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从十九世纪以来，科学实验和相关专家成为整个欧洲和北美社会文化力量的主导者。他们代替了基督教和它的神职人员，并且从一个被庞大的社会阶层不加质疑的信念中收获良多，即他们掌握着真相，并因此被授权改变人们的生活，给予它“正确”的形式。现在，尤其是在科技运用的发展中，正是实验科学具有定义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有用的东西的能力。一个展示实验科学在文化中的支配地位的例子是，实验科学在智力研究中尝试“规定”，哪种食物、哪种娱乐、什么样的教学法，以及何种社会生活可以促进，或者说是符合智力的。精神病学家曼弗雷德·施皮策的一系列成功的著作和讲座仅仅是诸多神经科学“布道”中的一个例子，而这正是由科学启蒙所带来的。①

(3)如果不是全部，那么大多数试验方法的追随者(如牛顿就不在其列)也是对知识的发展的时代新方向的代表人：对于大多数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发展知识的事业之目的并不在于，像牛顿所说的那样(他相信要去重建失落的智慧)，复兴古老的智慧，而是在代际积累更多的经验与真知，以期能达到对于“终极”真理无可置疑的理解。这样来说，创造知识就一方面是一项收集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一项只有在未来才能成功的事业。尽管这种进步的观念，被卡尔·洛维特批评为一种基督教救赎思想的世俗化形态①，但它仍然成为一般而言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理想和评价标准。科学家必须追求进步。一个研究项目越追求进步，它就越好。

① Manfred Spitzer, Lernen:Gehirnforschung und dieSchule des Lebens, Heidelberg 2006; ders. , Vorsicht Bildschirm! Elektronische Medien, Gehirnentwicklung, Gesundhei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2006; ders. , Vom Sinn des Lebens. Wege statt Werke, Stuttgar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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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步观念的发展可以分为明确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600年延伸至1850年。在这个时期，理论从根本上的质疑与批判，并不被视作知识的积累。在科学进步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是知识体系的连贯性：从哥白尼到伽利略，再到牛顿、黑尔姆霍尔茨和法拉第。不过在1850年之后，科学的进步就不能通过一个知识体系的不断自身分化来积累完成了，即开普勒将自己的体系“建立在”哥白尼的体系之上，又如开普勒是伽利略的基础，或者是如牛顿所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850年之后，在第二个阶段的进步只能通过对旧理论的彻底否定来达成。进化论(达尔文)、相对论(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普朗克)构成了这个阶段的开端。借助这些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新理论，科学被推动了，因为它证明由它自身提出的关于自然种类、空间、时间以及物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从此以后，对于旧理论的彻底批评就被视为真正进步的必要条件，而积累性的知识则不再是获取知识的标准模式。自然，进一步也就有了科学与知识积累之间的区别。粒子物理学的“压力”和从弦理论出发，将一个更先进的关于“暗物质”的理论推进为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新理论的希望，显示了这样的事实：从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引导“革命”的，揭示光的本质的理论所获得的极高赞誉，是错误的。

① Karl Löwith,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Sämtliche Schriften Band 2,Stuttgart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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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进步的第一阶段，柏拉图式的数学式的确定性概念仍然会被运用到实验科学之中；科学不仅仅必须追求进步，同时也必须能够满足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达的要求，这样，科学的洞见才能从数学中获得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开普勒可以称得上是狂热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相信，上帝创世是为了从事几何学。①然而，因为从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只能通过将旧理论批判为错误实现，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就进入了一个不可消解的困境之中：即使对现代科学来说，数学的确定性也同样意味着永恒的有效性，因为今天人们仍然保有柏拉图式的和毕达哥拉斯式的理想。杜威提示我们，柏拉图时代有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确定性”②。现代科学的进步仅仅在没有科学洞见是确信无疑之时，才是可能的，因为任何理论都可能被批判为错误的。

① Johannes Keppler, Mysterium cosmographicum/Das Weltgeheimnis (1597), hg. und übers. von M. Caspar, Berlin 1936.

