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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能够证明后现代的加速动力学使得三重世界对主体显现为坚硬的、漠然的、拒斥的，并且在各种层面导致异化经验(也就是失败的世界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加速和异化是社会批评的关键概念，这类社会批评的操作是“跨文化”的，并且不再依靠现代性内部的自主性尺度。①在对加速力量和异化经验的分析中，内在于社会或超越社会的两种社会批评形式汇合到一起，我在这里尝试对这两种可行的社会批评做出略述。

①(德国)教育小说和发展小说的传统也显示出这一基本立场：它奠基了一种观点，即主体是通过在世界之中，与世界之间的积极互动来发展和塑造自己的。从《弗朗茨·斯滕巴漫游记》(Franz Stembalds Wanderungen)到《绿衣亨利》(GrünenHein-rich)，从威廉·迈斯特到安东·赖绥，教育、发展小说的多种变体都证明了，成功或失败的自我同化(Selbstaneignung)和世界同化(Weltaneignung)彼此紧密交织、不可拆解。实际上，自我同化就是世界同化，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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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份实质性的当代社会批评

1. 自主性的丧失：伦理自由和全面控制

现代性的基本承诺和合法性的动力核心在于自主性的理念，也就是(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的)人类的自我规定。在这一点上，哲学或社会学中那些伟大的现代性诊断不谋而合，无论它们在其他方面有多么不同。②如果存在着一个现代性的规范性“计划”，它就会呈现并承诺某种特定形式的自由，这种自由在于我们应当并且能够自行规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要怎样的生活。现代的社会构造承诺，主体可以尽可能自由地定义什么是美好生活以及相关的生活方式，不受传统和习俗、(不正义的)政治或宗教统治的强迫，不受物质短缺、知识限制、经济上的生存斗争乃至自然限制的约束。我们应当能够自行决定，我们活动于其中的空间是亮的还是暗的，是热的还是冷的。在我们争取对自然具有自主性的当下，我们倾向于自行决定我们究竟愿意生活在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的身体里。将美好生活等同于自我规定的生活这种理念似乎有两个“自然而然”的相关项。其一，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形式、我们活动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结构都不可能服从某一个个体的意志，而是必须按照集体的意志被建构起来。因此个体的自主性必然需要集体的、政治的自主性概念作为辅助。只有当我们共同建立起那些引导我们生活方式的结构性条件时，我们才能认为这些条件是我们自己的。其二，现代性中的自主性观念会很自然地对应本真性观念。按照这种对应关系，自主性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自行决定我们想要如何生活和行动，而且我们要成为“正当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资质、愿望、需求、能力、倾向和边界都是“合适的”。对此很重要的是去认识，人“究竟”是什么、意愿什么。一个很基础、很有特征性的现代性表述是，我们是“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我们必须“倾听自己”，以寻找到对我们而言正确的东西。①一旦我们缺失了这个面向，我们就会误解自己，也就必然会过上一种(自我)异化的生活。

①此处我的观点与耶吉的观点可能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耶吉认为非异化的关系或行动必须是“自我规定的”(RahelJaeggi，En-tfremdung, 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 philosophischen Phănomens,Frankfurt/M.，NewYork 2005，S. 244)，仍然维持着对无条件的自主性的要求。

② 参考：Charles Taylor, Quellen des Selbst. Die Entstehung der neuzeitlichen Identität, Frankfurt/M. 1994; Jürgen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Moderne. Zwölf Vorlesungen, Frankfurt/M. 1985; Arnason, »Autonomy and Axiality«, in: derS. und P. Murphy (Hg. ), Agon, Logos, Polis: The Greek Achievementand its Aftermath, Stuttgart 200l; Peter Wagner, Soziologie der Moderne, Freiheit und Disziplin, Frankfurt/M.,New Yor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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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政治自由、法律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渴望，还是现代对(经济、科技)效率的追求(最终导致人们不断地追寻更多选择)，显然都以自主性承诺为根基。从法律、政治或社会的压制中解放出来，这几乎直接显现为自主性的提升。物质的富裕增加了我们(个体和政治)行为的选择以及我们自我规定的可能性，也减少了物质对我们的约束。在所有行动领域内，我们的可选项(在技术和社会层面)都增多了，因此留给我们进行自我规定的空间也变大了。经济上的富裕、政治的自由和社会文化的多元性首先显现为对现代自主性承诺的兑现，也保证了其他客体真的能与我们一起谱写生活。

