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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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部分的文章聚焦的问题是，作为实践的批判如何展现，以及批判和理论的关系如何。哪些是理论的批判任务，以及社会理论、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若要成为批判性的，它们对于实践有哪些功能？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Rosa)为社会学指定的任务是，发掘集体错失良好生活(das kollektive Verfehlen einesgutenLeb-ens)的系统性原因。这种批判从成功生活的概念中提取其标准，而这些概念是有社会效用的，是能对主体进行行为引导的，即使这种批判证明（如在涉及当代社会时），在这种社会中，现代性本身的基本承诺，即文化和政治的自主(Autonomie)规划，有被侵蚀的危险。罗萨将这种通过特定类型独立进程对自主的威胁等同于两种相互指涉的病理学现象，即加速（Beschleunigung)和异化(Entfremdung)。社会批判的任务则在于，将那些已然被主体感知到，但还未及被展示的机制展示出来。

社会批判可以作为社会苦痛的展示实例起作用，而不对涉及者进行约束，这也是露丝·桑德雷格(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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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deregger)对重启意识形态批判进行辩护的中心直觉。桑德雷格以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为例断言，批判的社会理论一旦固化在“不断的理由辩论”中，就会陷入这些理论造成的疏离行动者自己视角的情形。与之相对，桑德雷格以两个例子介绍了实践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从而从理由问题导致的失败主义支配中解脱出来。皮埃尔·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中搜集的访谈，以及达内兄弟的电影都绝不是社会现实的单纯映象，而是将社会排斥和社会苦痛如此展示，使之向社会和政治批判开放。

在罗宾·塞利卡茨(Robin Celikates)与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对谈中，重点是追问“习惯行为体”的位置，以及社会现实中有迹可循的社会苦痛的经验作用。在此，两种以不同方式把握批判现象的当代思想方向发生碰撞：一是“批判的社会学”，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在与“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小组”(Groupe de So-ciologiePolitique et Morale)其他成员的紧密合作中发展出来的；二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有传统关联的“批判理论”，德国社会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将其作为承认理论继续发展。在阐明了各自的理论渊源和特征后，两位理论家将尝试探讨习惯行为体相对于理论的位置，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求以不同方式勾勒这样一个立场，它既可以是批判的，又能够连通行为体的经验和自身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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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的规范性基础是怎样的，这种批判出于何种理由能够要求全面的效力和理性？为了能够施展其驱动力，社会批判需要一个相对现有社会的、肯定性的反面图景，还是可以纯然否定性地进行？这些问题是本书第二部分的中心。梅芙·库克(MaeveCooke)的文章代表了这样的观点，即批判理论必须总是包含乌托邦要素。批判理论以阻碍人类生活成功的社会因素为目标，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一个“良好社会”的构想。但这些乌托邦不应被理解为“建筑图纸”(Bauplan)或对一个新社会形式的具体规划，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开辟世界力量与伦理指向功能的虚构(Fiktion)。库克将批判社会理论的推动力视为“理性和感性的协调”。良好生活激励图像的“开辟”和感性占据的力量伴随着一种对理性的要求。就此而言，库克把推动社会批判的，对于正义、合法和幸福的构想视为“超越对象”(transzendierendes Ob-jekt)，我们的认识只能接近，但不能完全企及它。作为超越的对象，它有一种非历史的、绝对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又会不断地被重新表现和展示出来。

吕迪格·比特纳(Rüdiger Bittner)同样也处理了这一问题，即批判是否依赖于肯定性的反面图景，从而必然是建构性的。他批评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式“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要求和反图像化的宗教动机，并在他的思考中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个问题的意义。比特纳认为，批判可以是，但不必须是建构性的；它可以，但不是必须提供相对于被批判判定为坏关系的反面图景。即使不关联评价推导出来的更好的东西，作为评价性命题的批判也是完整的。但我们实现这样一种评价的过程可能会依赖于对替代选项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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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涉及人类尊严的理念出发，社会斗争产生了推动力，就此而言，莱纳·福斯特(RainerForst)的文章讨论了内在和超越的，特殊的和可普遍化的批判标准的对立。对于尊重人之尊严的要求，在一种特定的、语境相关的形式下主张一种“每个人作为人的核心中应得的”权利。作为对社会秩序跨语境的批判，“批判之根据”展现了人作为“有根据的，有正当性的生物”与一种基本的正当性权利之间的关系。批判理论的任务因而可被视为“正当性关系批判”，并从非专制的立场，以某种形式的社会结构转型为目标，使得个体能够在政治的意义上将自身经验为自主的生物。

