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这也是鲍德里亚的处理方式。从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开始，他就已经深刻地体会到现实世界中物体系是一种符号体系譬如说，当我们搬进一个新房子的时候，会需要为这个房子添置家具。为什么要添置家具，添置什么样的家具？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搬进新家，需要买沙发，买餐桌，买电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买沙发，买餐桌，买电视？因为大家搬新家都要买这些东西吗？还是因为在一个新家里，买了沙发、餐桌、电视，这个家里的物品才是健全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出于使用物品去购买物品，还是为了保持在一个新家里的物体系的健全性？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家里摆置的沙发和电视，长年累月都没有人坐上去或者打开电视的开关，人们现在更多地在电脑桌前，用鼠标摆弄一切，客厅里的沙发和电视或许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家里仍然需要有沙发和电视。鲍德里亚称之为“组合价值”，我们之所以购买和摆置实际上不怎么使用的物，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物体系之中，我们是按照物体系本身的符号法则来运作着，表面上看起来是实体的家具和家用电器，事实上是为了保障家庭之中物的完整性而摆置的物体系符号的一部分。因此，鲍德里亚写道：“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体；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从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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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鲍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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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符号化的物体系，为鲍德里亚带来的不是一种后技术时代的欣喜，而是一种后现代式绝望，和海德格尔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已经不相信在所有仿真背后，在符号化的物体系背后，存在一个作为根源的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整体，在那个符号系统背后，只有深刻的虚无，彻底的虚无.一种让主体逐渐消亡的虚无主义。为此，鲍德里亚毫不讳言：“我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①在他看来，符号化的物体系已经彻底杀死了人类，仿佛《黑客帝国》的场景已经成真，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一个个都是生存在孤立的营养仓里面的空洞的躯壳，依赖于各种营养插管和数字连接线而活着。鲍德里亚以十分悲凉的口吻说道：“辩证的舞台，批判的舞台是空的。再也没有什么舞台了。不会再有意义的治疗或通过意义进行的治疗：治疗本身就是这种普遍冷漠化构成的一部分。”②我们注意到，当鲍德里亚说辩证的舞台和批判的舞台是空的时候，并不是说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当然，在这个舞台上，充满了具有“丰富”意义的“物”，这就是元宇宙的感觉，而鲍德里亚的悲观的虚无主义恰恰在这里，当物体系极大丰富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人类的批判和辩证的消失，那里不再存在有灵韵的灵魂，只有一个个被嵌入到物的崇拜之中的躯壳。

第六章 物体间性与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①[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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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的模仿律与新唯物主义的崛起

在海德格尔的映射游戏的神秘主义玄学和鲍德里亚的物体系的虚无主义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探索元宇宙的物的理论的第三条道路？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将此在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对物的触摸，让物成为与此在共在的上手状态，而这种上手状态源自于四重整体的流溢，而鲍德里亚虽然克服了物之为物的玄学化的外在性，但他将物体系的关系看成一种无意义的虚无主义，两种理论代表着思考物的理论的两个不同方向，一种将此在的触摸变成一种天地神人的玄妙力量的魔法，只有在人的操劳活动的上手状态中，物才能被激活为物。鲍德里亚则相反，由于物被还原为抽象化和透明化的符号象征，那么在物体系之中的人的存在价值被湮没在无穷无尽的符号能指链之中，从而将人的生命变成物体系中的虚无。那么，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理论，可以在元宇宙中来思考物之为物的存在，但一方面不会让此在变成更高阶的神秘四重整体的魔法，另一方面也不会让人的意义陷于虚无，而是在元宇宙中，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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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Galilée, 1981, p.229.

② Ibid.,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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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理论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与著名古典社会理论家涂尔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涂尔干提出著名的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理论的时候，塔尔德并不倾向于将社会看成一种神秘的总体性，但塔尔德也不会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设定一种理性自律的经济个体，这些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以立法的形式签订了契约，来维持整体社会的运转。相对于这些宏观的社会理论，塔尔德更喜欢微观的社会角度，即个体和个体的关系是如何在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塔尔德的社会理论就是模仿率，塔尔德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给社会下定义：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同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副本。”①其实，塔尔德的模仿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邯郸学步，而是一种“泛模仿”，塔尔德对模仿的解释是：“我赋予它的意义始终是非常精确、非常典型的：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我说的‘模仿’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②事实上，如果真的仔细推敲塔尔德的模仿概念，不难发现，塔尔德的“模仿律”强调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作用，一个个体的行为和活动，会在邻近的个体的大脑中留下相对应的效果，这就是塔尔德用照相机的感光性来譬喻模仿的原因。在塔尔德看来，社会就是在这种彼此间的互动作用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认为，塔尔德的模仿律是后来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社会理论的雏形。于是，社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模仿关系，不断地延伸和扩大，直接蔓延到整个文明和社会的层次。所以，所谓的文明和社会的总体性，从来不是什么神性光辉的恩泽，也不是虚无主义的浪漫，而是一种基于个体与个体的模仿关系的不断传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可以说，塔尔德的模仿律直接启发了20世纪的法国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他在阐释自己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时，直接引述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在他（塔尔德）眼中，社会科学的基础其实是某一类的传染过程，总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从某个个体走向另一个个体，而从不停止。”①显然，拉图尔自己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也是这样的个体与个体在某种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巨型网络，这种巨型网络并不是由某种玄妙莫测的外在的四重整体决定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虚无，它是在我们现实的活动中形成，并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体在这个巨型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第六章 物体间性与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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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② 同上书，第XXXIV页。