实际上，西方的现代社会以高度的个体道德自主性、“限制最小化”的道德准则、史无前例的多元性和富裕程度闻名：我们为自己的居住地、关系、活动、工具、服装、营养方式、信仰内容、价值观负责，也就是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对此几乎没有法律上的惩罚。也越来越鲜有公开的、有约束力的道德惩罚(惩罚来自某种裁决)。因此西方社会的个体在道德层面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但是按照上文中社会批评的“内在”尺度，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评家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因为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尺度来过上美好生活，似乎不存在结构性的阻碍原因横亘在成功的生活面前。在我看来情况恰好相反，社会批评家之所以被需要，首先是因为主体虽然感受到了这些造成阻碍的原因，但几乎不能表述它们。它们阻碍主体过上自我规定的生活，阻碍主体发展并奉行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它们不是道德、政治上的压迫或物质上的短缺，而是“不可见的”时间规范和上升规范。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个体的自主，但我们首先要对这种观点表达社会学的怀疑以及“现象学式”的诊断。

① 参考：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MA, London 1991; Hartmut Rosa,Identität und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nach Charles Taylor, Frankfurt/M. , New York1998, S. 1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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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层面上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与现代的限制最小化的道德准则相伴随的，是史无前例的对协调、治理、同步的需求。当大量杂多的行动交缠在一起，社会面临在协调性上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如何还能赋予公民完全的自由，让他们不受制约地生活？在这样复杂的一种社会秩序中，种种行动和程序的链条是如此细密，它在空间上的广延又是如此巨大。它显现为一套极端的装置，要求对其成员进行约束，而不是放任他们摆脱所有道德上应然的规章。

现象学层面上继而引人注意的是，尽管主体能够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经验到自由，但实际上，以“必须”二字来表述自身的语义学和修辞术在这个社会中对个体和集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样几乎史无前例的情况是，后现代主体用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根据的，不是他们自身，也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往往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尽快清空邮箱，更新硬件和软件，查看新闻，锻炼身体，打理衣物，提高英语能力，致电朋友，照顾病中双亲，处理养老保险。是的，他们还必须尽快度一次假，休息一下，上一节纾压课程，等等。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显示，那些不可避免的责任清单总是逐年变长，①主体感到自己永远打着一场无望的战争，每一年都必须跑得更快，目的仅仅是保住原有的位置。其结果是“有罪的”主体构成了这个社会：我们所有人都感到自己绝对是“有罪的”。我们本应当更好地了解养老保险的相关信息；衣物并没有被打理得足够好；我们疏忽了自己的朋友和亲属；我们早就应当阅读使用说明书了；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健康、退休金和英语多做些什么；我们总是在使用错误的话费套餐；我们甚至缩减了睡眠、度假和纾压练习的时间；更别提那些未能完成或者草草了事的工作任务了。②这种挥之不去的罪感在两方面最值得引起注意。其一，后现代不断生产着有罪的主体，却不为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赎罪措施。马克斯·韦伯给我们的启发是，有罪的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但是，我们却不可能从持续的失败中解放出来。罪的性质也同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遵从或违背的不再是实质性的道德规范，一方面压制我们，另一方面又激励着我们的不再是所谓“善好”的合法性，而是那种抽象的、无目的的、非实质性的竞争压力和上升压力，它们不需要任何道德上的辩护，但正因为如此，它们同时也是道德上不可批评和修正的。它们对来自其他成功生活观的竞争是“免疫的”，在我们尝试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它们往往是先在的。我们成为有罪的不是因为我们追随了一种错误的生活观念，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些开启一段自主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其二，由此而来的压迫，比任何一种以往的政治-道德制度都要更加“极权”。人们可以违背、违反道德和政治的规则：人们并非必须接受它们，那些可以在内心之中摆脱它们的人至少赢得了能在(私人和集体)实践中进行反抗的操作空间，因为它们是需要物理性的压迫手段的。但卫道士不可能随时随地存在着。极权体制下的臣民夜半醒来时浑身是汗、脉搏剧烈跳动、伴随着大口呼吸的欲望，也就是一种生存性的恐惧，这种情况可以用来指示，人们生活在一个极权的上升型体制下。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公民可能很熟悉这种感觉，甚至远甚于那些生活在独裁政治下的臣民。他们的恐惧不同于对特工和对强盗般的暴君的恐惧。他们醒来时忧虑着自己跟不上了、不在路上了、不再能胜任职业的要求、将要依赖别人，或者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在依赖他人(如失业和中断学业时)。这种情境构成了对现代性的自主性承诺的一种嘲讽。按照自我规定的标准，如此生活的人肯定没有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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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 John Robinson und Geoffrey Godbey, Time of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2、 aktualisierte Aufl. , University Park 1999, S. 305.