从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评论出发，雷蒙·盖斯(RaymondGeuss)在他的文章里探讨了“市民思想”与激进社会批判间的差别。若“市民思想”通过一种强肯定性的态度和“这个世界本质上或根本上还行”的乐观假设来界定，那么这种思想就限于现有的社会框架内的改善和重构。但盖斯进一步问，如若这种乐观态度导向一种与现有事物的同谋，甚至导向一种“社会弊端的深层串谋”又当如何呢？冲破“市民正直”和市民乐观主义的人是卢卡奇和阿多诺这些人，对他们而言，激进的社会变革似乎显现为一种即使(对阿多诺而言)并非一定是可计划的，但总是必要的选项。尽管如此，按照盖斯悲观的最终诊断，这种“批判，作为市民时代产物”可能在这个时代将“不能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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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力场(Kraftfeld)在两方面受到限制。批判必须面对其接受者证明自身正当，若批判命中其接受者，批判就还要同时能够反对其接受者的自身理解。内与外，内在与超越的批判思维模式要对这两个方向的交叉负责。蒂洛·韦舍(TiloWesche)把批判描述为一种正当实践，它与诸如思维习惯和感知扭曲的抗阻相对立。对应于错误、强迫构想和简单化指引的区分，我们也可以区分三种批判，即反思型、治疗型和描述型，在其中，内与外以有效的方式交织。媒体上批判一种现代性落后于其幸福和自由的承诺，这主要是描述型批判。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在她讨论福柯联系批判和德性的论文中强调了内与外的脆弱平衡。要批判性远离标准认识方式，只能扎根于，同时又超出这些认识方式。批判试图追问其在这种行为中必须回溯至的有效确定性。这种对自身认识论确定性的怀疑因而需要准备面对风险、危害和损害安全性。这种自身转型并不是作为一种认识论态度或认识行为，而是作为一种忍受不确定性的生活实践发生的。对不安全平衡的实践承受能力是福柯称为“存在的技艺”并用以辩护批判与德性，与伦理实践同化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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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萨尔(Martin Saar)展示了，在何种程度上谱系学批判内外星群的重心以独特的方式被转移了。这种由尼采和福柯发展起来的批判形式的特有的(suigene-ris)基本元素是主体理论、权力分析和描述形式。谱系学的批判性效果在于自身历史的分解式反思，这一历史也总是一种权力进程的变换历史。固有的自身理解被动摇，其他可能性借助特殊文本策略和论证修辞手段被提出。通过对价值、实践和体制的历史化，谱系学以一种社会批判的名义通达了残缺的自由、与统治的纠葛及难以觉察的依赖等现象。

若无对其基本假设的合适检查，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很难被重新激活的。正如拉埃尔·耶吉(RahelJaeggi)解释的那样，对意识形态批判进行当下化和重新界定的前提展现了两个悖论的解决。通过对内在批判是什么的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批判同时既真又假，既是规范性的又是非规范性的悖论可以被解决。内在批判展示了一种双重改造。它的目的是改造那种在实存中作为真正矛盾发挥作用的规范，并且自身也作为一个发展的学习过程而受到改造。在这样一种学习和经验进程理性的基础上，可以重新赢得一个意识形态批判的纲领，从而消除这样的批评，即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涉及相对于被批判者权威的不对称性。

批判诠释学的规划由这一假设出发，即要领会相关者以前不能领会其意义的行为和特征，仍然必须要通过其自身解释才能够实现。对精神分析诊疗的运用对批判诠释学确有示范性地位，如约阿希姆·屈兴霍夫(JoachimKüchenhoff)所解释的，内在和外在批判的相互作用从一开始就是关键。在精神分析疗法中，分析者扮演了参与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在从分析对象视角对体验世界进行的重构中，分析者准备探索一种传播关系而交织于感知扭曲中。另外，只要对拒斥、挤压和固化的消除依赖于健康政治的框架条件，治疗技术以及心理健康的规范性标准的分析者也会从外部进行干预。经由被分析者，承担批判分析能力的道路就要独自经历两种角色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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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尔·安戈恩(Emil Angehrn)提出的问题是，批判诠释学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视为超出示范性地位的一种世界和自身解释的普遍结构。诠释学的批判潜能是这一想法最精密的衍生物，即一种文化的、历史的或社会的理解处在与非理解的一种紧张关系中。意义总是伴随着无意义和反意义与我们遭遇，这使得对我们放弃理解的理解得以实现。人的相互理解本质上经历了三个层次，即对理解不可通达的批判、对感知错误的批判、对实在否定性的拒斥。诠释学和批判的交织尤其表现在否定的推动力上，而否定恰恰点燃了理解的希望。

君特·菲加尔(Günter Figal)认为，成功打破诠释学和批判表面的概念对立，既是对怀疑诠释学，也是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转化。利科的怀疑诠释学和所有意识形态批判一样是外在批判。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也不能提供替代选项，根据这种诠释学，我们的理解排除了相对历史语境的批判性距离。毋宁说，理解的努力包含了批判的导向。根据这样一种融合型的诠释学，批判是理解的内在和必要元素，因为理解只有在和其他解释可能性的比较中得以保留。批判标准就在理解自身中，并且在于，一种解释必须达到相对于其他解释的区分性与简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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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在静态的同一与对立中无法展开，也体现在其与科学的关系中。米歇尔·汉普(Michael Hampe)通过区分科学与知识的三种历史联系解释了批判的动态特征。尽管批判并非科学的本质特征，但在现代的开端，科学是以批判为名建立起来的，这种批判直指宗教教条及其在常识中的具体体现。科学的批判功能首先涉及对自身与世界理解的文化与社会框架条件。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科学的批判功能转向了内部批判。自达尔文、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以来，一种对科学已有世界图景的超出批判就被视为科学研究动力的来源，这些图景被新理论修正。最后，涉及当代科学时，批判最终越来越扮演一个修正的角色，从常识的非科学领域出发并与对生活世界的科学化相对立。

本书的一部分文章可以追溯到2006年9月7日至10日在巴塞尔大学进行的“内在与超越哲学批判的星群”研讨会。我们感谢瑞士国家基金会和巴塞尔志愿学术协会对会议的大力支持。诺拉·西维尔丁(NoraSieverding)以值得感谢的方式承担了最终的编辑的艰巨任务。最后，我们衷心感谢伊娃·吉尔默(EvaGrilmer)在本书设计上的有益支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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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埃尔·耶吉 蒂洛·韦舍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巴塞尔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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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作为实践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