①法]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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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塔尔德的模仿律中，只考虑人与人之间的模仿，我们如果将这个问题进一步追问一下，那么在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模仿关系，或者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是否也可以建构出某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呢？尤其在元宇宙之中，我们并不能像在现实世界中那样，很明确地区分个体与个体，因为在元宇宙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非人存在物，如游戏中的敌人或NPC角色。电影《失控玩家》事实上就给出了一个NPC角色和真实玩家互动的例子，也就是说，塔尔德分析的个人与个人的模仿律，在元宇宙之中，很有可能也发生在非人存在物与人之间，甚至物与物之间。新一代的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美国思辨实在论的理论家格拉汉姆·哈曼就曾经对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的上手状态给予了批评：“有些读者，包括海德格尔自己，认为世界自身是一个空的停车场，里面充斥着无动于衷的在手物质，这些物质必须在与人类的接触中才能具有生机（或被激活)。宇宙得是一块中立的物质，只有人类现实能够为这无聊的、没有色彩的原子场域增添生机。”①哈曼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的上手性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忽视了在人之外的物的活动性。在以往的物的理论中，物被视为消极的和不动的，甚至等待着人去激活，忽略了物本身在自然变化中的自主状态。在元宇宙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作为参与元宇宙的主体之外，用数字代码设定的物，相对于自然界的物，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我们如果将元宇宙世界的后台看成由巨量的数据和代码构成的世界，就像在《黑客帝国》开始的那一幕，从屏幕上方垂直降落下来的绿色代码一样，这些代码并不直接向主体开放，但它们具有相对的主动性。这样，在元宇宙的世界里，物的存在就不再是等待着人去激活的消极的死寂的物，而是本身就参与到不断变化中的物与物的关联体，在主体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之前，物就在不断形成着属于自己的上手状态。这样，在元宇宙之中的物体系绝对不是鲍德里亚笔下被抽空了意义的虚无的象征和符号，它们自己也生产着世界的意义。

第六章 物体间性与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①「法]布鲁诺·拉图尔：《激情的经济学》，陈荣泰、伍启鸿译，新

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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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宇宙之中的物并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元宇宙空间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律必然会扩展为物与物之间的模仿律。这样，游戏被颠倒了过来，物不再是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在此世或元宇宙中的映射游戏，而是一种模仿游戏（game of immitation)，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着，物与物之间也相互模仿着，不仅个体和个体之间形成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物与物之间也形成了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正如新唯物主义理论家蒂莫西·莫顿提出：“物面前的深渊是物体间性的。它在物体之间漂浮，在它们之间’浮动，这个之间并不在时空中——它本身就是时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主体间性—一种人类意义得到调谐的共享空间——要比更巨大的物体间性的构造空间小得多。而超物（hyperobjects）揭示了这种物体间性。相对于一个更广阔的现象，即所谓的物体间性，我们所谓的主体间性现象不过是一个局部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片段。”①的确，由人与人之间模仿律构成的主体间性关系，只是巨大的宇宙之中的很小一部分，同样，在元宇宙中，我们所能触及的界面和代码，我们在各种元宇宙的互动中形成的关联，也是元宇宙空间的极小一部分，我们所面对的元宇宙和现实世界，都处于大量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模仿和塑造之中，在更广义的角度上来看，这就是物的模仿律，因为物的模仿律涵括了塔尔德的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律。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格拉汉姆·哈曼：《迈向思辨实在论》，花超荣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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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的模仿律之中，一种可以贯穿现实世界和元宇宙的新唯物主义理论正在崛起，正如格兰汉姆·哈曼强调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实在物和非实在的物共同构成世界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新的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即使在场景中没有人类的出现，哲学也必须解释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让科学来计算这种关系的结果。”①在元宇宙之中，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消极的死寂的存在，物不是有待于主体去激活的死灰，也不是虚无的符号，而是在元宇宙的空间中根据物的模仿律形成关联的物体间性世界，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不过是这个物体间性世界中的一部分。这样，新唯物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在现实世界和元宇宙之中排斥人的存在，而是将人纳入物的模仿律之中，与物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世界。

第六章 物体间性与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① Timothy Morton,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3,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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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Graham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7,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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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云秩序与物体间性的数字伦理奠基

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其他新技术的应用，的确正在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未来。正如意大利信息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十分明确地指出：“信息与通信技术正普遍、深刻而又无情地创造和重塑着人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改变着人类的自我认知，重组人类与自身以及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升华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弗洛里迪的这段话视为一个未来主义的宣言，而是说，在当下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变革中，与之前许多次革命不同的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塑造。换言之，数字技术、通信技术、智能技术，乃至迄今为止备受关注的元宇宙概念，实际上都意味着一个事实：一个由数字代码虚拟的世界正在构成，这个世界不能简单被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复制。而且，在当下的背景下，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正在成为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里面购物、交友、游戏，甚至可以进行教学和商务谈判，我们很难将其视为一种纯粹虚构的世界。这是一个新的空间，一个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并驾齐驱并同时塑造着我们社会生活的空间，不过，这个空间虽然说不是无规则的无政府状态，但至少可以说是缺乏道德规则（absent of norms）或规则不足的状态。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了在这个空间中建立规则，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现实社会中实际起效的道德规则直接挪用到这个空间来，换言之，我们需要对数字技术创造的元宇宙空间或赛博空间的道德规则进行探索和研究，需要找到建构数字空间的道德规则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形成的挑战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①[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X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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