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时间关系批判

加速与异化作为社会批评的关键概念①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施林青译

一、批判性社会哲学的基础和尺度

1. 社会学与社会批评

社会学思想本身来源于一种批评的冲动。社会学始于一种感觉，觉得社会状况中有某种东西不对劲，事情的发展偏离了应然的方向，或者事情看上去尚且正常，但却有可能受到一些病状的威胁。正是这种感觉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状况的反思进程，这既发生在观念的发展中，也发生在一名社会学家的个体发展中。“人可以在不具备腿的解剖学知识的情况下走路。只有当出现问题时，解剖学才会被实际地注意到”，关于科学性反思的根本原因，马克斯·韦伯已经做出了完善的说明。①但迈克尔·沃尔泽以及法国社会学理论家，如布尔当斯基、泰弗诺和希亚佩洛等人却正确地指出了一种相反的情况，社会批评这一科目似乎来源于一种对现有社会状况进行控诉的、人类学上的原始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为社会行动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紧迫性要求。②由此看来，社会批评在人类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中都发挥着直接的、构成性的功能。

① 我要感谢安德列·斯蒂格勒(André Stiegler)对这篇文章所做的编辑工作，以及在内容上的提议，它们是富有价值和帮助性的。

时间关系批判

21

①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hg. von J. Winckelmann, Tübingen 1922, S. 139.

②“社会批评必然与社会本身一样古老。……控诉是自我 主张的一种基本形式，对控诉的回应是互相承认的一种基本形 式。当我们考虑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社会性存在时(也就是对他 人存在），控诉这一行为就足够证明：我控诉，因此我存在。我 们讨论这一控诉，因此我们存在。……就社会性存在而言，控诉 这一实践行为被精心修饰，通过讽刺、争论、劝诫、起诉、预 言，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常见或特殊的方式。”(MichaelWalzer， The Company of Critics. Soci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89, S.3 [dt. Zweifel und Einmischung. Gesellschaftskritik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91, S. 13; da die englische Ausgabe den Gedanken, auf den es hier ankommt, klarer auszudrücken scheint, wurde an dieser Stelle auf das Zitieren der deutschen Textpassage verzichtet, H. R. ]; vgl Luc Boltanski und Ève Chiapello, Der neue Geist des Kapitalismus, Konstanz 2003, und Luc Boltanksi und Laurent Thévenot, »The Sociology of Critical Capacity«, i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Social Theory, Jg. 2, 1999, S. 359-377).

22

什么是批判

社会学和社会批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们共同的根源或“泥”(humus)①在于对美好生活的追问。更确切的表述是，追问使人类生活成功或挫败的那些社会性条件。因此，社会学关注劳动世界的问题、家庭的发展、教育的形式或者政治情况。不管是明确的还是直观的，社会学总是假定，家庭关系、教育过程、工作和政治形态与人类生活的成功与否是相关的，其形式或操作上的变化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与这一根本问题没有任何本质关联的现象，则不会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②韦伯思想的深刻之处也体现在这里，使一个现象成为研究对象的是它的“文化意义”。而所谓文化意义取决于对象在生活方式的视域内对行动主体的显现，显现为正面或负面相关。

当然，在当下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不能看到上述这种关联。一些研究者关注着单身户数量的增长、劳动关系持续时间的变化、选票反复性和教育流动性的分布。这类研究者可能会否认他的研究与对美好生活的追问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这些研究最终都是被那个追问所推动和合法化的，唯有这样它们才是有意义的、有资格的。而诸如一条林间道路平均被多少数量的鹅卵石包围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进一步的理据说明是无法获得研究经费的。

① humus本义为带有有机腐质和养料的泥土，与urgrund中的根系并列，指向社会学生成的环境。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引用了相关的古罗马神话，泥(humus)是大地女神的身体，而人(homo)是由泥(humus)做成的。——译者注

② 参见：Charles Taylor,Philosophical Papers,2Bānde, Cambridge/MA 1985, Band 2, und Hartmut Rosa, 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 Frankfurt/M. , New York 1998, S. 240-303.

