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2)内在批判并不遵循内部(或解释-重构的)批判的典型论证模式，即认为共同体已经同它的理想失去了联系。它不认为它所批评的状况中的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消解了或削弱了，而是被颠倒或翻转了。也就是说，它们是(就像前面提到的、构成市民社会价值观的自由和平等一样)有效的，但是作为效果，已经变成了矛盾和缺陷。

(3)因此，内在批判关注的是现实及其构成规范的内在矛盾。一个社会的制度现实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构成性地体现了相互冲突的主张和规范，这些主张和规范不可能无矛盾地实现，或者必然会在其实现过程中违背其初衷。(在我们的例子中，这适用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在当代，这可以在社会进程中观察到。例如，既赋予责任又削弱责任，既需要创造性又追求一致性。)①随之而来的是这一并非没有问题的想法，即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偶然的矛盾，而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制性的、必然的矛盾。根据这一假设，从规范的特点和相应的实践以及制度的特性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规范不能无矛盾地得到实现。(那么奥利弗·斯通式的对道德净化的呼吁在这些情况下就是徒劳的。)

①参见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最近的研究计划，以及霍耐特所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悖论》Axel Honneth(Hg.)，Paradoxienkapitalistischer Modernisierung，Frankfurt/M.2002.中的文章。然而在这里，对“悖论”的讨论取代了对“矛盾”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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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4)内在批判是改造性的(transformative)。其目的与其说是恢复现存秩序和现行的规范和理想，不如说是改造它们。因此，它并不是恢复之前在规范和现实之间运作的对应关系，而是以将矛盾的状况转换为新事物的需要为指导。

(5)但是，这必要的改造包含两个方面：有缺陷的现实和规范本身，这是至关重要的。规范会因为在某种既定的环境之下无法实现而受到影响。因此，内在批判既是对基于规范的实践的批判(实践不符合规范)，也是对规范自身的批判。因此，内在批判而且这一情况在其后果中往往被忽视—不只是以规范为标准来批判某种有缺陷的现实，而且还反向进行批判。也就是说，矛盾的现实(在此种现实中，规范只能以矛盾的方式得到实现)要求对现实和规范双方都进行改造。不是单纯地使现实适应于理想[无论是恢复还是实现(Einlösung)某种潜能]。①

例如，在我们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视角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进行的观察中，平等的自然法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原则来解决，那么，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对自由的更充分或更全面的理解，即“积极自由”，或者变成一种“关于平等的物质观念”。因此，批判的标准在批评的过程中自身也会发生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标准在变化的同时也保持不变。)

①按照我的理解，在内在批判过程中，理想同实现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如果内在批判所唤起的理想的实现同时意味着对理想的改造，那么这里所要进行的就不是对既有规划(An-gelegtes)的静态实现，而是某种不断增强的运动。这里要实现的东西在实现的过程中才会出现。对潜能和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这种[“行事(performativ)建构”〕解释认为，潜能和实现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仍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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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程的规范性

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性基础或规范性参照点就处在它所启动的过程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之中。规范性正义(以及认识真理)不是“外来的东西”，而就是只出现在这个过程的执行中，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内在批判的动态-改造特征导致了一个关键的后果：被内在批判所中介的上述改造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发展或学习过程。①对于这个过程的特点来说，有三个方面很重要。

(1)内在批判所针对的内在矛盾不是逻辑矛盾，而是实践矛盾。这意味着，这种矛盾不是“不可思考的”，而是会导致危机，导致关于失败或缺陷的经验。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危机所决定的现实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假设不仅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行不通”。

①“精神现象学之路”就是这样一种经验过程，即被缺陷和危机的经验所丰富的过程，但是，如果可以把精神分析的活动理解为一种“变化的辩证法”，精神分析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过程。(Gottfried Fischer,Dialektik der Veränderung in Psychoana-lyse und Psychotherapie, Heidelber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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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2)作为这样一种经验过程的酵素，内在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它也是建构的或肯定的。在这里，“新事物”总是“旧事物”转化而来的，旧事物“扬弃”(该词有否定、保存和提升三义)于其中。用黑格尔式的简短表达即为：内在批判以规定了的否定(bestimmteNegation)的方式实现自身。

(3)现在，正是由于对危机的经验及其解决在这个经验过程中被扬弃了，这种经验过程可以(在最初不是特别强烈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进步的过程—改善的过程。

