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第四，相对于具有强论证工作(starkenBegründungsprogrammen)的建构性批判方法，具有局部(Lokalen)特征的谱系学更具优势，即便这种优势(从它的视角看来)可能显得像一种缺陷。它在规范性方面是相对节制的，因为尽管它具有一些高阶理论的和描述性的前提，但并不依赖于任何道德理论的扶手。它不会产生任何结论，也不产生任何对于其批判标准的独立辩护，而是把批判的姿态从寄生性的东西提升为一种原则：在前者的理解中，相对于社会现实在其中社会秩序总是已经被建立，规范也总是已经行之有效—批判的行为被理解为次要的或附属性的；在此也体现了它与解构(Dekonstruktion)在方法论上的接近之处。①在这种理解中，作为实践的批判总是反应性的(reaktiv)，是一种防御的或者反攻的或两者皆有的次级姿态：一种“不这样被支配”的意愿。②谱系学不沉溺于任何无权力之空间(machtfreien Raum)的幻梦，在此空间中人们能够围绕规则相互团结，人们也能据此衡量一种和平的、从容的现实，并且借其帮助筹划一种理想的组织制度。

① 关于政治和主体(批判)的关系，参见：Tracy B. Strong， »Introduction«,in: ders. (Hg. ), TheSelf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1992, S.1-21, Wendy Brown, » Politics without Banisters: Genealogical Politics in Nietzsche and Foucault«, in: dies., Politics Out of History, Princeton 2001, S. 91-120, und Martin Saar, »Subjekt «, in: G. Göhler, M. Iser und I. Kerner (Hg. ), Politische Theorie: 22 umkämpfte Begriffe zur Einführung, Wiesbaden2004,S. 33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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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第五，谱系学叙事的实验性和假说性特征至少从极具压迫性的要求当中—成为一种科学地被奠基的社会分析解放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相反，一种以谱系学的自我-批判方式进行的社会批判在本质上是戏剧性的、大肆渲染的，是一种过分的要求。①借助谱系学而实现的主体化批判，只有通过一种夸张描写的、非现实的炫目展示，才能达到其效果。谱系学是一种有意陌生化的、否定性的世界展开。使尼采和福柯被拾高为批判理论或者批判实践鼻祖的倡议，尤其是一种对方法论上的夸张的赞扬，这也是很多其他非正统社会批判家(从阿多诺、霍克海默，经过涅格特、克鲁格到哈特、内格里)所采用的方法。

①关于这一类比和重要区分，参见：ChristophMenke，» Genealogie-Dekonstruktion-Kritik. Drei Formen der Moralbefragung«, in: ders., Spiegelungen der Gleichheit, Berlin 2001, S. 49-86.

②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1978), Berlin 1992, S. 12.

谱系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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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谱系学的夸张方法，对于主体历史和权力分析的戏剧化，是相对于现实的必要解毒剂，它显得如此强大和无可争辩，似乎无法给出其他可能性。在回顾的必要性中被一种偶然性之彻底思维所采用的修辞术(“因此我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仅仅是开启另一种存在可能性的第一步，因此也是开启一种未来的自由，能够以不同于我们之曾是的方式存在。谱系学使得规定的生成变得戏剧化，将其搬上舞台，为了实现另一种规定的可能性。在今天的权力制度下，对于表面上看似不可避免的如此-存在(So-Seins)作出的晦暗谱系学诊断的背后，是对另一种可能-存在的预测(Prognose)。并非所有东西都必然要保持其曾是的样子，对此的希望，是这一批判形式的真正动力。

① Judith Butler, »Was ist Kritik? Ein Essay über Foucaults Tugend«, in diesem Band S. 22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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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什么是意识形态批判?①

拉埃尔·耶吉（Rahel Jaeggi)

武潇洁译

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把意识形态批判重建为社会批判的一种形式。虽然意识形态批判这个概念不能完全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它的确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一定程

①此文是我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考的一个修改版，收入祖恩(C. Zurn)和德·卜瑞恩(B.de Bruijn)所编的《政治哲学新浪潮》(NewWaves inPoliticalPhilosophy)一书。我要感谢罗宾·赛利卡茨(Robin Celikates)、斯特凡·戈斯帕斯(StefanGose-path)、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马丁·萨尔(MartinSaar)和法兰克福社会哲学学术研讨会，以及祖恩、德·卜瑞恩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评论。

