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

以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有一个基本承诺，那就是无可辩驳的效率。分配机制从等级分配向竞争转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成果和富裕，而且能带来科学、政治和艺术上可能性的爆炸，甚至有可能对市民的教育和文明化做出贡献，胜于每种标准化的教育模式。①几乎所有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从亚当·斯密到路德维希·艾哈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吉多·韦斯特韦勒—都曾经并且将继续用以下论点使得自由市场合法化，他们声称自由市场提高了个体和政治的自主程度。经济上的成果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一次使得人们能够克服紧缺限制、生存斗争以及自然的、社会的限制，并且能够“自由地”决定他们想要这样生活，不受压迫，也第一次为政治提供了可供组织和分配的资源。竞争为自我规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政治组织提供了手段和基础。然而竞争的逻辑还包括，对竞争而言限制是不存在的，甚至在俗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竞争不眠不休。”无论对个体而言还是对集体而言，一个将竞争确立为主导性分配机制的社会迫使其社会成员保持他们的竞争力。但在一个竞争的系统内部，保持竞争力就必然意味着提升能力、加大投入。马克思和韦伯都已经指出，停滞和休息就意味着持续倒退和下沉。而这导致的后果是，规范性目的与功能性手段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颠倒：在(资本全球化的)后现代，政治组织沦为保持竞争力的手段，而生活方式变成了人们在角逐个体竞争机会时使用的主要工具。“工作的主体化”仅仅意味着，将生活方式的诸要素健康、健身、择偶、业余活动、文化活动，以及时间安排(最重要的要素)一把握为在竞争体系中提升选择权和结交机会的手段。①

①关于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中的竞争型组织方式的作用和后 果，参考：Hartmut Rosa，»Wettbewerb als Interaktionismus. Kulturelle und sozialstrukturelle Konsequenzen der Konkurrenzgesellschaft«, in: Leviatha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Jg.34, 2006, S,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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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竞争不再是为了达到(实质性)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而是自身就呈现为一个目的，生活方式服从于这一目的。此时，现代就进入了后现代，现代性所承诺的自主性逐渐褪去。与这一过渡紧密相连的事情是，竞争从一种位置的竞争变成了绩效的竞争。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人们围绕位置和地位水平所展开的竞争。这在职业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上流社会的人们争夺诸如主编、教授和集团经理的位置，下层则争夺着公司门卫或清洁工的职位。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些位置或职位，他们就能稳定地收获一定程度的承认、地位和收人。为了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地位，他们作为教授、主编或看门人就足够了。但在后现代的分配中，斗争不再取决于位置，而是取决于绩效。主编会以一年、半年甚至一周为期被考察收视率或售刊量。一个教授的出版情况，吸引的第三方资金和博士生毕业数量会以五年或三年(如果不是十二个月的话①)为周期被考察。经理人则会以年终结算、半年结算和季度结算的方式被考察。此外，清洁工、门卫或安保人员也不能一劳永逸，在有限期的合同内，分包商会根据他们的绩效表现(以及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价格)来对他们进行考察。职位、承认和收入会一再根据“绩效”被协商和约定。对职场底部、高层和中间地带的侵蚀都因此数倍地加速着，没有人能在这场多维度的绩效之争中获胜，就像仓鼠只能在它的轮子上越跑越快。

①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个普遍规律，学生们不再依照一个实质性的生活目标来做出战略性决定(例如实习、出国、选修课程)，而是期望通过这些决定结交更多人，获得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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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种从位置向绩效的转变不仅仅涉及职场：人们对报纸、投资、手机套餐和医疗保险的选择也不再是一个一旦做出就终身不再变动的选择，这曾经是不言自明的。现在，人们总是不断按照“绩效评价”来做出新的选择。除此之外，从“位置”向“绩效”的转变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观念性部分：人们不再在一个社会的文化景观中站定“位置”，而是始终动态运动着。在经典的“现代性”中，对主体的教育包括为他获取一个宗教和政治上的位置，这大致意味着，一个主体决定加入某一宗教派别或择定一个政治立场(作为保守派、自由派或左派）。后现代的主体同样回避了这件事：他们可能在上一次选举中选择了左派或保守派，他们暂时参加这个或那个教会组织，但在这种接纳背后，他们始终关注着表现(绩效)。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可能会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党派(选民一直在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如果一位牧师离开了，他们也会离开这个教堂。观念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上的“位置”经历着这种持续的修正和对表现的观察，这是世界和分配标准不断变动的逻辑后果，也是为了保持绩效上的竞争力所必需的。

