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福柯关于认可行为的观点在弱的意义上与康德有点关系。认可的行为是一种反思性的活动，正是在其中人们赋予或剥夺权威的有效性。而这样的反思并不是在主体之内发生的。福柯认为这种行为带有风险，因为这种反思活动所涉及的并不是针对国家某项要求提出抗议，而是对使得这种要求合法和可能的秩序的质疑。如果这种抗议针对的是治理的有效性规则以之为基础的认识论上的命令，对这种命令“说不”就是要拒绝已经确立的有效性根据及其所标画的边界。它与将某种被给定的要求视为无效这一行为完全不同，而且更加危险。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就进入了与这种命令的批判性关系中，并由此产生了伦理上的原则。福柯称这种命令为“不合法”的根据，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完整或自相矛盾的或者导致了某种虚伪的道德立场。真正的问题在于，认识论上的命令为了要扩张自己的权力从而将道德和政治判断组织成总体性领域，从而完全排除了其与批判性的关联。它自身整理并穷尽了确定性的领域。我们如何既能质疑这种关于确定性秩序规则的无所不包的审查权，而同时又不陷入无知的危险和犹疑的理由中，因此让我们避免受到不道德、邪恶、唯美主义这些道德谴责呢?追问规则的边界这一批判态度并非道德性的。它自身如何行事才能够避免陷入其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和道德概念之中呢？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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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分治理和治理化(Regierungintensivierung)，福柯试图指出，被刻画为治理的装置(Apparat)已经侵入了被统治者的实践中，渗透到了他们的认知方式即存在方式中。被统治不仅意味着被强加给我们的存在的某种形式，而且还意味着对我们可能或不可能的生存条件的规定。某一主体形成于与某种已经确立的真理秩序的关系中，但是为了能够反过来悬置他自己的存在论根据，他也能获得把握已确定秩序的某种视角（Blickwinkel)。“当涉及的是治理化使个体屈服于某种社会实践，而且是通过以真理为依据的权力机制的时候，我想说的是，批判就是一场运动，主体赋予自身某种权利，从而去追问真理所产生的权力效果以及权力所产生的真理话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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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主体“自身获得权利”，是通过自我-分配和自我-权威化的方式，从而又凸显了诉求反思性的重要性。当主体激烈反对某种反作用的权威的时候，这是不是只是一种自动产生的运动？如果是的话，是怎样的区别让这种自我-分配和自我-关系作为“艺术”出现？福柯说：“批判是自愿不受奴役(Un-knechtschaft)、反思性的不服从(Unfügsamkeit)的艺术。”②如果它在这一意义上是一种“艺术”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简单的行为，而且它不能完全归属于某种主体领域，因为它与所朝向的诉求处于塑造关系之中。而且其风格也是批判性的，因为它事先并没有完全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在超越时间过程中包含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标志着所质疑的领域的秩序力量的界限。“意愿”的风格化产生了这样的主体，它在某种已经存在的真理秩序中并不太容易知道什么东西。福柯更极端地解释说，批判本质上确保主体在“真理的政治”语境下去服从化(En-tunterwerfung)。①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5.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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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政治属于权力关系，它事先已经确定了什么适合作真理，什么不适合作真理，从而把世界朝着某种规则和控制加以组织，并将其作为知识的被给定的领域而接受。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的意义，当我们开始问：谁适合做人？什么可以作为内在的性别属性？谁可以有资格作为公民？谁的世界是真正合法的?作为主体我们可以问：在主体存在的含义和界限都已经确立下来的世界中，我是谁？当我开始问我是谁的时候，我有哪些约束性标准？当我开始变得在已经给予的真理体系中没有位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是不是就是“在真理政治的游戏中对主体的去服从化”所说的意思？

