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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柯而言,批判是“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或真理。它俯瞰着它想管辖却无能力控制的领域”①。因此批判就成为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规则化的认知方式的透视(Perspek-tive),这种透视并不能直接被这种规则化功能所同化。对福柯而言,非常突出的是,这种对认识论领域的界限的揭示与美德的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似乎这种美德与统治和秩序是对立的,似乎这种美德自身就在于将已经确立起来的秩序置于冒险的游戏中。福柯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关系,他写道:“批判与某种美德有关。”他还说了某些可能会让人们吃惊的话:“这种批判性的态度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美德。”
①译文引自法]福柯:《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严泽胜译,1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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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福柯将批判展示为美德这一尝试,我们得先有一个准备性的步骤。美德大多数情况下要么被理解为主体的某种特征或实践,要么被限定和规定为某种活动或实践方式的品质。它属于某种伦理,并不是在纯粹遵循某种客观的公式化规则或法规中就得到了实现。而且美德并不只是符合和适应某些事先被给予的规范。它跟这些规范处于一种更加极端的、批判性的关系之中,这被福柯看作是某种特殊的道德风格(Stilisierung)。
福柯在《性经验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①②的导言中对于他如何理解美德给了一个提示。在此处,他清楚地表明,他尝试做的就是要迈出“超越伦理哲学就是用来确定一系列准则”这一观念的步伐。因此,如同批判与哲学相交叉,但没有沦为哲学那样,福柯在导言中尝试将自己的思想呈现为比如说是某种非规约(nichtpräskriptiven)形式的道德考察。他在之后还以同样的方式追问道德经验的形式,这种形式并不通过基督教律法、规则或指令加以严格定义,似乎自我机械性地或千篇一律地屈服于它们。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对于这个文本的写作就可以作为实践的例子,“通过寻求某种对他陌生的知识这样的方式去考察在他自己的思想中改变了什么”①。道德经验与某种自我-塑造(Selbst-Trans-formation)有关系,这种自我-塑造是通过某种陌生的知识形式导致的。这一道德经验的形式区别于对某种指令的屈从。实际上,福柯相信,他无论在哪里所寻求的那种道德经验,所从事的对道德经验的研究,首先或根本上都不能被结构化为诫命(Untersagung)和禁忌(Ver-bot)。
① Michel Foucault, Der Gebrauch der Lüste. Sexualitäi undWahrheit 2, Frankfurt/M. 1989.
②中译本参见[法]福柯:《性经验史》第二卷,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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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经验史》②③第一卷中,他试图指出,被心理分析和结构主义者当作文化禁忌的理由和根据的原初诫命并不能被理解为历史上的常态。还有,从历史上看,道德体验并不能通过回溯到某个被给予的历史时期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系列禁忌而加以理解。不过有待研究的规则必须要在与其相符合的压迫/主体化(Unterwerfung/Subjektwerdung,subjectivation)的经验形式的关系中加以研究。他断言,十三世纪的法律的管辖权获得了某种支配性地位(Dominanz),而从古典文化中可以发现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实践或“生存艺术”(Existenzkünste)①中占据的支配性,这种古典文化关心的是自我与其自身的教养关系(kultivierten Beziehung)。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6.
② Michel Foucault, Der Wille zum Wissen.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1, Frankfurt/M. 1983.
③中译本参见[法]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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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生存艺术”这一概念一起引人的是福柯对“有意向和自愿的实践”的引人和强调,特别是“每种实践并不只是为人们确定行为规则,而是让人们在某种特别的存在中加以改变,并且试图将其生活制作成作品”②。这一生活并没有简单地遵守某种道德规则或规范,被视为被型塑的、已经完成的自我适应于某种事先被给予的规则形式。而是自我本身按照这样的规则形成、处于其中并获得具身化,但是在自我塑造意义上的这一规范并不是外在的原则。福柯所说的并不是社会或“意识形态”的行为方式或理念,他关心的是“某种问题化,在其中存在本身并不能视为被思考的东西,而是从其中形成的某种实践”③。
很难完全把握这一诉求,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处理某个时代某些确定的问题的实践方式可以产生某种稳定的本体论作为其结果,而且这一本体论领域限制了我们对可能的东西的理解。只有借助这种在一系列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支配性的本体论视域,我们才能理解已经形成和有待形成的道德规则的关联方式。比如,福柯致力于详细地研究各种禁欲(Enthaltsamkeit)的实践,而且他将其与男子气概(maskulinem)主体的某种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禁欲的实践并没有证明为仅仅是某种固定的禁忌,而是服务于塑造某种明确的自我形式。更准确地说,自我的生产本身就是主体的某种特殊形式,这一自我是代表禁欲美德的行为规则的具身化。这一自我-生产(Selbst-Erzeugung)“是某种表现其权限和发挥其自由的活动的成型化(Erarbeitung)和形态化(Stilisierung)”①。没有阻抑快感本身(perse)的实践,只有快感自身的某种实践,某种在道德经验的语境下的快感的实践。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Berlin 1982,S. 18.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Berlin 1982, S. 18.
