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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中的谱系学

谱系学描述的全部三个所谓的要素，即主体理论的解释、权力分析的论证和特殊的展示形式，现在在尼采和福柯的很多著作中，都以典范性的方式被包含在内。这提示我们，可以在事实上谈论谱系学文本这一类别(Genre)，它对应着在其中被实践的批判的特殊形式(Form)。当然这种批判样式(Kritikmodus)在相应的文本中并没有(或者仅仅是随意地)得到方法论的澄清；毋宁说，当文本批判性地采取历史学的-谱系学的叙事时，这种批判样式处在这些文本所“做”(tun)的层面上。因此，它们不是关于主体性之历史性或社会被建构性的宣传小册子，而是主体以特殊形式实现的批判性历史书写。所以它也采用了关于历史、主体和权力的相对高阶的理论前提，并且运行在文本的伦理学-生存论效应之复杂模型的基础上。换言之，在谱系学的展示背后，有着哲学前提的全部整体，这些前提在这一程序的两个奠基人那里很容易被确定下来。

第一，不仅尼采，而且福柯都把一种实践的或者“人类行为学的”(praxeologisch)主体性观念筹划为形而上学的或者先验主体理论的选项之一，也就是一种关于历史变量的、在实践和过程中起源的主体性形式的理论。两者都从复杂的日常实践出发—在日常实践中自我理解和自我关系第一次得到形成对主体加以主题化。在这样一种视角中，语言、知识、权力、技艺和身体实践不再是一种已经完全被建构的主体在其中活动的领域，而是“自我”构造的竞技场。尼采对于后唯心论主体思想之核心内容的破坏，以及福柯对于知识和权力之纠缠关系的制度批判性(institutionskritische)历史编纂学，至少在这一点上汇合了：从过程和行动出发去实践性地思考主体的尝试，在此主体作为反身性的统一体被塑造，并且是自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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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视角必须同整体性的“主体批判”区分开，在后者中，主体性现象或者进行自我否定，或者被还原为与它异质的现象。与此相对，一种主体的谱系学思想把主体性现象理解为不可被还原的经验法庭(Erfahrungsinstanz)，这种主体性现象同时处在实践的和权力的形式之张力场域中，后者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恰恰是各种历史性的主体性形式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比，允许谱系学在面对“自我”-存在的当前形式时能够采取一种外部视角。

这样一种意图也特别适用于福柯的晚期作品，它们长久以来都被阅读为一种后批判的“伦理学转向”的征兆。但是福柯通过遍历古希腊伦理学史而获得的体系化主体理论的成果，并不是对于生活技艺(Lebenskunst)或者个体化自我修炼(Selbstkultivierung)的恢复，而是这样一种洞见，即伦理(或道德)是构成了主体形式之位置和语境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en)，这种主体形式也就是主体理解自我并且与自我关联的方式。①因此正如在福柯早期著作中被研究的知识秩序和权力制度被历史性的变化取代，在他最后的著作中，自我关联(Selbst-bezugs)形式也显现为历史性的特殊形态。如果知识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已经构成了主体谱系学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展示了在主体性的生成中总是起到支配性作用的框架秩序和语境那么“历史”或者“伦理学的谱系学”和伦理(Ethos)的谱系学，即伦理性的自我主题化和自我谓述，正是这样一种主体-谱系学，它根据一种从实践形式出发的补充性视角得到叙述，伦理的主体性也由这种实践形式得到塑造。②因此福柯从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提供了一种对尼采思想的具体化，后者提出一种反实体主义的思想，将“自我”理解为过程，摆脱了哲学上的“主体和自我的迷信”。③主体性在自我规定(Selbstbestim-mung)和被规定(Bestimmtwerden)的张力间以各种特殊方式塑造着自身，只有借(mit)助一种复杂的谱系学的主体概念，才能理解这一点，这个主体概念从不同维度获得其独立性，并且基于其独立性，主体能够同时作为支配和对抗的场所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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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点尤其在分析以下著作时使用：DerGebrauch der Lüste.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2 (1984), Frankfurt/M.1986, und Die Sorge um sich.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3 (1984), Frankfurt/M. 1986; vgl. Martin Saar, »Nachwort: Die Form des Lebens. Künste und Techniken des Selbst beim späten Foucault«, in: Michel Foucault, Âsthetik der Existenz. Schriften zur Lebenskunst, Frankfurt/M.2007,S. 321-343.

