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现在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在何种特定的意义上，批判和哲学是一致的。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的设想，即认识兴趣是从本性(Natur)得出的，或者作为自发性(Spontaneität)从自身发端，和我们对于简单化的观察并不相容—人们在简单化的过程中放弃了避免假象的兴趣。从对简单化的诊断出发，人们更需要一种关于理性起源的理论，它解释了在何种范围内理性的真理导向能够出现和首次发端。此外，这种解释也赢得了对批判的重建，它能够消灭简单化。从简单化到朝向批判开放的过渡作为一种理性—真理导向、真实理由优先于虚假理由的建立得到实行。这样一种理性的源泉是展示性的批判，它一并产生了通达理性的可能性。理性在此和展示性批判合而为一，通过它，简单化就被扬弃掉了。在这种特殊的视角下，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把理性的现代概念和批判相提并论的人”①并没有夸大其词。

展示性批判在哲学中以各种方式被应用。当代批判(Gegenwartskritik)通过哲学展示的手段来实现，如克尔凯郭尔的间接交流、尼采的格言体展示形式，以及阿多诺的《美学理论》计划，它与其说是关于艺术作品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将艺术作品的自主性与理论的自身目的相结合的尝试。对于伟大史诗的哲学解释也同样属于这一行列，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出于风格意识(stilbewusst)为其喝彩。①文本解释，特别是当其涉及荷马史诗——如在《启蒙辩证法》中一样——或者古希腊早期②歌词的内容时，确实是一种理论自足性的极端体现，它为时代诊断和当代批判加上了密码。对早期现代西班牙骑士小说的解释似乎也是如此。对堂吉诃德所展现的假象的现象分析和概念分析展示出。在多大程度上他关于正义战争的讨论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达。在这方面，批判和理论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仅仅在此终结的，而是到达了开端的论题。

① Theodor W. Adorno, »Kritik«, «, in: ders. ,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0.2, Frankfurt/M.1977, S.785-793, hier: S.78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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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启蒙辩证法》：“在讲述的瞬间，是内省(Selbstbesinnung)的力量被中断了。谈话本身、和神秘歌谣相对立的语言、回 忆起已发生灾难的可能性，是荷马式逃亡的法则。逃亡的英雄作 为讲述者总是不断出场，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MaxHorkheimer und Theodor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in: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3, Frankfurt/M.1997，S.98.)在这类解释中，作者明确无误地表达了 哲学性的自我理解。

② 参见：MaxHorkheimer u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PhilosophischeFragmente,in: 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Schriften, Band3, Frankfurt.M.1997. S.98,Fußnote 1.

反思，治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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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一篇关于福柯美德的论文①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孙铁根译

从事批判，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断言，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完全日常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的。但是当我们寻求对某一种立场的批判与更加普遍性的批判二者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迷惑。后者并不通过援引某种具体的对象而加以刻画。我们能否在不涉及批判本质无论这种本质是什么样的—的情况下提出批判的普遍特征这样的问题？而且当我们提供了某种批判哲学的普遍图景，难道我们没有丧失哲学和批判二者之间的区别吗？而正是这一区别承担着对批判进行规定的部分功能。批判总是对某种建制化实践的批判，像某种话语、某种认识或某种制度。当它离开这样的活动而且只作为纯粹普遍化的实践出现的那一刻，它就丧失了其特征。然而即使是这样，这也并不意味着，普遍化(Verallgemeinerungen)批判是不可能的，我们事实上只能处于特殊性批判之中。完全相反，我们这里处于某种受到约束的普遍性领域，它涉及哲学的问题，但又是批判性地与之保持距离。

① 此文一个简要的版本最初是2000年5月在剑桥大学举办的雷蒙·威廉斯讲座(Raymond WilliamsLecture)提交的论文。我非常感谢威廉·康纳利(William Connolly)和温蒂·布朗(WendyBrown)对之前的论文稿件提出的极其有帮助的评论。〔我们要感谢朱迪斯·巴特勒和译者于尔根·布伦纳(Jürgen Brenner)，他们非常友好地允许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本文集中。此文2002年已经发表在《德国哲学》(Deutsche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DZfPhJg.50，Heft2，2002，S.249-265〕)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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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这篇论文关注的是福柯，但是请允许我首先指出一个有趣的对比，对比双方是雷蒙·威廉斯和阿多诺在“批判”(Kritik/criticism)这一名号下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实现的东西，和福柯在这一名号下试图理解的东西。在这一比较中得到澄清的是福柯真正的贡献以及他渐进性的(越来越接近)政治哲学这一点。