③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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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柯在这一导言的第三部分表明,这里涉及的并不是道德规则(Codes)的编年史,因为这样的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规则是如何被体验的,尤其是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规则需要和要求主体产生的形式。在这里他的分析听起来像现象学(Phänomenologie)②。但是在对把握道德范畴需要诉诸某种体验方式的超越中,我们还发现了某种批判性活动,因为主体与这种规范的关联既不是可预测的也不是机械性的。这一关联是“批判性”的、是就其以下意义上说的:它没有遵循事先被给予的范畴,而是自身与范畴领域产生了问题性的关联,并且至少潜在地与认识论视域的边界相关,正是在这个边界之内,实践得以形成。其所涉及的并不是将实践与某种事先被给予的认识论语境相联系,而恰恰是从批判中产生某种实践,这种实践揭露认识论视域本身的边界,并且让其仿佛是第一次在与其自己的边界的关联中出现。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34.
② 福柯的思想尤其是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与现象学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在《什么是批判》这篇文章中福柯提到了胡塞尔晚期对欧洲科学的危机的分析,指出胡塞尔研究意义是如何从无意义中发生的,而他的工作似乎是一条逆向的现象学路径,即追问无意义是如何从意义中发生的。他提醒我们,萨特的《恶心》与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参见[法]福柯:《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严泽胜译,1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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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问题性的批判实践与关系行为规则的自我-塑造(Selbst-Transformation)相关。这种自我-塑造是如何导向对边界的揭示的呢?这种自我-塑造是如何理解为某种“自由的实践”,从而理解为福柯的美德这一词的一部分的呢?
我们首先尝试去理解这里一直被问到的自我-塑造这一概念,然后我们去思考它是如何与作为我们思考中心的“批判”产生关联的。很明显,这里与某种行为规则有关,它是另外某种在与伦理规则的关联中所形成的伦理主体(它还是某种对规范的合法性构成危险的东西)。福柯把贞洁规则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它总会涉及某种区分:一方面指违背道德规则的欲望,而不涉及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在某种伦理规划或任务中发展出某种欲望活动的实践。要求屈服于某种规范的规则的这一范例妨碍了我们的某些活动方式,因为起作用的禁忌反对某些欲望的发泄。然而福柯想要在这一范例中理解、体现和呈现的,被认为是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道德规定。福柯在这里所关心的似乎是,诫命和禁忌并不必然强制性地形成某种被动或非主动的伦理学,而是参与形成某种伦理的行为方式以及某种行为和快感的塑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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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福柯区分奠基在律令上的伦理学和参与自我塑造的伦理实践,能非常好地理解他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所阐明的顺从和美德的区别。福柯通过将美德与顺从相对立而对美德进行了定义式的理解,他指出,美德形式的可能性产生于与对某种权威的非批判性服从的界限(Abgrenzung)之中。
反对权威对福柯而言自然是启蒙的标志。而且他提供给我们某种启蒙的版本(Lesart),它并不仅仅结合其自己的目标而得以开展,而且它还被识别出其在启蒙历史中具有的悖论(Dilemmata)。他向我们解释说,没有思考者愿意接受“启蒙”,但是这种反抗并没有使他对启蒙特征的标画失去价值,因为在这种对启蒙特征的标画中,福柯试图寻找某种在这种概念下还“没被思考的东西(ungedacht)”,由此他的历史书写是批判性的。根据他的观点,批判开始于对绝对服从这一要求的质疑以及对国家强加给主体的一切义务进行理性和反思性的评价。尽管福柯没有转向理性,他却追问了服从之所以可能的理性根据之标准。他特别关注这样的问题,如被限定的领域是如何形成主体的,这样的主体是如何又反过来塑造和改变这一限定领域的根据的。这样一种形成根据的能力与刚刚提到的自我-塑造的关系有本质性的联系。为了能够批判性地反对出现的某种绝对的权威,需要一种通过自我-塑造而得以实现的批判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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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如何从对服从命令的可能性根据的理解中达到对这种根据的真正表达(Formulierung),以及在这样的表达过程中达到自我的塑造(并且最终质疑理性自身的领域)呢?这里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形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另外一个问题?对根据的形式化表达这一自律性(Autonomie)的形成,这种自律性作为接受或拒绝某种事先被给予的法则的基础是不是等同于将规则接受为这一主体自身的自我塑造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我的塑造与某种伦理规范有关,也与被理解为塑造和重演的批判实践的某种“艺术”形式相关,由此可以得出,没有自我的话就没有接受或拒绝某种规则的可能性,自我是在对其所朝向的伦理要求作出的回应中得以形态化(stilisiert)的。
