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我希望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展示，令今天的社会批评能够发挥说服性论证力量的观点是，“现代性的承诺”、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性计划，①与现代化的独立性进程是相抵悟的。需要明确指出，后现代的社会条件使得按照那种持续有效的现代性文化尺度追求成功的生活乃至这个社会本身，都变得更加困难，以至于不可能了。因此社会学的社会批评最终陷人一种“如果一那么”的模式。这里有待展开的核心论证是：如果我们继续坚持那些自主性(和本真性)的尺度，它们是现代的自我理解和现代的民主制度的基石，那么后现代的上升和加速制度会导致更大范围内的极其严重的病理。

①泰勒重构了一个“本真性”的理想以作为驱动现代的主导观念，如果把这一理想与福柯所说的“真实性压迫”对举来看就非常有意思。泰勒的“白色”谱系学与福柯的“黑色”谱系学虽然都是对同一理想的(叙述性)重构，但两者截然不同：泰勒的重构将本真性的历史讲述为人类对善好的追寻的一部分，而福柯将这一历史呈现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白色谱系学”正如泰勒所期待的那样发挥着作用，它推动着对本真性的追求作为美好生活的条件或组成部分，并且使这种追求合理化。与此同时，福柯意义上的“黑色谱系学”挫败这种追求，并使其去合法化，将其视为对成功生活的显著阻碍。这二者是社会批评的两种后果：一是以理想的名义对社会状况进行批评，二是将理想视为社会状况成问题的因和果，并对理想本身进行批评。在我看来，二者是同等合理和必需的。对我来说，挑战在于找到一种能将“白色”和“黑色”在自身之中扬弃或结合的社会批评，而且不会变成一种相对化的、被拉平的“灰色中的灰色”。参考：CharlesTaylor，TheEthics ofAuthenticity, Cambridge/MA, London 1991, und Michel Foucau-It, »Nietzsche, 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 in: ders. , Von derSubversion des Wissens, hg. von W.Seitter, Frankfurt/M. 1987.S.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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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1. 异化和对世界关系的批评

接下来要指出的是，加速和异化是对当代进行诊断性社会批评的关键范畴。简单来说，这个论证要说的是，现代化进程具有一种将自身孤立起来的加速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加剧，将现代性的基本承诺埋葬。这种力量按照自身的尺度来规定生活，脱离了自然的约束、物质性的短缺、习俗与传统，也超然于经济层面的生存斗争。现代的规范性计划与现代化的后现代阶段之间发生了失衡，这导致了不断加剧的异化经验。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行动者都体验到，他们既不能主动塑造也不能被动吸纳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状况，他们对自己造就的上升压力感到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们感到很多东西都变得陌生了，他们待着的地方、他们交往的人、他们手边的事物、他们使用的工具，乃至他们自己的需求、感情和服务于人格同一性的个人历史。在我描述的纯粹“内在的”社会批评中，加速和异化构成了范畴的基础。

①自主性思想是现代性的规范、文化核心，约翰·阿纳松 (Johann Arnason)紧接着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es)提出了这 — 观 点:» Autonomy and Axiality «, in: ders. und P. Murphy (Hg. ), Agon, Logos, Polis: The Greek Achievement and its Aftermath, Stuttgart 2001, S. 155-206; vgl. ferner auch Peter Wag ner, Soziologie der Moderne. Freiheit und Disziplin, Frankfurt/ M. , New Yor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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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展开实质性的时代批评之前，我想先评估一下另一种社会批评形式的可能性。这种批评的尺度不是内在于文化(现代的自主性思想)的，而是仍然预设了一个有跨文化倾向的基础形象，这种批评并不在意我们之前描述的那些困难和反对的声音。

要进行这一困难重重又毫无希望的尝试(我似乎是在违背自己的判断力)，其原因有三。

第一，正如我在自己那本关于加速的书(《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中已经提到过的，近代的自主性理想和现代的加速原则之间存在固有的关联。自主性思想起源于动态化原则(Dynamisierungsprinzip)，或者两者至少是内在关联着的。某种自主性甚至有可能是社会情境动态化的一个功能性要求。脱离加速讨论自主性，或者脱离自主性批评来展开对加速的批评都被证明在概念上是有误导性的。如果真要这样来追问对加速的社会批评，就会阻碍我们追寻一种独立于自主性理想的成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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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第二，继续追寻一种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对我而言仍然是重要的。一方面，这一尺度不能完全取决于物质的富裕和社会的多元性①，因为我一直坚持，当富裕程度和多元性提升时，社会状况仍然有可能挫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一尺度也不能是对普遍的、“本质性”的人类需求的罗列，这种方案中最著名的例子来自玛莎·努斯鲍姆。②

第三，我感到有必要去追问，在现代的加速制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在我过去五年所进行的时代批评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浮现在几乎所有讨论中。当我试图用我的诊断说服我的听众和对话者时，这个核心问题迟早都会出现。③然而这使我经常陷人疑惑。因为如果我的这一诊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加速(以及自主性)

①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大家可以想一想约翰·罗尔斯主张的两条正义原则或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approach)，理论最终往往都要回溯到成功生活的这两条指征。

② Beispiel Martha Nussbaum, »Menschliches Tun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Zur Verteidigung des aristotelischen Essentialismus«, in: M. Brumlik und H. Brunkhorst (Hg.), Gemeinschaft und Gerechtigkeit,Frankfurt/M. 1993, S.323-361.