雷蒙·威廉斯抱有这样的担忧：批判这一概念不正当地被压缩为“吹毛求疵”(Krittelei)①这一概念，并且他建议我们吸收特别是文化作品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并没有接受作出(权利或义务)判断的习惯”。他建议某种像文化作品这种特别的回应形式，这种回应形式并没有轻率地普遍化。他写道：“必须总是要知道的是某种不是判断而是实践的回答(Erwiderung)的特殊性。”①我相信，这样的意见也能用来刻画福柯思想的路线，二者的关联在于，对福柯来讲，“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悬搁判断的实践，而且建立在这一悬搁(Suspension)基础之上，还开启了一种新的评估性实践(Praxis von Werten)。

①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New York 1976, S.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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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威廉斯而言，批判的实践也不能还原为判断(及其表达)。阿多诺显然也说出了完全相同的话，当他谈及某种“危险”的时候：“归属性地（subsumierend)、不恰当地、指令性地对精神产品(Gebilde)作出判断，以及将其赤裸裸地包含在某种发挥作用的权力组群(Machtkonstellationen)中，而精神(Geist)的职责就是要看清后者。”②揭穿“权力组群”的任务由于轻率的判断这一典型的批判方式而失败。对阿多诺而言，这恰恰将批判者的判断程序(Verfahrens)与其被给予的社会世界相分离，而这一步就使判断程序所获得的结果失效，意味着“对实践的放弃(Enthaltung)”。关于批判者，阿多诺写道：“这就是他的主权，对对象提出更深知识的诉求，将其实际的概念通过脱离判断而分割出去，削弱这种实事的现实形态，这样的文化批判似乎就依赖于被展示的一系列理念(Ideen)并且对这些孤零零的范畴…产生了恋物癖。”①因此批判必须像阿多诺所理解的那样成为实践的一部分，范畴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知识的领域如何加以整理以及被范畴压制成似乎本身就具有封闭性的东西如何重新回来。判断对于两位思想家而言都是某种方式和方法，将某种特殊的东西归属到事先构造好的范畴之下，而批判就是要追问范畴这一领域是如何完成这种闭合性的构造的(verschlieBendenKon-stitution)。对福柯而言，思考自由的问题和实际超越判断的普遍性伦理格外重要：批判性的思考就要呈现这样的尝试。

①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New York 1976, S.76.

② Theodor W. Adorno, »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 in: ders. , Prismen, Frankfurt/M 1973, 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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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福柯作了一个名为《什么是批判》②③的演讲，这一工作为他《什么是启蒙》(1984)这篇著名的论文开辟了道路。他不仅追问什么是批判，而且还试图理解批判所引入的提问题的方式，并且尝试性地勾画了它的工作(Tätigkeit)。在这一报告和由此进一步形成的论文的内容中，对待事态的问题方式(Frageform)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正是“什么是批判”这一问题为批判事业提供了范例，并且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从事或追求的批判是什么?)，而且还谋划了某种提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实施批判而言被表明是核心性的。

① Theodor W. Adorno, »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 in: ders. , Prismen, Frankfurt/M.1973,S. 13.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③巴特勒的整篇文章都是围绕福柯的这篇经典文献展开的，《什么是批判》的中译本有两个：①[法]福柯：《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严泽胜译，169～1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②[法]福柯：《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潘培庆译，3\~63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此文的某些关键术语的翻译主要参考了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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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的观点是，通过这一问题，福柯将批判看成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东西。哈贝马斯将批判工作变得极其有问题，因为他坚持认为，当在诉诸(zurückgreifen)规范对社会条件和目标进行评价性的判断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超越批判理论。这一批判视角本身的基础就是有问题的，它得剥夺(denaturalisier-en)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并且自身需要引入一种视角，通过这种视角能够与变得理所当然的世界保持某种距离。但是没有一种这样的活动(Handlungen)能向我们表明，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还有它们也不能向我们澄清，我们这样的某个活动能否实现某种正当的规范性目标。因此，为了给出批判理论的首要基础(它使得强的规范性判断得以可能)①，这种视角的批判理论就要让位(weichen)于像交往行为理论这种更强的规范性理论。而且它还有一种意义，为政治赢得了某种有着清楚目标和规范性诉求的基础，并且使我们能够以此来评估被给予的实践是否服务于这样的目标。以这样的批判方式，批判在哈贝马斯自己发展出来的规范性(Normativität)的意义面前就是非批判性的。因为我们要做什么这一问题预设了，这个“我们”是被塑造的，而且它还预先断定，这样的活动对“我们”而言是可能的，以及预设了“我们”这种活动被限制和约束的区域。但是如果恰恰是这样的塑造和限制具有规范性的结果的话，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行动的价值，而且这对任何批判性事业的规范性问题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

