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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早期批判,就已经说明了都澄清了,在其著作中,关于道德价值之所谓“起源”的谱系学-历史学叙述发挥着一种特定的作用,并且只能从它们出发进行理解。①在《论道德的谱系》的重要纲领性前言中,尼采将针对“道德之价值”的问题看作他自身的(eigentliche)目标,是他“心中的关切”,并且相对于“关于道德起源的自身或者外部(fremdes)假说而言”,是“某种重要得多的东西”。“更[准]确”([G]enauer)地说,关于历史起源的假定知识(Hypothesenbildung)似乎恰恰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的“多种手段之一”,此目标即提出关于价值的问题。②这一问题指向归根结底在于,要处理“作为问题的道德”。③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一种就“何种社会在历史学中(historisch)遵循何种准则和规范”而展开的、纯粹经验的-比较的资料收集,还不能给出任何答案。并且关于道德体系事实上的多样性—要么是基于其隐含的具有普遍性的核心内容,要么是基于每种道德间完全的无约束性和相对性而提出的其余哲学解答,也是不充分的和在哲学上不被允许的普遍化(Verallgemeinerun-gen),它们对于尼采来说是“[两]种同样巨大的幼稚行为”。①
① Alexander Nehamas, »The Genealogy of Genealogy: Interpretation in Nietzsche's Second Untimely Meditation and in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R. Schacht (Hg. ),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Essays on Nietzsche's Genealogy of Morals, Berkeley 1994, S.269-283.
②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1887), in: ders.,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KSA), Band 5, hg. von G. Colli und M. Montinari, Berlin, New York 1988, S. 245-412, hier; S. 251.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 (1887), in: KSA, Band 3, S.343-651, hier: § 345, S.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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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德的谱系学-历史学研究因此自身并不构成目标(Selbstzweck),但同样它们也不是为了对道德作出相对主义的质疑或者普遍主义的奠基而提出的论证。对于道德者的非自明价值的严肃追问,或者换言之,对于道德的问题化来说,它是功能性的“多种手段之一”。但仅当它超出对于道德的或多或少合理并且可校验的历史书写时,关于起源或来源的假说才能实现其目标。同样,尼采在文本中所展现的半格言体和论战的形式表明,只有借助一种哲学和修辞手段的新型武器库(Arse-nal)才能解决对于“道德价值”的追问。即使确实不可能在严格意义上,把尼采这里得到筹划和实践的谱系学书写方式称作一种“方法”,但正如在对尼采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和首先对《论道德的谱系》的详尽解释中所展示的,至少这种谱系学具有一种特殊性,我们在很多福柯的著作中也能在相关的类比意义上再次发现这种特殊性。②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 (1887), in: KSA, Band 3, S. 343-651, hier:§ 345, S.579.
② Martin Saar, Genealogie als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Frankfurt/M., New York 2007, S. 9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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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上说,谱系学的历史化从当前出发,书写其假定的、虚构的或者思辨的前历史,这是完全普遍可行的。在历史化的迂回道路上应当显露痕迹的“问题”,因此也是一种现实的问题;表述它的手段是通过对于起源和来源场景的建构,来保持一种历史学的距离(Distanz-ierung),在此与当前疑难相关的某些东西能够得到展示。为了能够达到这种效果,谱系学的历史化开展了一种哲学的和修辞学的高阶且具有丰富前提的复杂展示机制,它可被分为三个中心要素。第一,谱系学预设了一种“自我”(Selbst)的或者主体的特定历史学面貌,并且因而预设了一种关于“自我”的历史性和可变性的主题。第二,它也包含了如下主题,即主体性和权力间的构成性关系或者“自我”的权力规定性。第三,这些展示和论题也将在一种确定的叙述-修辞和赤裸的(drastischen)形式中得到呈现。看起来,似乎在这种形式中,如下论题获得了一种紧迫性,即与在发生学上可理解的、强力的或具有暴力形式的主体性特征相关的论题,它促使我们对于如下信念进行表态或者检验,这些信念涉及对主体性的权力交织的特殊形式之证明。
从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的典范案例中我们能看到,在展示程序之要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中,一种批判的效果如何被生成。道德的谱系学历史书写因此不仅仅(tout court)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一种“自我”(Selbst)的或者自我形成的和自我塑造的程序、价值和制度之历史,且指示着权力的随机效果;这是一种在“自我”(Selbst)的权力历史形式中的自我历史,它在一种特定的夸张-戏剧化方式中被阐述。因此尼采的谱系学彼证明为一种特殊文本形式的案例,它在历史的和发生学的场景中,有着复杂的主体和权力理论的意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呈现,并且指向一个潜在的读者群体,他们把这些主题理解为关于其自我生成(Werden)的可能真理,并且希望通过一种夸张的技艺激起一种生存论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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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重构,以上所说的三种要素(主体理论、权力分析、展示形式)就构成了谱系学文本中本质性的和不可还原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在权力场域中关于主体的历史性(Historizität)及其实践的被建构性(Kon-struiertheit)的高阶理论前提,从支配(Unterwerfung)和争辩的社会动力学角度提出的、对道德价值和道德态度形成基础(Entstehungsgrund)的谱系学阐释就是不可信和无动机的;但是如果没有其特殊的表演性和煽动性的展示形式,抽象的和历史的主题在生存论上就没有影响。