在要求服从的情况下,福柯找到了某种渴求,这种渴求背后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不被统治”。①所引起的这种渴求和惊奇构成了批判的核心性的动力。当然这里还不清楚的是这种不被统治的渴求如何与美德相关。不过福柯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声称某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他也不处理人们如何彻底不受支配这样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对特殊统治形式的渴求:“人们不受在某种原则名义下的如此这般的目的和程序的支配,以至于人们不被、不为此、不从中受到统治,这是如何可能的?”①
①MichelFoucault, Was ist Kritik?,Berlin 1982,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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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成为“批判态度”②及其特殊美德的标志。对福柯而言,这一问题同时开启了某种道德和政治的态度,“不被统治的艺术,即不以某种方式或为了某种代价而受统治”③。福柯也为我们刻画了这里所涉及的美德,它与对权力的强制及其代价、权力实施的形式及其实施者的拒绝相关。人们可以尝试相信,福柯这里只是刻画了某种反对(Widerstand),但是这里“美德”取代了“反对”这一概念的位置,或者“美德”这个词成为重新刻画反对的手段。此外美德还被刻画为某种“艺术”,作为不受“如此多”(ganzsoviel)统治的艺术。那么美学和伦理的关系在这里是什么呢?
福柯将批判的起源追溯到教会权威与对其的反抗的关系中。与教会教条相关意味着,“不想受其统治,排斥、拒绝或限制教会教职;意味着回到神圣文本之中;意味着要追问以哪种方式表达出了文本中的真理”④。而且这一拒绝肯定是以某种可替代性或至少是正在形成的真理和正当性的理由之名义行事的。由此导向了福柯对“批判”的第二个定义的公式化“表达”:“不想受统治……不想再接受这种法则,因为它是不正当的,因为它隐藏着某种根本的不正当性。”①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1 f.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2,
③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2.
④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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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就是揭露这种不正当(Illegitimität)的东西,但并不是回溯到某种更根本的政治或道德秩序中。福柯写道,批判的规划“反抗的是统治及其所要求的普遍和永恒顺从的权利,不管是哪一种要求服从的统治,无论是君主、法官、教育者还是家长”②。但是这种批判实践并没有揭示启蒙的理论家所声称的那种普遍性的权利,而是“将其展示出来了”。不过它们并没有展示为实证性的权利。这种展示是某种对法律具有的权力进行限定的行为,是反抗和挑战权力更新程序的行为。这里涉及的是设置界限,从而接受问题的形式,并且在提出问题时能够让提问的权利变得有效。16世纪以来,“如何不受统治?”这一问题具体化为“反抗的权利的界限是什么?”③“不想受统治’就是指:不把权威说成是真的就接受为真的,或者,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仅仅因为权威说是真的就把它接受为真的。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们自己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充分的时候才会承认它。”①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避免模棱两可,因为:什么能够成为接受权威的有效性根据呢?这样的一种有效性不是要归功于对权威的认可(Zustimmung)和承认吗?果真如此,这种认可所产生的某种理由与其有效性不完全是一样的吗?或者人们可以在之前已经得到揭示的有效性的基础上给出他的认可?这种先前的理由在其有效性中可以将某种认可变成有效的?在认可权威这一可能的情况下,认可成了有效性的判断标准,这样的话,福柯的立场似乎就被归结为某种形式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us)。然而他似乎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批判”的某种活动,即自由的实践,它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唯意志论。因为这种对绝对权威设定界限的实践根本上要依赖于知识所作用(Wissenseffekte)的视野,而这种实践就是在其中施展的。批判性的实践并不是从灵魂天生的自由中产生的,而是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规则(或准则)与行为的风格之间的互动性(Austausch)的熔炉(Schmelztiegel)中得以成型的,从而扩展和革新了事先已经存在的规则和准则。这种着眼于规则的自我的风格化被称为某种“实践”。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S. 18.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S. 13 f.
③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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