①关于批判理论如何发展到交往行为理论的有趣阐释，参 见： Seyla Benhabib in: Kritik, Norm und Utopie. Die normativen Grundlage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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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哈贝马斯主义者想要获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在这不想对这个争论作更详细的讨论。我想要澄清两种批判概念的区别，一种是欠缺某种方式的规范性规定的，另一种是我想建议的，并不比通常所接受的批判更复杂的批判概念，我的这个批判概念自身带有强的规范性的职责，这些规范性职责在通常的规范性语法中很难或者不能被理解。实际上我希望在这篇论文中表明，福柯不仅为规范性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无论是他的美学还是对主体的辩护(Begründung)都与其伦理学和政治学以融贯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些人将其视为美学家或者虚无主义者而弃之不顾，我希望能够表明，他关于自我形成这一问题还有生产(Poiesis)本身的工作对于他所提出的压迫(Entunterwerfung/desubjugation)政治学是核心性的。一旦冒险从事某种不受真理支配(Herrschaft)——或如福柯所说，不受其支撑——的生存方式，自我的形成与压迫以某种悖论的方式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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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从断定存在各种不同的“批判”概念的语法开始他的讨论。他对批判概念作了区分，一个被称为“崇高的康德式的工作”，还有一个被称为“琐碎的争执性的讨论”。因此他事先告诫我们说，批判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脱离各种不同的对象去定义它。通过其职能，批判在福柯看来就宣告为分散的(Zerstrennung)、依赖性的(Abhängigkeit)和纯粹他律性的(Heteronomie)。批判只存在于与其不同的某个他者的关系中。

因此福柯试图对批判进行界定，但是他能够确定的是，只可能对批判作一系列相似性的定义。批判依赖于其对象，只有根据这些对象才能有对批判的准确定义。而且批判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评价其对象社会条件、实践、知识型、权力和话语的好坏、高低，批判反而应该要型塑(herausarbeiten)评价体系本身。知识与权力处于何种关系中，以致我们的认识论的确定性被表明是对世界的结构化方式的支持，从而拒绝秩序的另外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承认，为了能够确定地说这个世界以某种方式秩序化和应该秩序化，我们需要认识论上的确定性。然而某种知识型的确定性能够到达多大程度，才正好将另外一种思想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呢？现在我们可以合理地问：这样的其他思考为什么是好的呢，当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种另外的思想能够产生更好的世界，当我们没有道德框架从而不能确定地断定其他的可能性或方式是否能产生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能够确定性地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世界的改善吗？这是对福柯及其信众经常的反驳。我们是否应该承认，我们对福柯-批判的沉默接受，是否标志着他的理论并不能给出安慰的答案？我认为，我们能够从这一点出发，即被给予的答案的首要的目的并不是提供安慰(Beruhigung)。当然这并不会意味着，让人没有安全感的东西，按其定义(per definitionem)就没有答案。实际上对我而言唯一的答案在于，为了能够看清什么不能伴随所提的问题而纳人秩序(inOrdnung)之中，需要重新回到“批判”的更加基本的含义之中，并且为了能够对更加建设性地接近伦理学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有所概览，需要重新提出问题。人们可能会问，我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是否要用规范和标准加以衡量，这种规范和标准我已经揭示出来或者当我提出这样的诉求的时候我对它完全掌握。这里我希望诸位有耐心，因为批判是某种需要耐心的实践，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就像尼采所说的，阅读需要我们要像奶牛一样行动，学会慢慢反刍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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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而言，福柯的贡献在于揭示出某种僵局(Sackgasse)，这种僵局要求将批判作为实践来重新思考(überdenken)，在其中我们追问最确定的思维方式的边界。这一思维方式，威廉斯称之为我们的“非批判的精神习惯”，阿多诺称之为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思考”相反，后者并不能还原为“操作性符号”，而是致力于帮助事情本身获得其从支配性语言中切割出来的表达)。人们并不是转到对边界的兴奋体验之中，要么因为边界是危险和性感的，要么因为能把我们带入令人激动的邪恶边缘。人们追问认识方式的边界，是因为人们在其生活的认识论领域中已经陷人了某种危机。赋予社会生活规则化的范畴产生了某种不融贯(Inkohärenz)或者完全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领域。从这样的状况中，从我们认识论之网的破碎中产生了批判的实践，并带有这样的意识：这里没有合适的话语或者我们的话语陷入了死胡同。实际上，强的规范性视角和批判理论之间的争辩，恰恰也会产生话语中止(Stillstand)的形式，而从中批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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