这里所关涉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边界的关系，我可以成为什么和我冒风险获得的知识这二者边界的关系。与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相关，福柯提出了这样的关于批判自身的问题：“你可以意识到你的知识所达到的极点吗?”“我们的自由就在这里。”自由就产生于到达可能知识的边界这一时刻。以下面的形式开始一种问题实践的时刻，就是在真理政治之内实施主体的去服从化：“我，这个属于人类的东西，在屈服于普遍和特殊的真理的权力之下的这个边界、这个时刻、这个瞬间，到底是什么呢?”①换言之：“当我面对当前存在的秩序的时候，我能成为什么？”如果在这一问题中涉及自由的游戏，那么这一自由的游戏参与(Spieleinsatz)就与福柯所说的美德有关系，其与某种思想和语言的冒险有关系，通过这种冒险，当前存在的秩序到达了其边界。

①Entunterwerfung一词在中译本中译为“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参见[法]福柯：《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严泽胜译。1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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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如何理解当前存在的这一秩序呢，我自身也参与到游戏之中了吗？福柯这里所刻画的受历史制约的存在秩序以某种方式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相关；他将“理性化/合理化”(Rationalität)等同于治理化对本体论产生的效果。结合后康德式的、左翼-批判传统，福柯写道：“从黑格尔左翼到法兰克福学派都有对实证主义、客体主义导致技术和技术化之理性化的批判，它是对知识和技术的基础性规划之间的关系的批判，它试图指出，科学的天真妄想是如何与同时代社会本质性的统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②对福柯而言，当理性化致力于生态权力(Biomacht)的时候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对大多数行为者和批判者而言，他们很难认清“合理化和权力”的关系。纯粹认识的秩序，作为某种世界秩序的形式，没有简单承认其产生所受到的约束性。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27.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2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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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看清理性化的效果的加强和总体化导致权力的加强所采用的形式。福柯问道，这种理性化是如何导致权力的狂暴(Furor)的。这种理性化能力在所有生命之流中的无处不在并不仅仅指某种科学实践的方式，“而且还有像国家组织、经济实践以及个人行为等社会关系”①。理性化能力获得了它的“狂暴”及其权限，在这一范围之内它征服、控制和渗透到主体之中。权力所确定的是主体能够“是”什么，它关系的是某种界限，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不“是”了或者它陷人到某种悬置本体论的空间中。然而权力试图通过强制为主体划界，而对这种强制的反抗就产生于已确立存在边界处的自我的塑造之中。

批判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识别“强制性机制与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②。这里我们似乎也面临着认知的界限，这种界限不建立在任何必要性的基础上而实施着某种强制性(Nötigung)；这种界限只有某种在现存的本体论之内的安全性被置于冒险之中的时候才能被触及和追寻到：“如果不与某种特殊规则和强制性的体系(如某个时代的科学话语的体系)相符，就不能出现什么知识要素。如果强迫或奖励的能力不是科学的或者理性的或者是直接可以理解的话，也不会出现知识要素。”③而且福柯还进一步指出，知识和权力最终是不能分开的，而是合谋(zusammenarbeiten)为思考世界建立了一系列精细和清晰的标准：“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描述知识是什么、权力是什么以及二者是如何相互压制或滥用的，而是要确立权力-知识纽带(Nexus)的特征，从而可以理解某个体系的…可接受性。”①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15、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31.

③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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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具有两重任务，除了考察为了在“体系的可接受性条件”下建立多少是体系性的世界的秩序方式，知识和权力是如何合作，从而在“体系的可接受性条件”之下建立世界体系性的秩序形式的，还要表明二者的“破裂及其形成过程”。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分离和识别出权力和知识的特殊的交汇点，正是从这一交汇点中产生了可理解事物的领域。而且它还要追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这一领域达到它破裂的点、不连续性的时刻、失去其可理解的要素的地方。也就是说，人们除了追问对象领域的构成条件之外，还要追问这一条件的界限，在哪一时刻这样的条件暴露了其偶然性和可塑性。用福柯的话讲就是：“它还概要式地表明某种永恒的变动性，某种本质性的脆弱性：某种保持的过程(Prozeßerhaltung)和改变的过程(Prozeßumformung)之间的纠缠(Verstrick-ung).”②