③ 参考托马斯·阿思霍伊尔(Thomas Assheuer)对我的著作所作书评的关键段落，这篇发表在《时代》(ZEIT)2006年1月26日第55页的书评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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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刻画了现代性的本质，并且比自主性在更大程度上符合整体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任何政治或经济的改革都无法解决问题。追问加速制度之外的可能性，就是在追问现代性之外的可能性。谁又胆敢声称自己能给出答案呢?！任何一个答案都必然来自现代这个背景，也无疑是傲慢的。因此，在《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这本书的关键性段落中，我认为本雅明式的“握紧刹车”仍然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在这里我并不寻求一种经济上、政治上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以及”)文化上的另一种社会形式，而是试图在尽可能基础的层面上追问，如何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所遭受的社会性加速，以及究竟可以设想哪些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形式。我的目的是对主体与世界之间成功的、病理性的种种关系给出具有时代特殊性的定义。同时也要发展出一种与文化无涉的社会批评，在我们不对跨文化的正义标准或本质性需求做出定义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挥作用。

当然，我无法立刻呈现给大家这样一种对社会性、主体性的“世界关系”所作的批评。我只是想要勾画出这一批评有可能展开的方向。

我的初步设想受现象学的启发，我认为主体始终感到自己被置于世界之中(in-die-Welt-gestellt)。这里所说的“世界”包含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物的客体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包含与其他人类(具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之间的社会世界，以及由个人身体、情感。欲望和需求组成的主体世界。对主体而言，这些世界显现为偶然的、纯粹被给定的，主体可以将世界感受为根本性的肯定或否定，主体也可以体验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立的(被动承受的)受害者或者(主动行动的)行为人。我相信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对外产生影响，这首要地体现了世界关系的差别。与之相关联的是，我在多大范围内体验到世界对我是有回应的。世界时不时地对我们有所回应，这时世界似乎与我们是“有机”相连的；这时世界似乎在回应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这是“我”和“世界”处于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中。与之相反，我们也可能体验到“冷漠的”甚至“拒斥的”世界。世界向我们显现为冰凉的、僵滞的、坚硬的平面，它对主体漠不关心，或者拒绝着主体。在“有所回应的”世界中，主体往往感到自己是“被承托的”，然而在冷漠、拒斥的世界中，主体感到自己是“被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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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现代主义的文学(尤其是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抒情诗)为研究这两种基本的世界关系形式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提供了大量素材，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现代文学的主题就是世界经验在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摇摆。一边是尼采式的冬日漫游者，感到自己是被诅咒的，世界对他而言是“通往无垠的荒寒废墟的门”①；另一边是艾兴多夫式的冬日漫游者，他在同样沉默、寒冷、孤独的冬日景象中经验到了有所回应的世界关系，从“雪的寂寥中”突然有“悠扬的吟唱”升起。②世界关系就在这两个形象中徘徊。浪漫派也同样寻找着能使漠然的世界“歌唱”起来的“魔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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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么多大相径庭的社会学病理诊断恰巧有一个共同点：现代人对世界的“沉默”、回应关系的缺失、对物的态度转向漠然，社会学诊断都表达了对这些情况的忧虑。这种忧虑导致了韦伯对祛魅的诊断、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异化和物化学说、齐美尔关注的世界性和社会性的“厌倦”。这种忧虑使得《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的批判具有可信度，阿多诺对一种模仿性的自然关系的追寻也变得合理了。正如查尔斯·泰勒近来一再强调的那样，加缪的“荒谬”概念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偶然，它产生自世界的沉默，面临着人类的“呼唤”、对共鸣的人类学需要。①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无论在电梯里、超市里还是在电话的呼叫等待中，人们都不再能忍受片刻的无声，全球性的社会“音乐化”尝试在任何地方生产出人为的共鸣空间，与共鸣性社会情境的缺失分庭抗礼。社会学还没能对这一现象进行足够的反思，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主体仍然只能用耳机或耳塞将自己与当下及外部世界隔离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自我共鸣，这种情况需要一种相应的病理学诊断。②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Vereinsamt« (1884), in: ders., Sämtliche Gedichte, hg. v. R.-R. Wuthenow, Zürich1999, S. 133. 在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时刻之书》中也可以找到一种相似的 异化经验，“每当日落我总是讶异而零余，我是苍白的一个，从 万物抽离，受一切群集的鄙夷。在那些峙立着的物之中，我是被 困着的—个。”(Rainer Maria Rilke,»Das Buchvon der Pilgerschaft «. in: ders. , Sâmtliche Werke, Band 1, hg. vomRilke-Archiv in Verbindung mit R. Sieber-Rilke, besorgt von E. Zinn, Wiesbaden, Frankfurt/M. 1962, S.305-341, hier:S.309.)

