图像的恢复，以此堂吉诃德对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作出回应，并且使合法性的压力得到减轻。这种简单化是一种可得到书写的自我欺骗(Selbsttäuschung)，并且构成了联结命运和罪责的铰链，它也允许我们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承担一种我们既不能意愿，也不能尝试消除的苦难。

① 这里我使用的概念“有罪责的命运”(schuldhaften Schick sals)来自迈克尔·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的论述，参见： Ich beziehe mich mit dem Begriff des schuldhaften Schicksals auf Ausführungen von Michael Theunissen in: ders., Pindar, Menschenlos und Wende der Zeit, München 2000; ders., Schieksal ir Antike und Moderne,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 (Reihe » Themen«, Band 79), München 2004.

反思，治疗，展示

235

唐纳德·戴维森在他关于自我欺骗的第四篇文章中以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总统的行为案例开始，并不是一种偶然。①认为意见(特别是自己的)比其实际所是更有根据，这样一种倾向特别符合政治判断的顽固尺度。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幻象把这种偏见形式带到我们眼前，后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巡游骑士（fahrendenRit-ter)。巡游骑士从1095年起就流传下来，并且将基督教伦理如顺从、贫困、贞洁和异教战争(Heidenkampt)观念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时长篇小说已经兴起)，巡游骑士无疑展现了一种倒退三百年的。中世纪的过时的东西。

① Donald Davidson, » Wer wird zum Narren gehalten?«, in, ders. , Probleme der Rationalität, Frankfurt/M. 2006, S. 354- 381.

236

什么是批判

同样在开始第二次旅程时，堂吉诃德和他临时招募的侍从桑丘·潘沙遇到了一个风车群，骑士立刻将它们认作了充满恶意的巨人。①堂吉诃德和风车的战斗体现的滑稽之处在于，根本找不到能把风车混淆为巨人的原因，我们更多只能将混淆追溯到骑士“脑中的风车”。在他面前并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把一种开放的和自由的关系纳入世界，因而也根据事物所呈现出的一切表象来看待它们。堂吉诃德信以为真的东西和实际为真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首先表明将一般的风车和巨人搞混是可能的，其次也和他的自大有关，认为他一个人能够和“三十个巨人甚至还能和更多巨人”战斗。支撑着堂吉诃德假象的自由，在和桑丘·潘沙的关系中会表现得更清晰。当他自己能够从他那不起眼的随从那里得到关于处境的正确评价时，对风车和巨人的混淆就并不是由于理智能力的问题，而是由于意志问题。堂吉诃德本可以作出其他判断，并且意愿他的判断比其实际所是更加有根据。鉴于这种自由，自我欺骗和错误能够得到区分，后者在奥德修斯非意愿的迷失方向和俄狄浦斯无自由意志的无知中得到表达。

① Miguel de Cervantes, Der sinnreiche Junker DonQuijote von der Mancha, übers, von L. Braunfels und durchg. von A. Spemann，München1997，S.67-69、后面的引文都出自这篇文 章。

反思，治疗，展示

237

堂吉诃德对理由的封闭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方面体现为在交流活动中对表达的拒绝。比如在和其侍从的谈话中，谈话本来能给他带来检查其判断的机会，但他显得并没有进入谈话，直到他在厌倦中最后终止谈话。他没有听从桑丘的考虑。一个讽刺性的反转是，桑丘自己甚至被怀疑为不忠诚的，因为(在堂吉诃德看来)他出于对危险战斗的害怕，才会把巨人当作磨坊。另一方面，偏见的证据还体现在堂吉诃德对现实的否定，特别是对他自己苦难的否定。他如此坚持他的意见，即使他自己的苦难已经给他带来了更好的指导。最后，第一个风车扇叶将他打倒在地的一击，似乎给堂吉诃德带来了修正其意见的可能性。换言之，他展示了自身的不明智，并且把他的不幸都归结为他的头号敌人、巫师弗里斯顿的干涉，他把巨人变成了风车，以此来剥夺堂吉诃德战胜它们的荣耀。

当然，人们并不仅仅从“磨坊”和“怪物”的字面混淆出发来看待堂吉诃德和磨坊的战斗。人们更多从中看到的是一种政治隐喻。几乎文艺复兴小说的每个插曲都被嵌人政治的意义环境当中。因此，堂吉诃德抢过理发师的碗，把它当成王冠来打扮自己的故事，在哈布斯堡王朝费利佩二世时期，给西班牙贵族的统治合法性带来了恶名。大量的故事嘲弄独裁统治，其中包括堂吉诃德释放被判处在船上划桨的恶劣囚犯(Galeerensträflinge)，却迫害和痛打无辜者的故事。塞万提斯对一种军国主义的批判也不容忽视，这种军国主义能够在每种模糊推测中发现战争的借口；此外，军火生意则是堂吉诃德唯一展示出对其有清楚理解的东西。对于桑丘追随的酬劳参照了为保持权力和发动侵略战争而结成的邪恶同盟。不过，没有什么比堂吉诃德对正义战争(gerechtenKrieges)的辩护更能清晰体现自我欺骗的政治意义层面了。①他的战斗似乎是“一种正派的战争(西班牙语：buenaguer-ra)，并且借此将尘世中如此邪恶的坏人清除，是对上帝的伟大服侍”。塞万提斯这里借用了反转(Inversion)的技巧，以展现堂吉诃德的真正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和堂吉诃德本人所说出的话正好相反。被宣称为针对邪恶的“正义战争”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恶自身的一种表达，它就体现在这一判断的不正派(Unredlichkeit)上。

238

什么是批判

①正义战争的概念包含了被辩护的战争理由(ius ad bel-lum)、对个别战争活动的辩护(iusinbello)以及战败者从占领法到自主性法的过渡(iuspost bellum)。在关于正义战争的文章中——被辩护的战争理由(ius ad bellum)和对个别战争活动的辩护(iusin bello)是其中心——麦克尔·瓦尔泽(Michael Walzer)的文集十分突出：Gibt es den gerechtenKrieg?,Stuttgart 1982;Erklärte Kriege-Kriegserklärungen. Essays, Hamburg2003. 格奥尔格·克莱斯(GeorgKreis)编辑的文集能提供一个对历史学、法学、政治学、道德哲学观点的良好概览：Der»gerechteKrieg«. Zur Geschichte einer aktuellen Denkfigur, Basel 2006.

反思，治疗，展示

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