①作者在嘲讽这些三年或五年的考核，被考核者往往都是在最后十二个月完成考核任务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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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由于竞争逻辑而出现的目标与手段的颠转出现在选择权增加的逻辑中。在现代性的自我认识和(新)自由主义的修辞术中，可能性的增加至今仍被理解为人们得以决定自己生活的前提。只有当我能够选择成为面包师还是哲学家、天主教教徒还是新教教徒、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我才能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计划和目标来生活。选择权的增加为自我规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政治组织提供了手段和基础。由于社会变化的剧烈加速，分配性竞争加剧了，可预测的范围也已随之减小了，但与此同时，后现代的定言命令所有行动都要使你的选择和结交机会增加，或者至少不使其减少①则以下述方式被激进地贯彻，开发并确保选择权成为个体生活和政治决定中的主导目的。人们购买电脑、获得学位、参加实习、习得技巧、获取能力、建立联系，是因为这些事情为他们开启了可能性，但这些事情本身没有实质的意义。政客们通过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他们在未来仍然有做政治决策的可能性。②对实质性价值的共识；个体在生活中支持或反对某一伦理目标，这些现在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设定一个目标曾经是可被批评、可被论述的，即使在面临阻碍时，这个目标仍然被追随，在时间中具有稳定性。这个意义上的自主性在后现代的加速情况下已经不再是主导性的价值。由此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性的基本承诺和规范性计划的意义上，也就是在自主性理想的意义上过一种成功的生活，这在后现代已经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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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化作为后现代的基本经验

在以现代的、规范性的、伦理的自主性为理想的社会中，异化意味着自主性的缺席甚至丢失。当主体的自我效能信念被削弱时，当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面对实际困难感到“无力”时，主体就会体验到“异化的”情境。

社会学诊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所谓的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视为一种倒退，退回到“宿命论”，退回到放弃主动塑造的视角，退回到主体逐渐增强的无力体验。①“政治恶感”的症状，即对民主政治系统种种操作的不满，与集体性的自我效能期待的显著倒退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偶然的。政治环境的异化在感知中表现出来，政客要么不再关注民众的利益并且不再能获知他们的忧虑，要么不再有能力抵挡(经济上的)实际困难。

① Heinzvon Förster,Sicht und Einsicht, Wiesbaden 1985.

② 参见：Hartmut Rosa，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2005, S. 402 ff., und ders. , »The Speed of Global Flows and the Pa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New Social Science, Jg. 27,2005, S. 44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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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掌控、失去主动塑造的体验不仅发生在集体层面，也体现在后现代的个体生活现实中。一个人不再能计划自己的生活，不再能像执行一个“项目”那样执行自己的生活，这不仅是社会哲学家们的预设，也被经验主义社会学研究者所证实。在高度动态化的社会中，选择范围不断向着不可预见的方向推延着，在这种条件下，要想卓有成效地应对生存问题，就要求一种“冲浪”者的能力，在随时随地出现有利机会的情况下，要能够把握新的选择，给生活制定一个新的方向。一个人如果坚持自主地塑造生活的理想，并且执行自己的“生活项目”，那么他就要冒失败的风险。在对加速状况的分析中，我已经指出，适应后现代时间结构的那种“漂流”“游戏”“冲浪”的生活形式不仅迫使人们放弃近现代的自主性理想，而且加强了被或然性所统治的异化经验。“冲浪者”冒着与他生活的地点、共同生活的人们、围绕着他并被他使用的事物、他曾经追寻过的那些目标相异化的危险，因为种种境况都只持续很短时间、彼此有太大差别，他根本不能“吸收”这些境况。①异化的一个核心标识就是构成条件的缺失，这指向“世界关系”的深层次受阻。世界观的受阻在基础性的漠然经验中尤为明显，在这种经验中，主体不再能获得真实的、深层的、构成性的意义。社会学对现代性的诊断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这类“趋向冷漠”、世界“褪色”状况的忧虑。这样的忧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出现在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也呈现在韦伯的祛魅理论和滕尼斯对选择意志和本质意志的划分中。流行文化式的社会的资深观察也捕捉到了对“扁平”世界的恐惧，如道格拉斯·柯普兰的小说，雷纳尔德·葛雷贝那本受到惊人欢迎的文学性时代诊断《环球鱼》，其中才华横溢的年轻叙述者因为无法确定一个对他来说无足轻重的旅行目的地(!)而崩溃了：“当我绝望时我推开窗户，向着联排别墅大喊大叫：是谁将这个球形的世界压扁了，为什么不再有山谷和深海，是谁将阿尔卑斯的褶皱撑开，抚成一片平滑，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显露在地表之外?’没有回答。全世界的旅行目的地对我而言无足轻重。”①此处决定性的因素是，伴随着自主性承诺的丧失，现代性中的本真性理念也褪色了：人们不再设想拥有一个“内核”②，整个生活可能从这个核心中生长出来，因为对灵活变通的要求提升了。这里我不再讨论个体的异化症状和异化经验。我们已经能够证明，社会生活的持续加速以不断加剧的异化经验的形式隐藏了大量潜在病理。