时间关系批判

23

我们在一开始大致提到了那种对社会进行理论性反思的社会性冲动，现在我们能更确切地将它表述为这样一种感觉，即主体的“世界情景”以及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被触动，甚至被威胁。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时机不是偶然的，现代化的进程显而易见地支配了人们直接的生活条件。在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趋向于理性化、分化、民主化和个体化的基本现代倾向(简单说来就是社会加速的倾向)已经超出了话语的层面，并且整体性地改变了现代的生活形式。①

从马克思到涂尔干、从韦伯到西美尔或者滕尼斯，他们的经典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始于对生活条件的剧烈改变进行观察，并导向“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在所有社会学学科的奠基者那里发现这种对立。此外，关于这些改变倾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经典研究都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分别体现为异化和祛魅，在涂尔干、滕尼斯和西美尔那里分别体现为失范、社会解体和真正的个体性的消失。在经典著作的社会批评维度中始终存在着对几乎“不可见的”自由丧失状态的畏惧，这种状态掩藏在现代人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及其“坚硬的外壳”之下；他们的畏惧也指向一种掩人耳目的意义丧失状态，这是个体得以进行自我规定的同时收获的另一面。

① Hartmut Rosa, David Strecker und Andrea Kottmann, Soziologische Theorien, Konstanz 2007, Kapitel 1.

24

什么是批判

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学经典的研究方案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指向社会批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始终包含着批判性的维度，恰恰是对生活状态的变化所抱有的忧虑催生了这些方案。这些经典之所以具有取之不尽的现实意义，可能也有赖于此。每一代社会学家似乎总是一再回到这些经典，将它们视为自己工作的灵感和动力源泉。而后来产生的很多社会学成果则总是很快被人们所遗忘。①实际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当社会学的诊断(无论是暗示性地还是明确地)处理生活的成败问题时，它往往会赢得比学术范围更广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无论是阿多诺追寻的“在错误之中正确地生活”，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单向度感到无力的愤怒，还是舒尔茨对“体验社会”的研究以及霍耐特所讨论的“为承认而斗争”，其中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终极背景”，而且通常是在作品标题中就已经表明了。批判理论之所以对社会学的新生力量持续保有吸引力，原因显然在于：就像它的计划和名称所标明的那样，它承诺为社会学的根本冲动保留地位。而与此同时，其他竞争中的学派试图拒绝社会学的原初动力和合法支柱，因为它似乎与他们所要求的“科学性”和“中立性”在价值取向上相冲突。

① Heinz-Jürgen Dahme und Otthein Rammstedt, Die zeitlose Modernität der soziologischen Klassiker, Überlegungen zur Theoriekonstruktion von Émile Durkheim, Ferdinand Tönnies, Max Weber und besonders Georg Simmel «, in; dies. (Hg.), Georg Simmel und die Moderne, Frankfurt/M, 1984,S. 449-478,

时间关系批判

25

基于上述所言，我在这里直接提出以下论点，只有当社会学的问题意识至少间接地与成功的生活这一出发点相关联时，社会学才会是有吸引力的、有合法性的。更进一步来说，只有当它能够就研究中所暗含的“文化意义”给出明确的解释时，它才能领会社会学的基础。

布迪厄、卢曼或理性选择理论这样的理论构想曾经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任务。如果说这类社会学解释并不是明确的社会批评，只能意味着这类研究的目的是去认识那些阻碍或提升人类生活方式的情况和进程，即便这种影响方式往往是间接的。

2.批评的内在尺度和超越尺度

但我们在这里直接面对着一个重大的问题：社会学从何而知成功生活的尺度和标准呢？社会学如何测出社会状况中的潜在“病征”？这些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的痛苦。一个简短的回答是：过去150年的规范性理论的历史(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或许可以说是从古代以降的全部历史)已经指出，社会学并不知道这些。社会学不利用任何非历史性的、普遍的或跨文化的尺度作为其工作的简单基础。在批判性的社会学理论中，所有试图将“真正的”需求与“虚假的”需求区分开来。从“正确的”意识中识别出客观上“错误的”意识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如果某些异化理论或意识形态批判在理论上依赖于对人类“本性”或“理想的存在方式”的定义，那么所谓本性的可塑性(也就是历史-文化的可变性)会取消这类理论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人们对所谓本质和理想的设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偶然性，这也会导致理论的不合法。正如社会学的权力批判以及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语言批判所言，任何一种表述所谓“人类核心内容”的社会学，都会迅速地落人意识形态嫌疑和同感谬误嫌疑中。当社会学误以为行动中的主体拥有关于“真正本性”或者“真实需求”的知识时，它就倾向于具有家长式色彩。