什么是意识形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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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成熟”①，更重要的是，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到当代批判理论的各种思潮中，意识形态批判都大受欢迎。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没有意识形态了吗，还是只是说不再有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之所以主张重构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源自如下发现：一方面，我相信还存在着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诸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的诸形式；另一方面，为了重新连接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不仅需要重新研究意识形态批判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就像流行的定理一样，即使在它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也往往是不清楚的—还需要对它的一些基本假设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这既事关让意识形态批判重回当下，也涉及对其进行重新定义。

如果现在重新连接意识形态批判的计划值得“不厌其烦”去做与理查德·罗蒂的看法②相反那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当代关于社会批判的诸形式的讨论中，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我将坚持认为，作为内在批判的一种特定形式，意识形态批判超出了那种被广泛讨论但没有结果的、在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之中择其一的模式。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反对试图外在地设想批判的标准，以免落人黑格尔对“单纯的应当”的道德主义批判的陷阱，另一方面也不信任某个既定共同体的伦理和道德资源，而是包含着一个超越这些资源的环节。还有一个方面与之相关：意识形态批判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处在政治哲学中规范主义(normativis-tisch)立场和反规范主义立场的对立之间。如果目前这一冲突出现了疲惫的迹象，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就能够被重构为一种不同于上述两种选择的立场，它可以追求一种独立的规范性。按照我的观点，这是由于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内在批判)依赖于分析和批判之间的某种特定关联，该关联无论是在规范主义还是在反规范主义那里都被割裂了。

① 正如乔治·莱茵(JorgeLarrain)所说。参见：Jorge Larrain es aus, vgl. ders. ,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1979, S. 34.

② Richard Rorty, » Feminism, Ideology, and Deconstruction; A Pragmatist View«, in: Slavoj Žižek (Hg. ) ,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1995, S. 227-235, hier: S.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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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接下来我将首先说明，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特征是什么。在对概念内涵的相似性进行介绍(本文第一部分)之后，我会进而关注对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所特有的两个悖论的解决：正如阿多诺所说，意识形态“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而且似乎既是规范性的(normativ)也是非规范性的(本文第二部分)。如果始终把意识形态批判同以黑格尔为基础的内在批判的方法关联起来(本文第三部分)，则两者都可以理解。这既揭示了意识形态批判方法的规范独立性，也揭示了它的问题(本文第四部分）。

什么是意识形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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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意识形态批判？

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批判呢?①乍一看很简单：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批判意识形态。但是，什么是意识形态呢?一开始也很容易回答：意识形态就是观念(Ideen)，但是它们不仅仅涉及某人可有可无的、彼此无关的观念，还涉及那些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必然地或至少系统地)存在和产生的观念。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是信念的体系，具有实践的效果。它们发挥实践作用，反过来又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的效果。①此外，意识形态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地位：如果有人声称某物是“意识形态的”，就不仅仅意味着它是虚假的(falsch)或者是一个错误，而且，错误的特征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不仅仅受制于一种错误的状态(Zustand)，而且还“陷入”对该状态的误解。换言之，意识形态构成了我们同世界之间的关联，并进而构成了我们理解自身和社会关系，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行为方式的解释视野。如果根据这种观点，意识形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借以“支配大众的头脑从而成为物质力量””的手段(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②)，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就揭示或破解了使得该统治地位得以实现的条件(Umstände)。

