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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批判如何被规训—在哲学、社会学和艺术之间

露丝·桑德雷格(Ruth Sonderegger) 刘万瑚译

一、现状描述

目前，批判被抛弃的方式首先是通过琐碎化(Trivi-alisierung)或过分拔高(Überhöhung)，但也有通过人道主义指责的。特别是，后人道主义者和当代前批判存在论的捍卫者①把从康德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的批判性启蒙计划视为过分拔高的人道主义的表现。

①参见关于前康德的存在论，尤其是基于巴迪欧思想的存在论。比如，格雷厄姆·哈曼的《游击队形而上学，现象学与事物的木工》一书(Graham Harman，Guerilla Metaphysics. Phe-nomenology and the Carpentry of Things, Chicago, La Salle2005)，尤其是其中的“不是批判”(Not Critique)一章(第237 页以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批判已经失去动力了吗》(Has CritiqueRun Out of Steam)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证(CriticalInquiry 30, 2004, S.22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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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声称通常是指向该概念希腊语词根中的“区分”(Unterscheiden)—所有的说话和感知都是批判性的，因为它做出了区分和判断，批判就被琐碎化了。由此，哲学像所有的理论(以及最终所有的判断)一样都将是批判性的，并且是对批判态度的一种要求，理论或哲学成为赘语式概念混乱的表现。

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们在展开批判时带着如此之高的批判要求(Kritikansprüchen)，据说恰恰在今日没有什么能满足这些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批判理论似乎已经走到了其主观和客观的尽头。根据这种对批判的批判，后结构主义(Poststrukturalismus)和话语分析(Dis-kursanalyse)特别强调了主体及其批判能力的结束。批判不再有一个可识别的，即可划定的对象，不再知道它应该指什么，这一事实通常与所有关系的全球化状态(globalisiertenZustand allerVerhältnisse)有关：所以结论是，一切东西现在都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与一切东西如此紧密联系，以至于批判不再有一个明确的对应物，因此看起来批判也没有一个着力面。①

①但是，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44年完成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rankfurt/M.1986)中，已经可以在“蒙蔽关联”(Verblend-ungszusammenhang)这个关键词下找到关于这种不可穿透的总体性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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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之基础

针对开头提到的贬值的和其中的敌视批判的批判概念，人们可以诉诸“批判”的口语化使用，它强调的是否定的判断。但众所周知，恰恰是这种概念理解自康德之后对哲学的批判性是不够的。因为它已经预设了批判的能力和标准。因此，康德把那种自我指涉的理性突出为批判性的，理性对自己的前提、边界和能力作出了说明，但它并不关心与对象相关的批判(如对宗教或权力的批判），至少这不是主要的批判。当哲学成为“边界警察”①②，并在理性的范围内重建那些毫无争论的东西时，哲学是批判性的。否定和反对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先验的-批判的基础的试金石，其反面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在谈论“否定”，而是涉及人们一直在肯定的事情。

在涉及康德时，人们已经怀疑，严格分离一个基础和它所支持的东西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或者是否是可行的。例如，人们分析了“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批判概念和康德政治文本中的特定对象领域的批评的张力和重叠。因此，在康德的宣言“什么是启蒙？”中，政府和宗教批判是核心，有趣的是，这些批判在“第一批判”导言的“批判脚注”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①此外，在《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中，康德强调，理性判断意义上的批判，也就是先验批判的对象，取决于某些政治条件，即取决于“公开交流思想”的自由。②先验的理性批判涉及的是批判的不可改变的条件，因此它不能与对可改变的政治条件的批判分开，因为这些条件有害于理性的公开使用。

①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 M. 1974, S. B XXV.

②引文翻译参照《纯粹理性批判》的李秋零中译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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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福柯③(直接参照福柯对康德的解读)和巴特勒④后来明确地提出，对自己的思维基础的反思不应该过分着眼于不可改变的东西；相反，所有的注意力应该指向：哪些以及多少看似必然的东西只在特定语境下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福柯和巴特勒想在理性得以可能的基础和界限那里，展示出它的脆弱和不可能。如果人们遵循对先验反思的这种理解，那么就能瓦解不可替代之基础和它在可替代选项之领域的应用之间的分离。已被实现之必然者与必然首先要实现者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联。

①“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 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立法凭借其威严，想要逃脱批 判。"(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M. 1974,S. A XII.)

② Immanuel Kant, »Was heißt: 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 «,in: ders. , Was ist Aufklärung? 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Hamburg1999, S.45-61, hier: S.58.

③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92.

④ Judith Butler, »Was ist Kritik?Ein Essay über Foucaults Tugend«, in diesem Band, S. 22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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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哈贝马斯为例

恰恰是这种相对主义化的洞见看起来是那些持续不断的奠基论述(Begründungsdiskursen)的基础，在这些论述中，感觉到自身与批判理论及其意识形态批判项目紧密相关的批判性哲学经常停滞。①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kommunika-tiven Handelns)②，该理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为每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进行奠基的问题：一个人越是从根本上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指责他人遵循结构上错误的信念和实践，这种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就越重要，以避免自己被怀疑为意识形态的批判。

鉴于这种有问题的情况，下述做法就是一种巧妙的策略，从对自然语言的使用的分析中获得一般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以及特定的社会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像哈贝马斯在他的言语行为分析中，即《交往行为理论》的规范性重心中所做的那样。①我们知道，这种分析的对象不是说话者的实际交往行为(Kommunikationsverhalten)，而是作为其基础的规则，正如哈贝马斯稍后所论证的那样，②这些规则在话语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说话者通过话语试图主题化呈现失败或无望的交往行动的情况，并在理想情况下提供有共识的解决。正如哈贝马斯关于话语伦理的著作中特别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些规则在范围和原则上各不相同。

① 雷蒙·盖斯(RaymondGeuss)也将一般的批判理论特别 是哈贝马斯哲学的核心定位在意识形态批判。(DieIdeeeiner Kritischen Theorie,Bodenheim 1988.)