② Joseph Freiherr v. Eichendorff, »Weihnachten«(1837), in: ders. , Werke, Band 1, nach den Ausgaben letzter Hand unter Hinzuziehung der Erstdrucke hg. von A. Hillach, München 1981, S.284.

③很有趣的是，神经科学中新近建立起来的关于“镜像神 经元”的学说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主体对共鸣的需要很可能植 根于神经的层面。(对这一思想的通俗阐发可以参考：Joachim Bauer, Warum ich fühle, was Du fühlst: Intuitive Kommunikation und das Geheimnis der Spiegelneurone, Münch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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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推判

如果说上述这种概念化的尝试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或者是误解性的，我会认为，有可能的主流的世界关系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情境所规定的。社会加速的进程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置身于世界中的方式。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的加速改变了人们经验并置身于时空之中的方式，它触及了我们与他人相处时关系的本质；它改变了物的世界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以及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方式；它转变了我们的自我关系以及身份模式的本质。①关于以上这些内容，我已经在那本关于社会加速的书(《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中给出了充分的证明。为社会批评指明方向的问题必须这样提出：社会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拥有成功的世界关系的可能性(也包括成功的生活方式)？相较于“传统的”、现行的社会批评而言，这种提问方式有很大的优势：它揭示出，那类关涉分配正义、物质财富和多元性的尺度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尺度最多也只能是辅助性的。但仅仅凭借这个提问方式并不能克服上述困境，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处于一种成功的世界关系中。

①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MA 2007, S. 582 ff.

②有趣的是，尽管如此，音乐学家们还是在抱怨，在全世界的音乐化背后持续发生着一种戏剧性的“力度丢失”。尤其是在流行音乐的录音媒介上，接收电平中的各种力度变化都被放弃了，因为每一次降低音量都面临着注意力丢失和张力削弱的危险。这种情况显然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象征，指向自我与世界之间一种成问题的共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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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意识到，长久以来被社会批评所关注的异化概念是关键性的。虽然理查德·沙赫特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在社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异化概念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自身矛盾的，异化批评可以被套用到几乎所有社会对象和条件上。①但是他没有看到，异化概念坚固、统一的核心在于，它指示了主体与(部分)世界之间的关系出现的紊乱。②当主体与他人之间关系“受阻”时，这意味着不再有“回应性的”联系，这时主体就与社会世界相异化了。当主体与他日常劳作和打交道的物品之间的关系“受阻”时，就不会再发生两者的融合，这时主体就与物的世界相异化了。当主体经验到自己的身体、需求、欲望或信念是陌生的、不真实的、漠然的或者“拒斥”的，那么主体就会感到自身异化。我们可以通过下述方式真切地辨别出真正的异化状态，即在各种维度上的、总体的世界关系变得脆弱、失败。如果没有根本成功的“世界关系”，一个主体的自身关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不能发展出一个自我，更不要说“美好生活”了。③这是西方社会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黑格尔、马克思，乃至齐美尔、普莱斯纳、哈贝马斯、泰勒、桑内特等人所共享的基本立场①。因此“异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很可能被建立为社会批评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并不需要追溯到自主性的思想，也不需要限制在现代的视野之内。异化表达了主体和世界之间关系的受阻，这种受阻是病理性的、导致了人的痛苦。社会批评的功能就是找出这种受阻的社会性原因。世界关系的成功与否并不先天地取决于个别的正义尺度、富裕水平、对需求的定义或者文化性的价值观。当我们试图定义历史上某种具体的糟糕状况时，它们才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①我们可以猜想，主体与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加速减少或损害了经验到回应和共鸣的机会：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共鸣”的产生要求视为已有或彼此“振荡”的过程，这种过程几乎不会被任意地加速，但工具性的相互作用过程却可以近乎无限地被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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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

① Richard Schacht，Alienation，Garden City 1971;与之有 关的还有Rahel Jaeggi,Ent fremdung. Zur Aktualitā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hänomens, Frankfurt/M., New York2005, 试图重新在批判理论中赢回这一概念。

②拉埃尔·耶吉同样在她划时代的计划中建议恢复异化概 念，异化的核心是“无关系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受阻的(漠然) 关系、有缺陷的融合。(Rahel Jaeggi，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 philosophischen Phänomens, Frankfurt/ M. , New York 2005.)

③参见：Rahel Jaeggi,Entfremdung, 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 philosophischen Phänomens, Frankfurt/M., New York 2005, S. 24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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