① 参见： Wolfgang Welsch(Hg.), Wege aus der Moderne. Schlüsseltexte derPostmoderne-Diskussion, 2Aufl., Berlin 1994, Einleitung, oder PeterSloterdijk,Eurotaoismus. ZurKritikder politischen Kinetik, Frankfurt/M. 1989, S. 112und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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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2005, S. 36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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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篇论文中想要表达的核心诊断是，现代性中已经被触发的加速力量是不可控制的，它在后现代阶段导向异化的诸形式。按照社会构成的内在尺度，异化被证明是值得批判的，它标志着对社会起着构成性作用的自主性承诺被打断了。从一门有待发展的“世界关系社会学”角度出发，异化也是值得批判的：异化意味着世界的“沉默”，意味着主体倾向于遭受“丧失共鸣”，以至于主体在这个世界中更容易感到“被抛”而不是“被支撑”，尽管我们更加富裕了，选择权也更多了。

1. 结论：对时间关系的批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尝试辩护社会批评是一项合法的、不可放弃的社会学任务，然后阐发了在社会学层面恰当的社会批评的基本特征。对此我的建议是，社会批评首先必须鉴别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对成功生活的设想，并且从中得出内在的、可持续的标准。接下来就可以去研究，主导性的社会情境是如何允许或阻碍主体按照上述设想过上成功生活的。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那种规范性的设想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在第二部分我尝试为当代西方社会提出一种合适的社会批评的形式：自主性作为一种个体和集体生活的自我规定，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主导性的规范理想，它主导了所谓的成功生活，但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却在后现代的时间关系中受挫；这就是这份诊断的核心所在。与自我规定同时出现的是不断增强的异在规定(异化)体验。但自主性和加速显现出固有的关联，因此一份完整的、对加速现象的批评也要求对自主性理想的批评。在此之外，我还尝试探索另一种社会批评的可能性，指向“世界关系的社会学”这一未被尝试过的理念：异化可能并不仅仅能够通过现代的自主性理念来评判，异化也可能独立于自主性理念，被描述为一种失败的世界关系。这是丧失“共鸣体验”，丧失世界的“回应”的核心所在：当主体感到自己面对的世界是“沉默的”“冰冷的”“僵硬的”“漠不关心的”，简单说来，是没有回应或者排斥性的，他就感到自己被异化了。这是种种高度差异化的社会学异化诊断中几乎保持不变的核心内容。异化是对无法与世界(无论是在主观的、客观的还是社会的维度上)发展出建构性关联的体验。因此，异化意味着加速过程中丧失了(世界的)回应，这也构成一种危机诊断，因为它不再从现代性本身中获取规范性标准，即使没有一种跨文化的、对美好生活的本质性规定也能成立。这两种社会批评的形式在加速和异化这两个概念上是一致的，加速被视为分析性-时间诊断的核心范畴，异化被视为规范性-诊断的核心范畴。

① Rainald Grebe, Global Fish,Frankfurt/M.2006, S. 13.

②按照舒尔茨的看法，生活的成功在于主体将他的“内核”发挥了出来，尤其是“自我实现的场域”(参考Die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Gegenwart, 7. Aufl.,FrankfurtM.，New York 1997)。可以猜想，这种看法对于现代文化而言是建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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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要对现代西方社会做出一种在规范性上富于内容的、在经验上充分的、在政治上有效用的批评，最能胜任这一任务的是一种对时间关系进行的批判：加速极权主义的压迫不仅是直接可见的、主观可感的，也体现在承认关系①的改变和理解关系②的扭曲上。就前者而言，上文已经勾勒出，围绕承认展开的斗争从立场性的转变为表演性的。就后者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以下观察，那些论证，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在后现代加速条件下，对绩效的追求做出的民主自由的解释，可能都太过费时、太慢了。以至于，在高速的技术发展、经济交易和文化变革之下，民主的自我调节能力愈发失去了说服力。③提高利润的压力，即资本的发展逻辑，即便不是加速状态的唯一动力源泉，也是主要源泉之一。因此，这里所提倡的对时间关系的批评必然也包含过往批评理论中对生产关系的批评：它能够在这个意义上包含并融合其他种种社会学批评的意图。

①承认关系构成阿克塞尔·霍耐特的社会批评的核心。

②后者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评的重点。

③关于这种忧虑的更详细的说法，参考：HartmutRosa， Beschleunigung.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2005, S.39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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