② Michel Foucault, » Zur Genealogie der Ethik: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laufende Arbeit« (Interview mit H. L. Dreyfus und P. Rabinow, 1983), in: ders. , Schriften in vierBänden. Dits et Ecrits, Band IV, Nr.344, Frankfurt/M.2005, S. 747-776.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 (1886), in;KSA, Band 5, S.9-243,hier: 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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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仅尼采，而且福柯都筹划了高度细分的权力与权力作用的概念化和类型学。在尼采这里出现了《论道德的谱系》中关于(单数或复数)“权力意志”的复杂定理，它们在应用的形式上被提出；在该书的三个不同“章”中，权力对于主体的作用方式以三重形式被展示，权力对于道德行动者自身的不同深刻效果也得到了揭露：权力的印迹一方面被理解为物理的、赤裸的暴力作用，它在社会斗争和支配的进程中发生，在此过程中由他人构成的群体强行使人接受其价值；但另一方面洗脑和操纵这类更加精细施予的影响也得到了揭示；并且最终尼采在“禁欲主义的理想”这一标题下描绘了一种文化伦理价值的强力形式，它使得个体与一种特定的自我认同方式绑定在一起，并且由此使权力扩张到“自我”的内在领域中。①

在福柯的著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它们与尼采有着清晰的方法论关联中，同样出现了基于相似动机的，尽管不是按照相同方式得到划分的谱系学的权力观念，在其核心处有一个关于权力的构造成果的复杂论题。虽然福柯有名言，即他只有对权力的“分析”，而不会建议一种权力“理论”，但其谱系学著作中的每个更精确的课程和篇幅更短小的方法论文本都能表明，他的确在着手进行一种普遍化(Generalisierung)的尝试。①这种尝试尽管总是从历史分析的特定语境出发，但始终贯穿了要对权力现象进行一般性论述的意图。这也并不同如下事实矛盾，即根据唯名论的信念，权力并不具有“本质”或者实体。②在一般性的层面，权力能够具有关系性(Relationalität)、意向性和生产性特征；这也能由关于权力与知识、权力与主体之内在关联的附加论题所补充。这种对权力概念的理解既被解释为对尼采“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推进和细化，也被解释为一种历史编纂学的具体操作(Operationalisierung)。①由此，福柯的谱系学也书写了“自我”(Selbst)的权力历史，但是它不同于尼采的案例，后者根据历史的细节研究而展开书写，这种细节研究被看作一种手段，以实现对于当前主体化(derSubjektivierungen der Gegenwart)的分析。福柯的权力理论解释在一种极端建构性的且在尼采这里就已经得到的预备的洞见中达到顶峰，这种洞见就是权力的“生产性”功能，也就是其“把人变成主体”的能力。②

①这三个启发式(heuristisch)、可区分的权力形式或类型 根据一种可靠的图示，被描绘为“实在的”“符号的”和“想象的权 力"。(Martin Saar, Genealogie als 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 Frankfurt/M., New York 2007, S. 117-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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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Der Wille zum Wissen.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1(1976),Frankfurt/M1979,S.102.