②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2Bände, Frankfurt/M.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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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主要问题是真诚性(Aufrich-tigkeit)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如果说话者不想使语言行为的目的、行为的配合无法实现，从而最终使自身无法实现，那么，他们相互之间就不能系统性地在信念和意图上进行欺骗。目前还不清楚，不真诚的表达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既涉及逻辑理性理论的层面，也涉及更广泛的道德层面。哈贝马斯在他的道德哲学思考中明确区分了下述方面：“最好[……]区分三个层次的论证前提。产物的逻辑层面、程序的辩证层面和过程的修辞层面的前提。”①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第一层面的逻辑规则以及第二层面的理性理论前提似乎是不可替代的，而第三层次的规则是有待解释的，可以说是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即对所有“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主体”的平等对待的要求(Gleichbehandlungsforderung)，以及“不得以话语内部或外部的强制手段阻止说话者行使其[…]权利”②的戒律。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ände, Frankfurt/M. 1981, insbesondere die » Erste Zwischenbetrachtung«, S.369-452.

② Jürgen Habermas, » Diskursethik-Notizen zu einem Begrün-dungsprogramm«, in: ders. ,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1983, S. 53-125, insbesondere S. 9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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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问题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不仅是在某些问题上，即专家的论点是否必须与门外汉的论点相比具有不同的地位；而且还有平等对待的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谁属于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人的圈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那些没有(或不能)发出声音的人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特别的支持，也就是说，(恰好)参与话语的人是否必须直接去寻找未被听到或未被倾听的论点。虽然逻辑-语义的以及理性-理论的规则或多或少是无法绕开的，但哈贝马斯所说的过程规则具有充满规范性的内容，它们在主体交流时并非总是、到处和自动已经得到满足。这第三个层面理所当然地也会涉及“理想化”，而在逻辑-语义规则和合理性要求的层面上不会谈及这一点。

① Jürgen Habermas, » Diskursethik - Notizen zu einem Begründungsprogramm«, in: ders., Moralbewusstsein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1983, S. 53-125,insbesondere, S. 97.

② Jürgen Habermas, » Diskursethik-Notizen zu einem Begründungsprogramm« , in: ders. ,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1983, S. 53-125, insbesondere S.9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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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限制交往行动甚至使之不可能的系统性社会倾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最终只信任话语行为的逻辑和理性理论基础，而这些基础总是已经存在的，恰恰不是信任那些不确定的道德基础。①在此系统性地涉及那些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市场和官僚机构，它们分别遵循金钱和权力的法则，并不需要遵守适用于交往行为的义务。哈贝马斯将这些机构命名为“系统”，从而和生活世界进行对比，②生活世界是他对所有交往行为领域的统称。

在他的结论言语行为分析得出真理的语言行为必须优先于谎言和欺骗之后，哈贝马斯在其社会理论中声称，系统最终必须承认生活世界的优先地位。只有生活世界才能为个性的形成、社会融合和文化的再生产或创新提供条件，没有这些，系统就不可能成为系统。这的确是一种抵制过分蔓延的系统的击倒论证(Knockout-Argument)，但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这一结果既令人惊讶，也是灾难性的。

① 对哈贝马斯从理性理论的话语前提到充满道德内容的话 语行为前提的过渡的批评，参见：Albrecht Wellmer，Ethik und Dialog,Frankfurt/M. 1986.

②我不能在这里讨论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概念要从存在论上去理解，即指两个不可还原的不同世界，还是指两种到处发生的行动类型，即使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发生。我认为，只有后者是可以辩护的。因为不考虑所有公认的系统的固有动力，语言的本质也存在于市场和官僚机构的控制层面中，他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互相信任，谈论天气或疾病，甚至彼此相爱。相反，交往通信(Kommunikation)可能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无论是涉及其技术基础还是涉及其对所有的上升机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交的网络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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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贝马斯把自己限制在言说行为之先验-最小前提上，这些前提总已实现，因此他未讨论下述疑问，即系统的侵犯在哪里会成为问题。①我这样说不仅是指话语行为不能抵抗实在暴力的使用(这是陈腐琐碎的，在个别情况下是残酷的)。毋宁说，我还指对真理的兴趣和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在最有策略的谈话中也是被预设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这也是以批判理论为名的所有的先验奠基论述的悖论：那些把自己限制在任何人都不能基于概念化之理由提出争议的地方的人，由此避免讨论任何社会冲突，充其量是对其他的(反对论证计划或)论证计划构成了挑战。确定什么东西存在和什么东西(不)应该存在之间的区别显然比重建那些没有人可以有意义地争论的准人类学基础更难。②这不仅对于从康德到哈贝马斯的更为理性主义的事业来说是如此(它将认知的或说话的人置于中心），而且对于替代的社会存在论和人类学来说也是如此，从海德格尔到霍耐特，它们都基于一个在情感和身体上有需要的存在。①

① 参见霍耐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Verdinglichung， Frankfurt/M.2005, S.67.)

②那么，当霍耐特写到卢卡奇时，也许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揭示，卢卡奇在社会批判的基础方面是失败的，但对于让人们看到物化的痛苦和由此被预设前提的强大价值，卢卡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光源。(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Frank-furt/M. 1999, S. 2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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