②关于这点可以参考我的同事史蒂芬·莱森尼希(Stephan Lessenich)关于后现代社会不间断的“激励话语及其压力”所写的 富有启发性的著作：Die Neuerfindungdes Sozialen.Der Soziulstaat im flexiblen Kapitalismus, Bielefel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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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来看很显然的是，社会学层面的疑虑(针对现代社会的管理要求)和现象学层面的疑虑(针对日益增长的无力感和对主体的“远距离操控”)指向了后现代社会的同一种自主能力：指向了一种沉默的(也就是不被反思也不被讨论的)，也因此并不合法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暴力”。尽管它能够“在人们的背后”进行有效的操控，但却不断葬送着现代性的自主性承诺，并且按照自身的尺度挫败着“成功的生活”。道德的私人化、富裕程度的提升和多元性的增强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为自主性得以增长的保证，但现在却不再能提供答案，而是更多地成为病征的协同病因。

1. 加速：时间规范作为一种沉默的暴力

“现代性计划”使得个体在伦理层面获得了自主性。这也导致个体感到自己真的能够在伦理事务和生活目标上获得自由。在诸如宗教信仰和性取向的问题上，多元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为一个事实。但主体仍然感到自己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下，压在他们身上的不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能够被讨论和评判的伦理标准，而是不可追问的、“自然而然的”、“沉默的”时间规范。几乎没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不会担心他在发展能力和确保竞争机会的赛跑中落于人后。儿科医生们报告了在忧心忡忡的父母中间传染着的恐慌，他们担心孩子在视觉固定、爬行、坐或者说话方面比别人慢了。政客们劝说道，我们“不能继续承受”孩子直到三周岁才开始进行早教，到六岁才把孩子送去学校，让孩子在学校里学十三年，上十个学期或者花三年读博士学位。政客们还将这些付诸行动：入学年龄大幅降低、用G8学制高考取代G9学制高考①、六学期制的本科学位制等。中学和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不再聚焦于道德规范和目的性的使命，而是致力于将不可撼动的时间规范常规化。现代社会是由时限、日程和最后期限组成的。在现代社会中，“时间”不再显现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而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事实：时间就在那儿，时间很紧。因此，最严重的公共惩罚就是剥夺在现代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监禁一个人意味着夺走他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除了金钱处罚之外这绝对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处罚方式，并且远胜于金钱处罚，它夺走的不是犯罪者的实体(也就是生命)，而是自行规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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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教育改革，德国的文理高中学制分为G8、G9两种。两者区别在于，G8将原先6年的文理高中初级阶段，即5～10年级，缩短至5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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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中，加速的逻辑直接与提高生产力的压力挂钩。提高生产力意味着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产出，从劳动力的角度出发，这意味着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①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几乎所有行业中都发生着员工人数的减少和产出的提升，这意味着在职员工的工作量在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害怕自己在保存职位和提升竞争力的战争中落后于人，而无业的人则必须承认自己已经被“抛弃”了。

现代的加速逻辑已经以各种文化和结构的方式被书写过了②，但在竞争的逻辑之中还有一个核心的，可能是最核心的驱动力。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各种善好、地位、特权和生存机会的分配不是通过(等级的)划分，也不是凭借共识、战争或等级计划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自由竞争”来进行的。党派之间的竞争决定了谁来执政，市场决定了谁能成为富人、教授或专业的艺术家，市场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是受到专业规范的，地位和承认也是这样被分配的，同样被决定的还有生存的机会。现代社会的市民还围绕着伴侣、朋友、学历、权力、外貌、健康等展开其精神。

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在社会学意义上仍然是有争议的，但它或多或少是由两个彼此关联的转换所确立的。第一个转换涉及竞争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转换涉及分配竞争的形式。

①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也可以被翻译为更快的生产、流通和消费。

②关于限制自身的种种原因，社会加速的种种表现形式及 其文化性的、结构性的后果，参考：HartmutRosa，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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