② Michel Foucault, Der Wille zum Wissen.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1 (1976), Frankfurt/M. 1979, S. 113-119; Paul Patton, » Foucault's Subject of Power«, in: J. Moss (Hg. ), The Later Foucault, London 1998, S. 64-77, und Thomas Lemke, »Nachwort: Geschichte und Erfahrung. Michel Foucault und die Spuren der Macht«, in: Michel Foucault, Analytik der Macht, Frankfurt/ M.2005, S.31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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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终，尼采和福柯利用了相近的、尽管是有区别的展示手段和书写方式，通过对自己或者他们的“自我”之权力历史的叙述，这些展示手段和书写方式应获得动摇(Destabilisierung)自我理解和自我关系的有意效果。这种对于激情(Pathos)和个体的惊愕状态(Be-troffenheit)具有直接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形式特征，凸显了两者的文本。在尼采这里，它甚至采取了一种向读者讲话(Leseransprache)的明确形式，它通过诸多的风格手段，如直接谈话、惊叹和设置问题，合乎情理地融入场景之中。福柯的文本在事实的层面进行展示，但它们也是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的：它们准确地指向特定读者群体的自我理解。为了让其历史书写能够显得像是社会科学所描绘的权力的真实历史，福柯抛弃了尼采谱系学中明显虚构的或者假设的要素。但同时，这一历史叙事也是创造性的、建构性的和内在假说性的；它的目标是从权力理论的角度，让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理念图像变得陌生化。无论是尼采，还是福柯的谱系学书写，其效力都构成性地依赖于其特殊的文本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形式，文本中所阐述的论题就变得软弱无力了。权力分析和自我-批判都要求一种特殊的形式和展示，它们明确进入一个领域之中，这个领域与可能的权力纠葛中“自我”(Selbst)的历史性生成相关，与当前的生活、自我图像及其身份(Identität)相关。谱系学的批判性核心在于，通过基于权力以阐述自我之生成的文本，对怀疑和对分解性反思进行情绪动员(affektivenMobilisierung)。①

① Mark E. Warren, Nietzsche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88, S. 1-12, und Michael Mahon, Foucault's Nietzschean Genealogy : Truth , Power, and the Subject, Albany 1992.

② Michel Foucault, » Subjekt und Macht « (1982), in: ders., Schriften in vier Bänden. Dits et Ecrits, Band IV, Nr. 306, Frankfurt/M. 2005, S. 269-294, hier: S.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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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谱系学批判的特征

这里对谱系学程序的概要性重构，在这种抽象的形式中，只具有一种有限的价值。但是，上述阐释的第一个，毋宁说是语言学上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得益于从主体理论的、权力分析的和修辞-形式的动机出发而被建议的配置(Konstellation)，已准备好一个关于尼采和福柯著作的方便网络可供阅读，并能在具体的解释中得到证明。因此得到展示的是，尼采和福柯的代表作能够被这样解释，使其通向一种谱系学的“自我-批判”，即一种关于主体化方式的谱系学的-历史学的批判。第二个成就与对批判形式的系统追问相关。尼采和福柯的文本都被当作遵循自身法则的批判模型得到阅读。由他们两人得以实践的谱系学批判虽然不是普遍的、可替换的方法，但仍是一种针对特定对象领域(所有在最广泛意义上自我形塑的、主体化的实践)，以及针对特定出发点(自我和其自我关系)之局部批判的有效的独特形式。只有对于这些对象，凭借这一出发点，作为谱系学之基础运作的历史学书写才成为一种批判，也就是一种伴随着否定或者拒绝效力的权力理论的历史学化。只有对于这些对象，即对于将自我反过来作为对象的实践，谱系学才包含了其身份批判的(identitätskritische)和颠覆性的力量。