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有效性主张基于这样的观念，批判过程的结果，或者该批判所引导的改造过程的结果，是对同时具有系统的必然性(关系中固有的)和生产性的(提供解决危机的手段)危机的充分的解决方式。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真理或有效性建立在某种“历史指数”(historischemIndex)的基础上，从而建立在某种学习过程和经验过程的合理性之上，该过程必须被理解为解决和克服缺陷和危机的历史，理解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反过来说，对矛盾和危机的关注就会使得“运行不灵”(Nichtfunktionieren)的标准成为认识错误和规范性错误的标准。因此，我们的假设是，实践冲突的存在会导致实践障碍。那么，意识形态就是那些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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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并阻碍我们的社会实践的东西〔或者如卡尔。
曼海姆所说，意识形态“落后于(einholen)现实”①]。

3.意识形态批判的困难

尽管我在这里刻意以一种实用主义精神重新表达了黑格尔的模式，但正是在这里(或者说最迟是在这里)，“意识形态批判的困难”再次出现了。如果人们不想追问历史或相关过程的终极目的，那么究竟如何将这种发展(以及被内在批判所中介的改造过程)描述为一种改善呢？另一方面，恰恰是对历史发展的观察表明：危机(及其解决方式)并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取决于解释、自我理解的过程以及由这些解释和过程所激发的行动链条和行动组合，那么，如何能把“危机”理解为这种发展的动力呢？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性参照点的问题似乎只是被转移了。实践冲突和危机及其“解决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自明的：物质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和法律不平等是“矛盾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市民社会就其全部财富而言，仍不足以解决贫困和排斥(Ausschluss)的紧迫问题，这一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这种社会形态的“危机”？当某些东西在这里起作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起作用？

①参考卡尔·曼海姆的“评价性的、动态的意识形态概念”，根据该概念，可以说：“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某种意识的取向没有跟上新现实，因而实际上是用过时的范畴掩盖了它，这样它就是错误的和意识形态的。”(Karl Mannheim，Ideologie undUtopie, Frankfurt/M. 1985,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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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我在这里只能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几个关键词。①

第一，问题是如何确定什么算作“功能”，什么算作“问题”，这表明在谈论“内在规范”的时候存在模糊性。这些可以是功能上的规范或者伦理规范。在第一种意义上，规范只是说，某种行为方式对某种社会实践的存在是“有利的”，即在功能上对它是必要的。在第二种意义上，规范的实现是指对有效性的伦理诉求，它使相应的实践成为广义上“好的实践”。

现在这里提出的概念似乎破坏了这种区别。所采用的规范显然既是运作(Funktionieren)的规范又是关于良好东西(Gutsein)的规范。就这里考察的社会过程而言，“运行”不仅仅指事件顺利进行，即在功能和伦理的意义上始终“运行良好”。那么，“实践冲突”的特点就是，其中出现的障碍或危机在两种意义上都成问题：①某物不(好好)发挥作用，并且②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好。(在狭义上或者伦理意义上)规范性和功能性的内在交织考虑到了这样一个情况，社会中压根就没有独立于良好东西的功能。反过来说，这与有争议的论点有关，即良好的东西源自(社会)的功能或社会的功能要求。这里不是深人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不过，对于问题的标准以及解决问题的标准，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这样一来，问题也总是规范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规范性问题也总是功能失调的问题。那么，确定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从两个方面①人手，并且希望能找到二者的连接点。

①我在我的任教资格论文《对诸生活形式的批判》(ZurKri-tikvon Lebensformen)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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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运动基础的有关发展过程不应当被描述为一个封闭的过程，而应该被描述为一个容易出错的(fallible)、总在改善的、“开放”的发展过程。因此，判断何为“总是更好”的标准是它解决出现的问题或危机的能力。该解决包括(采纳麦金太尔的想法)能够理解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并能够提供一个可信的解释，使得这个解决可以被理解为对问题的解决。这就表明，严格来说，这种解释到底是“建构的”还是符合“现实”的，是无法确定的。(也许这个区别会被证明并不那么重要。)