② John Dewey,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ume 4: 1929, hg. von A. Boydston, Carbondale, Edwardsvill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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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出现了科学中复杂的批判图景：十六世纪的“科学革命”的批判影响并不仅仅针对某一个别理论(比如说针对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及其宇宙论)，而是针对宗教、神学、由亚里士多德主义统治的教育体系，以及一种对于抽象知识的看法，而这些构成了早期在欧洲的欧洲式社会结构的根基。因此，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发生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一种对由基督教信仰支配的文化的批判。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于牛顿物理学的批判并不以整个文化作为标准，但它或许违背作者的意图，改变了从二十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与理解科学批判的方式。严肃地批判一个理论，不再意味着改进它，而是彻底剥夺它作为普世真理的地位。不同于近代早期，二十世纪的科学批判首先是内在的，这意味着，它针对的是其他的科学理论，而不是站在它的角度上针对已经被科学支配的整个文化。神经科学在法学和教育的角度对自由意志的批判，是对于文化的观念体系的批判的第一次再现，其中，这个体系据称尚未得到足够的“科学启蒙”。

(4)数学式的确定性和实验产生的知识进步构成(刻画了现代科学)的对立引发了两种科学家：创新主义的和蒙昧主义的。蒙昧主义者想要保障确定性，而创新主义者想要创造进步。约翰·杜威认为，实验方法本身是一种工具，用来批评守旧派科学观点。①二十世纪早期以来。它却变成了产生不可预料的新事物的工具。现在，人们设想，最好的实验会产生一个又一个不可预见的结果。②不过。一方面，为了能辩护科学能够带来确定的结果而非仅仅是推测和教条这一信念，科学必须保护它能带来普遍可接受的结果的方法，如数学的和实验的方法。另一方面，为了真正地带来新的洞见，就像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科学进步那样，它也必须对被继承下来的方法发起质疑。（比如说，对于作为物理空间理论的质疑导向了相对论，对于将质量在空间中的点的简单定位的质疑导向了量子力学)。而蒙昧主义者面对质疑数学确定性和明晰性的革新，则尝试辩护既成方法的合法性。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既成方法的价值。关于他们，怀特海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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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代人之前，僧侣，准确地说，僧侣阶层已经给出了蒙昧主义的经典范例。现在，自然科学家取代了他们：他们因为他们的成就最终获得了这个可耻的声名。每一代的蒙昧主义者都招兵买马，使自己成为运用主要研究方法的一个整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家构成了蒙昧主义团体。①

① John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1938), Carbondale, Edwardsville 1986, Kap.XXI.

②Jörg Rheinberger, Experimentalsysteme und epistemische Dinge, Frankfurt/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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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不仅认为获得并运用既定方法的努力是理性的，也认为摧毁既定方法并寻找全新方法的努力也是理性的。他考察了在奥德修斯和柏拉图身上表现出来的理性形式，并且指出，尽管奥德修斯从不怀疑他回家这个目的，但是他却找到了实现目的的最佳方法。反过来，柏拉图思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应当追求怎样的目标。在怀特海之后，费耶阿本德认为，发生在既成科学的支持者与持续追求基础性创新的人之间的冲突根本是非理性的。②对现代科学进步之中的冲突的不同理解，根源在于不同的理性概念。费耶阿本德或多或少将方法和理性视为一个概念，并因这样的理由反对旧方法：旧方法导致新的方法不会被尝试，换言之，并没有向新方法检验的投人。③与之相反，怀特海则认为奥德赛的说法涉及方法，而柏拉图式的理性则用思辨的方式与之区分，并且既追求新的思维方式也追求新的知识。因此对于怀特海来说。科学既是方法的，也是思辨的。这样看来，按照他的观点，科学革命就是一个理性的进程，在其中，思辨理性通过基础性的批评超越方法理性。对于费耶阿本德来说，科学革命是一个非理性的和解构性的批判过程。对怀特海来说，科学革命是唯一用来反抗认知疲劳的理性手段。

① Alfred North Whitehead, Die Funktion der Vernunft (1929), Stuttgart 1974,S. 38(meine Übersetzung).

② Michael Hampe, »Vernunft, Gefühl und wissenschaftlicher Wandel: Feyerabend-Dewey-Whitehead«,in: ders., Erkenntnis und Praxis, Frankfurt/M. 2006,S. 229-253.

