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1. 意识形态批判的困难

然而，在理论上，出于不同的理由，“意识形态批判的困难”普遍存在。我们是否还没有失去批评所需要的真实的东西或未被粉饰的现实作为参照点以揭露某些东西只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批判想要通过消解虚假的自我形象和世界观来克服统治，从什么角度来看，它能够做到这一点？①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批判者和被意识形态所蒙蔽的人之间出现了看似难以克服的不对称②和随之而来的家长制的后果；意识形态批判究竟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自成一体(suigeneris)的批判，还是要依赖必须独立于意识形态批判建立起来的规范标准，这也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有待讨论的问题。

① 即德文 Aktien Gesellschaft(股份公司)的缩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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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批判的悖论

我想以两个论题作为我思考的出发点。第一个是阿多诺的论断：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和非真实总是交织在一起”①。第二个是安东·莱斯特的(批判性)观点：意识形态批判声称自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和非规范性的批判”，“但是却有规范意义”②，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神话”。现在，乍一看，这两个特征如果是真的，都会把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笼罩在一片晦暗之中：按照通常的理解，某物应当既是真的又是不真的，这就像主张一个既要批判性又没有规范性的立场一样，是一个悖论。但是，恰恰在这个看似悖论性的结构中，隐藏着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和创造性。

①正是一种怀疑解释学的逻辑和对虚假意识的谈论被怀疑为使其自身免于批判，并隔绝相反的证据。这种隔绝策略最显著的例子也许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的一个段落，在书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位“怀疑的大师”把一个病人的梦—该病人的梦完全不符合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的理论解释为，病人希望弗洛伊德是错的这一愿望的达成。(SigmundFreud，DieTraumdeutung, in: ders., Studienausgabe, Band 2, Frankfurt/M.1982, S.167.)

②关于不依赖这个方面而重新实现意识形态并克服随之而 来的受影响者的内部视角和意识形态批评者的外部视角之间的不 对称问题的尝试，参见：RobinCelikates，»From Critical Social Theory to a Social Theory of Critique: On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after the Pragmatic Turn«, in:Constellations 13/1, 2006, S.2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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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个悖论：真实与虚假相互渗透

那么我们转向第一个悖论，即真实与虚假相互渗透。一个意识形态怎么可能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呢？它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方面既为真又为假吗？这怎么可能？还有：如果意识形态应当同时是真的和假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或更确切地)宣称，它们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那么，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不仅要处理一种内在的相互渗透，还要处理真理标准的一种内在的不足。我们先来看看阿多诺的论断所涉及的内容。

① Theodor W. Adorno, » Beitrag zur Ideologienlehre«,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8, Frankfurt/M. 1972, S.457- 477, hier:S.465.

② Anton Leist, »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Ideologiekritik «, in: E. Angehrn und G. Lohmann (Hg. ), Ethik und Marx , Stuttgart 1986, S. 58-81, hier:S.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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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和平等

我们举一个著名(尽管复杂)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例子①，即马克思所主张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出现的自由和平等理想的意识形态特征。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是根据马克思的解释)“既真又假”。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据以作为其真正的组织原则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法观念，一方面符合市民社会的现实。资本主义劳动合同是在(形式上，即在法律上)自由和平等的双方之间订立的。毕竟在这里出现的是独立的缔约双方，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自由平等的双方行动的：雇员不是农奴，也没有封建身份的束缚。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现实似乎驳斥了这些资产阶级规范。不仅如此，事实上大多数雇员是(以挨饿为代价)被迫进入这种关系的；而且，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缔约双方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物质不平等，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系统地造成的。

现在有人会说：看到了吧！所谓“既真又假”的说法充其量只有修辞上的效果，但是除此之外，这个悖论很容易解决。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在参与者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方面是“真实的”，即在这个方面它充分描述了它应当描述的事实。现在可以与之区别的第二个方面可被称为物质实现的方面。在这个方面，断言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和平等已经实现显然就是错误的(falsch)。