“自我”或者主体是在全部三个层次上展现的:它在谱系学中以三种方式和一种“自我”关联。第一。关于它首先可以断言,它是以特殊方式生成的;第二。它是通过权力形成和瓦解的;第三,它自身应当作为谱系学书写的一个杰出对象而在文本中重新被发现。因此尼采的谱系学包含一种对于主体性和主体化实践的多重问题化和批判性展示。谱系学因而是“自我”之生成批判(Gewordenheitskritik)的历史化,是偶然的权力效果对于主体的权力批判的指向,但是它在所有的“自我”-批判(“Selbst”-Kritik)或者对一种自我的批判之案例中所展示或讲解的是自我如何生成或者能够如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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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从这个建议,即(研究)谱系学的结构或者论证-文本的机制如何能得到重构出发,就能从潜在的读者群角度(叙述所指向的主体),形式性地制定一项关于如何撰写有效力的谱系学的建构指导。对于一种谱系学的作者而言,任务是指向其读者的:“向我讲述关于我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关系发生的历史一段权力的历史,也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即我在倾听的时候,我不再意愿像我以往相信的那样,必须不可改变地存在,并且当我在倾听的时候也认识到,我并不必须这样存在。”在一种谱系学文本任务的制定中,包含了上述三种要素:文本应当是一种历史或者一种阐述,其中,“自我”的生成(die Gewordenheit des Selbst)在阐明(explikativ)中关联于权力的作用。在“自我”的如是-存在(So-Seins)之随机性中产生的上述洞见,会导致使其必然性发生动摇的怀疑。从这里也会产生一种在生存论的紧迫性中实行的、要进行反身性(reflexiven)自我审视和自我转化的呼吁,它的可设想性和可能性都会从谱系学的文本本身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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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①
当人们调转视角,并且形成了对如此被建构的谱系学叙述(指向在其中被主题化并且与其关联的主体)的要求时,在其中被包含的谱系学测试或者律令才能作为一种对自我审视(Selbstüberprüfung)的呼唤而得到表达。因此,谱系学的文本是面向其读者的,并且包含了一个很难被接受的消息:“你要掌握一个关于你自身的真理,即你仅仅是在所指明的权力作用的基础上而成为你所是的,你应当追问,是否你必须要承担它或者另一个他者。”因此,在自我理解(Selbstverständnis)的过程中,谱系学的批判目标是一种在技艺层面(künstlich)引发的危机,使自我理解面临着一种来自外部的、难以被接受的解释。①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解释能够激发什么,是对于自我理解和自我关系的一种检验—在它们与本己的“自我”(eigenenSelbst)和权力作用历史相交织的知识之一致性的层面。
①对于这种尝试性解读模式(Formeln)的进一步阐发,参 见: Martin Saar, Genealogie als 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 Frankfurt/M., New York2007,S.127-130.一种对于尼采文本和思想游戏的律令特 征(Imperativcharakters)—当然是在同“永恒复归”(Wiederkehr) 的惯用概念相关联的意义上—的类似强调,主要体现于: Bernd Magnus, Nietzsche'sExistential Imperative,Bloomington 1978, und Alexander Nehamas,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1985.关于谱系学“测试”(Tests)的反身性样式的最清 晰表达,参见:Raymond Geuss,»Nietzsche and Genealogya,in: ders. , Morality, Culture, and History: Essays on German Philosophy , Cambridge 1999, S.1-28, und von Bernard Williams, Truth andTruth fulness : An Essay in Genealogy, Princet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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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谱系学及其律令特征之方向性的阐释,表明了尼采的谱系学叙事在本质上与接受者的关联性(diewes-entlicheAdressatenrelativität)。它是面向主体写作的,这些主体在其中应当作为被叙述的对象而得到再认识。它们,并且只有它们(且不存在外部标准)规定了何种谱系学的假设会引起矛盾或者契合(Zugeständnis),以及何种假设会促使它修正其自我图像。作为“律令”或者“呼吁”(Appellative),谱系学的文本与道德的或者智慧的规则(Klugheitsregeln)相比,在一种较弱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它们所要求的所有东西,就是它们得到关注,并且作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因得到理解。它们所要求或者命令的,是一种争论,而不是对于规则的遵守。谱系学的文本向其读者发出的召唤,在生存论或伦理学方面既是紧迫的,又是未得到充分规定的。它揭示了,它恰好能够触发(mo-tivieren)何种行动或者态度变化。在动摇了一种被规定的道德意识之后,有一种对于“转变”(Transformation)的一般性呼唤,而非对一种新形式的伦理转向的具体建议。