①关于谱系学的情绪性-修辞性特征，参见：Alexander Nehamas,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1985, S. 18- 24, und David Owen, Nietzsche, Politics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of Liberal Reason, London 1995, S.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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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学的批判总是在主题上局限于对实践中和通过实践活动形成的自我进行批判，这个表面上的缺陷，却天然适合于对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全面修正，由此，因为在权力结构中主体的相互纠葛，明确的和非过程性的(nichtprozessuale)评价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案例，谱系学已经为其假设的场景准备好了保持距离、进行对抗、重新评估的模型，它基于人为导致的对自我之基础的脆化(Brüchigwerden)。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简要地论述，为什么这样一种谱系学的批判模型它对于社会批判之可能性和形式的追问来说，或许有着尼采式动力的持续贡献—对于当前社会哲学的和社会批判的问题设置同样有着方法论上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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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谱系学批判的历史学特征使其严格地同当前批判(Gegenwartskritik)的展示性(präsentistischen)和遗忘历史的形式相区别，这种当前批判使得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历史性深度渐渐消失。后者总是力求在当前问题以及当前政治和社会身份的来源和语境上构造假设，努力赋予社会批判的目光一种景深，它能够彻底拓展现实之物和可能之物的理解领域。因为它的方法论出发点是对价值、实践和制度的彻底历史化，这扩展了其背后可追问的和成问题内容的领域，因此也使得投向早已熟悉之物的另一种目光成为可能。历史不仅仅是自我证实的来源，而且也能成为自我陌生化和距离化的来源，印证着令人惊讶的、揭露真实的证据，后者是通过以谱系学的方式被制造的、历史传记性的配置(Konstellationen)产生的。正是在这种光照下，知识形式、生命形式与权力实践、支配实践的纠缠才第一次被展示出来。①

① 关于谱系学的历史思想，参见：Ulrich Brieler，Die Unerbittlichkeitder Historizität. Foucault als Historiker, Köln 1998, und Mathieu Potte-Bonneville, Michel Foucault , l’inquiétude de l’histoire, Pari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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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谱系学的建构主义基本特征针对的是在已建立的制度和已经历的身份背后的过程。因为它在假设性的场景中描绘实践、制度和身份的产生、变化、实行和消逝。由此它在对社会进程的一般对抗图像进行描绘时，使用了一套构造理论的（konstitutionstheoretisch-es)，也就是本体论的语汇。在谱系学的视角中，社会世界是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它的各种要素首先产生于权力的和斗争的过程中。谱系学的批判在如下意义上是“深层的”或“彻底的”批判，即它使得这些生活形式和社会实践的构造成就普遍成为其批判叙事的对象。因此，谱系学并不像其他批判形式那样，只倾向于对当前要求一种单纯的表面变更，实际上当前的整体基础、其社会现实的建立都需要批判。①

第三，谱系学思维所具有的主体性理论的以及从本体论解释中得到支持的核心，使这种批判形式获得了一种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审阅权(Zugriff)，它指向每个社会基础批判的焦点处都应出现的那些现象：未实现的自由，伴随支配关系的复杂性，不可觉察的外在规定。因为谱系学使得主体性和权力的纠葛，也就是作为主体化的权力成为可见的，使生活形式的可能性条件得到透视，在此领域中，他律现象得到了固化，精神性的支配关系也被确立。在自由化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中，就其社会现实而言，这种描述和分析是不可或缺的；相较于公开的利益冲突和明显的社会分裂，这种民主政治更多在褒扬(wertenden)和贬低(abwertenden)之认同(Iden-tifikationen)的不易觉察的实践中受到影响，因此相较于公开斗争，也更多受到常规性的和渠道化的社会参与之霸权的影响。因此，在主体化方式(Subjektivierungs-weisen)的问题上，也就是对政治秩序中的自我而展开的追问，和对政治主体性从中起源的程序而展开的追问中，谱系学的关注焦点在于确立一个紧要的出发点，以对社会的组织建立(Einrichtung)进行审查和修正。①

①关于福柯方法论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参见：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in: ders. , Historical Ontology, Cambridge 2002,S. 1-26, und Paul Veyne, » Michel Fou-caults Denken«, in: A. Honneth und M. Saar (Hg. ), Michel Foucault. Zwischenbilanz einer Rezeption. Frankfurter Foucault-Konferenz 2001, Frankfurt/M.2003,S.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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