① 这里我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整体上视为意识形态批判，所以总体而言，我不是指那些马克思自己有条不紊地阐释了意识形态的术语的、不充分的段落。

② 在这里我只是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为例来研究其论证模式(Argumentationsfiguren)，而不涉及其实质性论断的内容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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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使问题更复杂，这里还要指出另一种情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自身就是导致压迫和不平等出现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它们是富有成效的或具有如下效果，即它们本身就参与了对它所表达的观念的颠倒。因此，规范性的理想不仅仅尚未完全实现，它们还在实现过程中被颠倒了。自由和平等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观念”，它们还成为具有社会效果并且已经沉淀在社会制度中的观念。它们的有效性马克思视之为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效果在于在其实现过程中似乎削弱了自身。(何以见得？按照乔恩·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分析的总结，如果在资本主义剥削中“经济不正义是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产生的”①，那么劳动合同，作为市场交换的前提，既是自由和平等的体现，也是产生不平等的手段。这里不是指自由和平等只是说说而已—“谈论自由”而不实现它们，而是说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必须]实现的方式会产生一种新的、尽管是隐蔽的不自由和剥削形式作为效果。)

① Jon Elster, » Exploring exploitation «,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5, 1978,S.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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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观念和它们所渗透其中的社会实践之间的那种系统性矛盾体现在，意识形态被概括为“必然的虚假(falsch)意识”一词。这个说法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①一方面，这个意识(相当传统的)是错误的，因为它包含了对现实的错误解释和理解。②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意识应当是“必然的”，那是因为它同时也与现实相符合。③但是，它并非只是一方面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是必然的，而是同时两者兼有：它必然是错误的，即这种错误是有必然性的。意识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能不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意识必然会犯错(因为它那边有认识上的缺陷)，而是因为它与一个虚假的(falsch)现实相符合。就此而言，它不仅仅涉及虚假意识，而且涉及由社会引起的虚假意识。①（因此，意识形态也不能被理解为有意识的欺骗。即使不同的社会主体以不同的方式从意识形态中受益，某种意识形态结构也会对双方都产生影响。)

①“虚假意识”的说法已经受到多方面的攻击。然而，正是那些针对在意识中寻找意识形态错误的指责，和那些认为某种过时的(表象论的)认识论在此处起作用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里谈到的“意识”一词是非常含混的。在这里说“意识”几乎是误导性的，因为这种经由社会实践建立起来并且自身具有实践效果的意识，就不再是处在与“存在”的传统对立中的意识(或者与“基础”对立的“上层建筑”)，而是一个两者相互渗透的结构(Gebilde)：一个规范、理想和实践相互影响的复杂网络。同样，意识形态处在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独特状况也表明，意识形态概念引入了一种不符合传统的表象论模式的对真与假的理解。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确定，在虚假或扭曲的意识形态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未建构的、非概念化的真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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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悖论的解决

意识形态批判的(表面上的)悖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

第一，意识形态“既真又假”，就其对于“现实”来说(无论这个现实是什么，无论人们如何设想这种对应关系)既是充分的又是不充分的，既是恰当的又是不恰当的而言。既然是由社会引起的，它们就不是单纯的欺骗或者认识错误，而是在某些方面有根据的错误，因为它以现实的特性(Beschaffenheit)为基础。①

第二，意识形态“既真又假”，因为与其相关的规范具有尚未实现的真理内容。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并不批判自由和平等的理想本身，而是批判它们有缺陷的实现。然而与此同时(我将在后文回到这一事实，这对批判与其标准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规范没有实现也并没有使其真理内容不受影响。因此，意识形态(平等的理想)中的“真实要素”在其未充分(或扭曲的)实现的条件下并不仅仅是真实的。它受到了与不真实的纠缠(阿多诺)的影响。