的确，这种在批判之内的动态实际上可以表达如下：合理化在去服从化之中找到了其界限。如果主体的去服从化产生于这一时刻，在其中展示出了构成认识的理性化的界限，那么去服从化也恰恰标志着对权力认识的脆弱性和可塑性。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18.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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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一开始就预设了治理化的强化以及主体总体化的失败，后者试图把握主体并使其屈服。而对这种关系的表述手段被福柯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描述为虚构(Fiktion)。为什么是虚构呢？在哪种意义上说是虚构？福柯指的是“历史-哲学的实践”，其所关心的是“自己历史的构成：历史似乎也是虚构地制作(fabrizieren)出来的，就其贯穿真理话语的合理化结构和与之相结合的压迫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①。也有方法论本身的维度，这种方法论参与了虚构，集中于虚构在合理化与去服从化之间、知识-权力的纽带与其脆弱性和界限之间的线索。我们并没有体验过这种虚构的方式，但当福柯诉诸尼采尤其是其谱系学(Genealogie)中虚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大家可能会想起，尼采虽然道德谱系学对他而言似乎是去发现价值的起源——实际上试图找到，起源(Ursprung)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他用来澄清起源的方法就是虚构的。他讲了几则寓言，关于高贵的人(Vornehmen)的，还有关于社会契约的，还有奴隶在道德上造反的，还有一个是关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这些寓言中没有一个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具体化，而且任何去找尼采谱系学在历史上的对应物的尝试都必然宣布为失败。实际上我们能够获得某种解释，发现价值的起源或起源的起源，从而能够弄清在价值起源的方式上历史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一个高贵的人宣称情况是这样的，它就成为事实：这种说话行动为价值奠定了基础并且是价值起源的某种超时空的动机(Anlass)形式。事实上，尼采自己的这种虚构的发明(Erfind-ung)也反映了这种创造价值的奠基行为。他不仅仅描述了这种过程，而且这种描述本身也是价值创造的一个例子，他描述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他导演(inszeni-ert)出来的。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Kritik?, Berlin 1982, 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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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上使用的虚构与福柯的批判概念是如何能够产生关系的呢？让我们想想，福柯尝试去把握在合理化之内去服从化的可能性，而没有预设在主体或某种奠基模式中反抗的起源。那么这样的一种反抗来自哪里呢？福柯是不是将其看作被合理化权力所束缚的人类自由的冲动？当福柯说到不被统治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这种意愿的状态呢？

在回答这个方向上的一连串质疑的时候，福柯谈道：“我并不认为，不受统治的意愿可以被视为某种原初的渴望。不受统治的意愿就是不为了某种代价而受人们支配的意愿。”①他进一步让我们警惕意志的绝对化，而这总是哲学尝试做的。他想避免他所说的“这种不受如此这般统治的意志在哲学和理论上的发作(Paroxysmus)”②。他说得很清楚，对这种意志的说明需要与其起源问题纠缠在一起，他几乎已经开始完成这种工作了，但是某种尼采式的固执仍然占据了优势。福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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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的并不是某种原教旨的无政府主义，某种原初的自由，从根本上完全反对任何统治形态。我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也不想完全将之排除。我的说明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但我还是想问，人们是否想要寻找这种批判维度，这一维度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由于这一维度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不是哲学的一部分……人们就必然不能关注批判态度的基础(Sockel)吗？这种批判态度要么是反叛的历史实践、对现实统治的不接受，要么是拒绝统治现实的个人经验。③

人们反抗治理化的支撑就是某种像“原初的自由”和“某种与反叛的历史实践相似的东西(Verwandtes)”。这里说的是“相似”，很明显说的不是“完全一样”。福柯提到“原初的自由”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它。在他已经说完之后，在他要表明他几乎要说之后，在他嘲讽式地都开始要接近这样的表达之后，他说：“我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话语差点儿欺骗了他，差点儿让他屈服于这一概念？他从他所拒绝的概念中赢获了什么？对某种艺术形式而言，开展某种可伸缩的批判距离意味着什么？这里所涉及的距离是不是构成了惊奇和质疑的实践？批判的开场中包含着“自愿反抗的艺术”，这里所说的就是自愿或“原初自由”，但却是以一种揣测的方式，它是某种悬置本体论并让我们处于怀疑的悬搁(Schwebe desZweif-els)中的艺术形式。

①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S.52.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52.

③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82, S. 5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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