第三，如果意识形态批判和内在批判一样是“一种建立联系的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赋予这种建立联系的实践以某种“建构-行事”的转向：构成这种批判的运动原则的联系和矛盾既是“给定的”又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也许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性分析既不是简单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关系，也没有自由地建构这些关系。即使这里所说的矛盾并不像在意识形态批判的语境中有时候被赋予强制性力量，但它们仍然是实践问题的结果，它们虽然并不独立于解释，但是却像症状一样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melden)，即产生实践上的后果和歪曲(Verwerfung)。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既不能将其分析和评价建立在强制性的“终极理由”上，也不能将其建立在独立于主体的、对社会现实的终极解释上。所以，意识形态批判总是会既分析也制造问题和矛盾。这种方法不是任意的，它取决于一种观点或解释上的平衡，取决于主观(主体)和客观视角的契合。虽然如此，如果按照上述方式把(社会)现实理解为某种阻碍我们的东西，即便该现实不是“给定的”，这仍然不会使我们失去标准。

①指规范性和功能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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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考虑到矛盾的多样性。因此，今天的问题不能再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矛盾或者其核心矛盾，而是揭露多重矛盾相互叠加、有时候相互冲突。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将面临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持续存在或导向矛盾的那些冲突。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不是束缚在无矛盾的浪漫主义和谐理想，即最终克服一切矛盾的理想上，而是直接依赖这些矛盾和冲突。但是，不同于那些把矛盾性永久化的立场，意识形态批判把矛盾看作一种迫切需要—通常是暂时的—克服的动态要素。

四、结语

我最后的思考与如下情况有关：它试探性地为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中间领域。如此看来，的确，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处在社会现实的“给定的”和“被制造出来的”概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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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我所描述的意义上的内在批判，首先也处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也就是处在单纯客观和单纯主观的有效性主张之间。这让我最终回到了似乎对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困难”负有主要责任的那一点：不对称问题，即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人和批判的立场，或者说和洞悉到该状况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批评者的立场之间似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对称关系。

当我在一开始就肯定地提到利科所谈到的“怀疑解释学”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方法一方面怀疑的环节——打破了受[意识形态]影响者(dieBetroffene)的绝对解释权。在隐藏的利益和功能关联并不明显且无法直接表达的情况下，寻找这些关联尤为重要。要指明自我理解机制和自然化机制，很显然也需要完全与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决裂。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解释学还是解释学。因为它试图重建受影响者的视角，理解他们的理解，不是外在的、客观的、从外部而是从他们的观点来重建某个事件的问题。然而，它不只是把主观视角从扭曲或操纵①中“净化”出来(这个立场与如下问题有关，即它必须说明操纵和影响的区别）；它处理问题和危机的方式使其成为这样一个过程的酵素，在这个过程中，不再有客观外在的标准，而只有一个过程的进展，就像精神分析的过程一样，这个过程没有它所批评的立场(及其主体)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并不在被它批判为意识形态的那个关联之外；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以及受到后者影响的人)不是分离的，而是“一直在进行着的社会性自我理解的一部分”①，但是批判者被严格理解为某种欺骗关系(自我)消解过程的一部分。那么，意识形态批判就不是站在被视为颠倒错乱的社会现实之外的；它是以某种方式让我们面对社会现实的问题和矛盾的一个实例，它同时也是变革社会现实的酵素。由此，意识形态批判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由于它总是以意识形态批判所带来的行事-实践性冲击为目标，所以它和它批判的东西一样，既是理论又是(作为理论的)实践。而且，受制于内在批判的方法，意识形态批判就像每个解放过程一样，是一个“只认识其参与者(Beteiligte)的过程”(哈贝马斯语)。

① 不仅葛斯在其《一种批判理论的概念》(DieIdee einerkritischenTheorie)中暗示过这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尽管他并未停留于此)，而且在那些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把意识形态视为对偏好的非理性扭曲的立场中，也可以找到这个概念。例如 ： Beispiel Jon Elster, »Belief, Bias and Ideology« , in: M. Hollis undS. Lukes (Hg. ),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Cambridge/MA 1997,S.12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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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为什么需要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让我们看到其他现象，如在统治关系不显著和几乎看不到的地方，它也能把它们揭示出来。其特殊性还在于，它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那些不公正或统治特征十分明显的现象。所以，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就在于，其目标不是(个别)错误行为，而是作为关系的关系。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是为了批判结构性统治和对统治进行结构性批判而产生的。

①关于这种概念，参见：Robin Celikates，Gesellschaftskritik alssoziale Praxis, Frankfurt/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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