① 此处也可参见哈贝马斯在《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的文献报告》一文中的话：“它自身(意识)是对一个错误的现实的——所谓正确的——反映，因而是错误的（falsch)。”(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M.1978,S.387-456,hier: S.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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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一个悖论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阿多诺所发觉的真与假的相互渗透使我们意识到，这里涉及一个规范和实践之间多方面的复杂(且相互构成的)关系。这对意识形态批判带来如下后果。

(1)它必须既批判对某种状况(Situation)或(社会)事实的错误理解，又批判该状况本身的特性。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是“既真又假”，它还(如盖斯所强调的)总是同时是认识论和规范性的问题。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我们误解了某种(社会状态)，并且，该事物本身是虚假的(falsch)。①

因此，严格来说，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批判意识形态，还批判那种通过意识形态维持或由意识形态构成的实践。在这方面，它的目的不仅是纠正认识错误，还要“解放性地”改变现状。而且它相信，每一方对另一方都很重要。因此，对于这种批判我们不仅需要“勇气、同情心和好眼光”，正如瓦尔茨对社会批判所声称的那样，还需要一个好的理论。②

(2)现在，如果意识形态批判不是简单地揭露通常意义上的错误和虚假(Unwahrheit)，即试图用正确的理解替换错误的理解，那么，另一方面，它也不包括关于正确行动的规范性观念。它是某种实践性的改造过程的酵素，该过程既关系到(社会)现实，又关系到对它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现实和对它的理解都必须改变。

①意识形态批判并非单纯讨论这两个方面；它依赖于这个并不完全自明的论断，即认为在误解和社会关系的虚假性(事实的规范性错误和对其含义的认识错误)之间有某种系统性关联。现实自身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是虚假的，这导致了误解，以至于我们对现实有误解这一情况就表明该社会关系本身是虚假的。

② Michael Walzer, »Mut, Mitleid und ein gutes Auge«,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48/5, 2000, S. 70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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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意识形态批判如何指导我们的行动呢？换言之，它如何回答这个实践的问题：我或我们应该做什么？

(二)第二个悖论：“一个具有规范意义的

非规范性批判”

这样，我们来到前文提到的第二个悖论：主张意识形态批判是“一个具有规范意义的非规范性批判”。安东·莱斯特(AntonLeist)批评该论断为“意识形态批判的神话”，因此这是一种虚假的自我理解，尽管是诱人的。

1. 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的-非规范性地位

现在，意识形态批判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具有规范意义的非规范性批判”，即是批判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声称自己是如此？

至少，该主张的第二个部分①似乎容易得到证实。意识形态批判不是规范性的，因为它没有对某物应当如何发表看法(如某种社会制度如何设置才是好的或者正义的，或者如何设置是坏的或不正义的)，而只是分析它所遇到的社会制度和实践具有什么属性。只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首先都要收集证据(Indizien)。它阐明联系，指出内在矛盾，揭露那些有助于掩盖矛盾的机制，分析统治利益（Herrschaftsinteressen)或者统治机能。这里表明，一个状况不同于它所声称的：某些特定规范的功能与人们最初认为的不同，或者说它们的起源和效果与人们所想象的不同。

①即“非规范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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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们的例子中，意识形态批判分析了在剩余价值生产模式下，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在多大程度上系统地产生了不平等，“市民”自由在多大程度上系统地产生了不自由。①意识形态批判在自由和平等的规范性理想与寻求这些理想为指引的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之间建立了联系。它揭露了使私有财产与契约有可能作为自然的东西而非历史的或社会的构造物出现的那个机制，它指出，在这里，某个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冒充普遍利益，并提出了对谁有利(cuibono)的问题，从而表明，例如，对契约自由的意识形态理解在什么意义上使契约的其中一方处于优势地位。

①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意识形态批判并不增加我们对世界的知识，而是一种能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的路径。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理论，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很可惜，在这里无法对其作用进行论述。这种非科学性的理解，当然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其他解释和其他方面相矛盾，其中包含这样的见解：“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并不独立于它被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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