① 雷蒙·盖斯(Raymond Geuss)在一种类比的关联——通过对意识形态批判程序的阐释—中谈到,是否根据问题化,特定信念“在反思中是不可接受的”。(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1981, S.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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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谱系学的文本只有基于以下动机才能实现生存论的和伦理学的效果,即不仅仅关联于其内容关于起源(Ursprünge)和来源(Herkünfte)的假设和思辨,而且也关联于其展现形式。除了前引的意蕴(Implika-tions)和讲话结构之外,谱系学最重要的修辞或者文体特征无疑是其夸张特征。谱系学的写作自身一般而言被理解为一种夸张的艺术,它依赖于对其处理对象的戏剧化和“超额认购”(Überzeichnung):在主体之中的权力的历史性印迹。尼采和福柯启用了修辞学手段的整个武器库,这赋予他们的文本和论题一种不可抵御的锋利。凭借压缩和强调技术、统一化和简单化机制、划时代事件和匿名权力集团激发作用的帮助,谱系学的起源场景以一种赤裸的方式得到塑造,在这种方式下采用的是关于支配的思想图像和寓言,而非冷静的历史学论证。①
①关于尼采的谱系学风格,参见:Bernd Magnus,Jean-Pierre Mileur undStanleyStewart, Nietzsche's Case: Philosophy as/ and Literature, London 1992, undMartin Saar, Genealogie als 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Frankfurt/M., New York2007,S. 130-142. 关于哲 学、批判和夸张的关系的一般性讨论,参见:Bert van den Brink,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Übertreibungskunst. Für eine neue Lesart der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in: Neue Rundschau 108:1, 1997, S. 37-59, und Alexander García Düttmann, » Denken als Geste. Übertreibung und Philosophie«, in: ders. , Philosophie der Übertreibung, Frankfurt/M.2004,S.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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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谱系学书写中,文本的形式和内容、行为句(Performative)和记述句(Konstative)以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当然在其对象中也有相应根据。因为它们自身的对象,即在权力的历史场域中对主体之起源和主体性的特殊形式的叙事,已经建立了一种巨大的抽象、比喻和压缩,因为文本表明,人们能够将主体性的生成和起源展示为一个可描述的进程。但是,除此之外,如何通过修辞学的手段,使得这些形态各异的、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多元决定(überdeterminierte)的一般影响因素和转化阶段(Transformationsphasen)之束(Bündel)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得到描述?因此,谱系学的叙事(从尼采的“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到福柯的“全景敞视的社会”)不仅阐述和分析了“历史”,而且导演和组织了社会寓言(A1-legorien)的复杂进程,这个社会寓言既被赋予了具体的同时也被赋予了虚构的历史定位。
主体性的建构和虚构的-假设性的原场景(Urszenen)借此谱系学能够对基于神圣和无辜来源(Her-künften)的、占优势的自我理解作出反应超越了历史事实的空间,因为相对于尚未变成历史的当前而言,它更少指向过去。在谱系学的视角中,历史仅仅被算作前历史,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它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是由我们自身制造并且使其成为可能、在我们的行动和自我理解中得到划界或赋能的(befähigt)。但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本己的生成性(Gewordenheiten)并不像某些在无兴趣的、中性认识中的外部对象一样,(所以)在我们的本己历史——这个历史①,因此还有谱系学的假设,总要成为一个权力的历史的复杂性或纠葛性之中,需要一种陌生化和距离化。为了支持和强化关于权力本身的洞见(它在内容上通过假设性的和虚构的历史化被获得),文体上的、修辞学的夸张和尖锐化(forciertenZuspitzung)技术促成了制造距离和进行分离的过程;促使其能以另一种方式被看待。关于我们起源的另外图像必然附着在某种暴力性的,却又是技术性的东西之上。因为这些场景是技术性地被裁减并且耀眼地被照亮的,以展示某种迄今为止被置于习俗、传统和合法性叙述的阴影中的东西。谱系学,如尼采和福柯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以批判的方式被驱动的、进行赤裸展示的技艺,它应当有助于使我们能够以另外的方式进行感知,这样它就能够展示而不仅是言说某种未被预期的和令人震惊的东西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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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本己历史”。——译者注
②关于批判与观看的关联,参见:John Rajchman,»Foucaults Kunst des Sehens«, in: T. Holert (Hg. ), Imagineering. Visuelle Kultur und Politik der Sichtbarkeit, Köln 2000, S. 40- 63, James Tully,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a Critical Activity«, in: Political Theory 30 : 4, 2002, S. 533-555, und David Owen, » Kritik und Gefangenschaft. Genealog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in: A. Honneth und M. Saar (Hg, ), Michel Foucault. Zwischenbilanz einer Rezeption. Frankfurter Foucault-Konferenz200l, Frankfurt/M, 2003, S. 1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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