①此处我在广义上把意识形态批判理解为批判性思维的一种方法。赫伯特·施耐德巴赫在其同名论文《何为意识形态批判？尝试澄清一个概念》(Herbert Schnädelbach in seinem gleichnami-gen Aufsatz » Was ist Ideologiekritik? Versuch einerBegriffsklärung«，in：Das Argument 50，1969.)中给出了一个简明但极富教益的导引。特里·伊格赖顿在《意识形态》(TerryEa-gleton，Ideology，London，New York1994.)一书中为坚持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讨论和有利的辩护。雷蒙·盖斯在《一种批判理论的概念》(RaymondGeuss，DieIdee einer kritischenTheorie，Bodenheim1988)一书中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最清晰的分析阐释，并且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网格用来对各种意识形态概念或意识形态概念的各个方面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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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此意识形态不仅隐藏在观念体系中，也隐藏在实践和习性(Habitus)形式中。那么就有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实践，反之，也有实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更确切地说是意识形态批判性的实践：从居伊·德波(Guy Debord)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从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的破坏行为到当代的“酷儿”理论试图破坏二元性别结构。阿尔都塞的创造性至少在于他已经发现，意识形态是一个生活关系的问题。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布迪厄对“习性”和“信念”(doxa)的分析按其内容也可以视为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贡献，即使布迪厄与意识形态批判相关的词保持着距离。(此外可参见齐泽克选编的《图绘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布迪厄的访谈：SlavojŽižek（Hg.)，MappingIdeology, London 1995,S. 265-278.)

②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Hg.),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Berlin 1984, S.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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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识形态批判的四个方面

无论如何，我想在这里进一步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并且是在那个我在此处想要探究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表示某种否定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词是用作贬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则致力于克服这个否定的状态①)，至少在这个传统中，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批判类型。②该类型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1)意识形态批判是对统治的批判(Herrschaftskritik)。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从更“深处”开始。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被称作“不言自明”(Verselbständlichung)或“不言而喻”(Selbstverständlichmachung)的机制的抨击，这种机制造成了社会关系和自我关系一样是不容置疑的(Unhintergehbarkeit)印象。其中包括了自然化现象，即某种被社会“制造出来的东西”被呈现为自然的或者不可还原的“给定物”，但是也包括诸如特殊事物的普遍化等过程，这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突出地揭示为市民社会的合法化机制。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统治的批判，即对这种自知之明或不言而喻的批判，反过来则是把这些机制解读为统治机制。

①关于对意识形态做中性的或肯定的理解，雷蒙·盖斯在 《一种批判理论的概念》中提供了很有帮助的类型学(Typologisierung)。(Raymond Geuss, Die Idee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Bodenheim 1988.)

②那么，去问意识形态批判是否算作批判的一种特定样式或者是否具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即意识形态，就是多余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批判形式，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把其对象理解或解读为意识形态。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之前，看不出来某物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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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识形态批判从内在矛盾或者自相矛盾，即从某个给定的情况的内在不一致出发。因而意识形态批判并不直接把错误的同“正确的”对立起来，它并不使用适用于给定物的外在标准，而是(在一种更复杂的意义上，稍后我会进一步研究)使用其自身的标准。

(3)意识形态批判(在上述传统中)总是基于一种“怀疑解释学”，正如保罗·利科所说。在它揭露个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以及社会实体的自我理解中的歪曲时，它对社会实体和个人的自我解释，包括对个人的表面利益，持保留态度。

(4)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和批判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对事实的分析推动了对它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不仅仅是批判的工具性前提，还是批判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

1. 意识形态批判的现实性

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意识形态的”或者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在今天的社会中并没有减弱。认为统治没有意识形态做中介而直接发挥作用的假设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①例如，当在欧洲的范围内讨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组时，生活条件的不安全（Entsicherung)和不稳定(Prekarisierung)(常常被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也是通过援引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些难以抗拒的理想来达成的，即使很显然，如今正是这些理想被用来证明排他过程的正当性。即使像“我-股份公司”(Ich-AG①)(在德国被称为“哈茨Ⅳ”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背景中)这样的新造词看起来不仅仅委婉，甚至是公然的嘲讽，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不确定性为标志的存在形式被公然提升为范本，这就丝毫改变不了如下事实：这些新词也从它们同独立性、自主性和主动性的联系中获得了意识形态力量，那些不指望从社会体系的不安全中获得任何积极东西的人在社会中也分享了这些观念。鉴于这类现象，可以说，上述情况呼唤意识形态批判。

①鉴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关系的“透明性”，阿多诺已经做出了这个假设。参见：Theoder W. Adorno，und Walter Dirks，SoziologischeExkurse, Frankfurt/M. 1956,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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