26

什么是批判

因为上述情况，主流的社会哲学家(包括那些经典理论传统内部的社会学家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批评的指导性尺度不应当是美好生活，而应当是(分配)正义。我认为这样的应对是误导性的，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只关切正义和分配的社会学研究系统性地缺失了社会病理学的重要部分，而后者已经潜藏在经典著作的视野之中。一个社会可以在保证分配完全正义的同时，仍然显示出意义资源的枯竭，并遭受压倒性、结构性的异化经验。在这种条件下，得到一种使人类生活系统性成功的社会状况就不可能或者很难达成，但我们却很难从中诊断出不公。再多提一句，后现代阶段内新近出现的加速体系所导致的正是这类病征(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同时造成大量不公)。第二，所谓的正义尺度在我看来也不具有跨历史的有效性，因为正义的尺度总是奠基于个别物，无论这里的个别物是实质性的还是程序性的。它最终的落脚点在个体，仅这一点在文化上就是偶然的。来自社群主义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作者的论证在我看来都是有效的。①

①这里指的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莱纳·佛罗斯特(RainerForst)和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时间关系批判

27

围绕着个别正义尺度的普遍性问题发生了诸多讨论，这些我就不再复述了。因为对社会批评而言，存在着一条远为近便的道路，它同时有助于我们解决那个最开始的问题：适用于社会学解释和社会批评的尺度来源于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本身。被损害的主体的痛苦经验本身——这些经验是由社会状况系统性地产生的提供了社会学诊断的标准。除此之外，这一方法其实一直存在于经典理论的传统中，从马克思到霍耐特，经典理论始终在强调社会科学知识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②

① 详见：Hartmut Rosa,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 Frankfurt/M. , New York1998, S. 284 ff.

② 现在有：Lars Gertenbach und Hartmut Rosa，»Kritische Theorie«, in; N. Degele und C. Dries (Hg. ) , Gesellscha ftstheorie. BasiswissenSoziologie, Eine Einführungsreihe in die Soziologie und verwandte Fächer, München (im Erscheinen).

28

什么是批判

社会学中可靠的社会批评具有以下基本形态：社会学通过“观念的-逻辑的”研究重构了成功生活的概念，主体在日常行动中、在(特殊或日常的)决定中、在按部就班的实践中，直接或暗中追随着这些成功生活的概念(更常见的是后者那种不言明的追随)。同时，社会学解释也揭示了那些“构成性的价值观念”，这些基础性的价值观念被社会的核心制度所暗含(也直接出现在很多合法文件中）。例如，市场经济、教育机构或民主制，建立在特殊的价值观、(暗含的)成功生活的构想、对善好的理解之上，一旦离开这些，制度就不能施展其合法的约束力。①因此，真正的社会批评应当是对结构性原因的研究，社会强化了一种引导主体行动的成功生活构想，但这些结构性的原因使得集体(或者特定群体)不能按照这种构想过上相应的美好生活。②

社会学解释当然也可以去说明，社会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各种理想和构想之间是互不兼容的。不兼容一方面意味着，制度性的“指导原则”(如效率和公平，自由和团结)彼此是不能结合的，因此会在发生摩擦时引起痛苦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一种解构性的或谱系学式的操作，那些成问题的历史性理想得到了澄清，主体意识到这些理想施加在他身上的压迫或暴力，这也揭示出所谓的不兼容性。在主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主体感受到不自由、异化或者别的无能为力，现在，主体可能将那些理想指认为这些感受的罪魁祸首。①

①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Papers, 2 Bände, Cambridge/MA 1985,Band 2, oderHartmut Rosa, »Four Levels of Interpretation. A Paradigm for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Jg. 30、2004, S. 691- 720.

②很显然，这很大程度上再次符合一种“交流性的”社会批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多次论述了这种社会批评。

时间关系批判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