③Paul Feyerabend, Wider den Methodenzwang,Frankfurt/M 1986, Kap. 11 u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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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批判的科学

(5)对于科学来说，理性的概念作为批评的对象也有重要意义。科学观点被人们公开在公众场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辩护，而这些辩护者并非科学家。在常识之中，科学假设和定理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的正当性也部分地甚至彻底丧失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科学以及为它辩护的科学家们批判常识，因为它产生于被宗教和神学所支配的文化中。因此，在和对神怪、女巫和魔鬼的迷信的斗争中，科学的启蒙批评古老的、被扭曲和误解的宗教信条。

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自己变成了世俗化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要素，它批评常识，因为它歪曲了科学的历史。一旦常识被赶超它的科学观点所支配，科学启蒙就会尝试用新的、正确的和更清楚的科学观点替代旧的、扭曲的和不清晰的观点。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之下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这是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科学观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才普遍地被视为谬误。①尽管从十九世纪以来，常识已经不再为宗教所支配，但它仍然会发现自己就像是一个孩子，科学作为它的父母之一，总是用新的科学发现和它作对。这种“改正”的最新例子是常识对于基因研究中对纳米科学的运用所带来的危险的反对。加斯东·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曾建议，用在常识中遭受反对的程度来“测量”科学进步的意义。②不过，他并不将常识视作旧时代宗教、科学观念和意见的残余，而是将它视为独立的观念体系。不仅仅是他持这样的观点，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观点，以及日常语言的概念(“普通语言”)的含义也与其类似。更新的语言哲学也为日常理解进行了这样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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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的整体论是当下语言哲学的基本信条，它认为，科学理论和非科学语言都展示了整体性的意义关联。因为生活世界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可能渠道，它也就被当成一个语义整体，而非偶然甚至有时不一致的观点与技巧的堆积。此类整体论发展中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是蒯因，实际上他并没有按照科学理论和自然语言的视角区分“信念的网”。这种关于生活世界和自然语言的整体主义视角产生了影响广泛的结果：它向我们展示了对改变生活的科学与技术革新进行批判的更多可能性。如果我们将生活世界或者非科学的说话做事的方式视作独立的，那么问题是、究竟科学是怎么获得批判日常语言的权力的。赖尔①和维特根斯坦②站在分析哲学视角对于一般语言的批评可以算是这类批评的知名例子。

① Christiane Staigler, » Strahlende Gesundheit . Zur Geschichte der Radiotherapie«, in: Pharmazie in unserer Zeit, Band 34, Heft 6, S. 454-459.

② Gaston Bachelard, Die Bildung des wissenschaftlichen Geistes (1938), Frankfurt/M. 1987, K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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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对现代经验科学的批判，即由伽达默尔、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提出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并不立足于一个完整的日常语言概念，而是立足于人类和人类生活应该如何的筹划。对于这种科学批判来说，科学引进新的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路径在当下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分支是由哈贝马斯开创的。他将科学与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描述为一种“对生活世界的殖民”。③殖民意味着，一个入侵性的陌生帝国，将一个既定完善的社会结构不正当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甚至将它彻底摧毁。生活世界的概念，如在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首次提及，并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接纳的那样，是非常模糊的。不过像胡塞尔那样，哈贝马斯也相信每一个人类交流“总是发生在生活世界的领域内”。①

① Gilbert Ryle, Begriffskonflikte (1953), Göttingen 1970, Kap. VI.

② 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Frankfurt/M 1984.

③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ände, Frankfurt/M. 1981, Kap. IV.2, und ders. ,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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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看上去与某种“情感的家”相关，后者与由诸如结构化的科学，冷酷无情的商业和金融世界的逐利行为所代表的“冰冷的理性”构成对立。歌德笔下的墨菲斯托区分了“灰色了理论”和“金色的生命之树”[“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的黄金树长青。”(《浮士德》)②]，这表达了面对科学与生命之对立的情感态度。库伦坎普夫认为③，这是两个世界的对立，其中一个是“从外部”由科技和行政机构组织的世界，而另一个则是由自己组织或者说“成长”的，直觉上可信的生活世界。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持非常不同立场的作者，如伽达默尔和霍克海默那里原封不动地发现这个对立。维特根斯坦少数几次对“生活方式”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在其列，因为这个概念和一种终极的辩护可能性相关：可信性不再是通过论证生产的、而仅仅是被给予的。①维特根斯坦的生命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类似的功能，因为胡塞尔也将这个表达视为“不可怀疑的有效存在者的领域”②。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ände, Frankfurt/M. 1981,Kap. IV.2, und ders. ,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S. 107.

②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ramatische Dichtungen I. Hamburger Ausgabe, Band 3, München 1988.

③ Jens Kuhlenkampff,»Notiz über die BegriffeMonument (und Lebenswelt«, in: A. Assmann und D. Harth (Hg.), Kultur als Lebenswelt und Monument, Frankfurt/M. 2001, S. 26-33, hier: S.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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