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件，或各种组合。①

布拉顿的定义的关键在于，平台是一个集中起来的交换节点，它位于互联网上的以太空间之中，所有的交换都在这个抽象化的节点上发生。这有点类似于古代的集贸市场的形成，种粮食的、打猎的、养家禽的、制作陶罐的都集中在一个地点进行交易，形成了一种聚集。平台也是这样的聚集。不过，与古代的集贸市场不同的是，平台有着很严格的技术标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用集装箱的物流革命为例，来说明平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地位。物流史研究学者马克·莱文森（MarcLevinson）指出了集装箱的发明在整个物流历史上的革命性地位。在集装箱发明之前，所有的货物基本上是分门别类运输的，运送衣服的只运输衣服或其他服饰，运输食品的则只运输食品。莱文森看到，集装箱“加快了船舶的装卸速度，并通过标准化集装箱的尺寸、允许它们安全堆放以及起重机升降它们的载体配件来降低运费—反过来为及时生产和配送铺平道路。而集装箱的联运—用船、铁路或卡车运送集装箱而不拆开货物的能力—是物流革命的基础，被广泛理解为准时抵达制度的出现，因为它使人们摆脱了散装货物这种传统和劳动密集型的零散装载模式”②。其实，莱文森指出的集装箱革命的基础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货物，无论是陶瓷、钢铁，还是汽车、服装，都可以混装入集装箱来进行运输，也就是说，集装箱完成了对不同货物的标准化，只有被装入集装箱，才能被卡车、火车或轮船运输到世界各地的港口和城市。集装箱在物流学上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有效地打破了真实的物的分类，或者说，传统意义上不同产品的分类在集装箱运输上不再重要，而重要的是，这些商品是否能有效地被装入标准规格的集装箱。当然，装入集装箱还必须赋予一些固定的行业标准，如有腐蚀性、有毒、易燃易爆的产品在装入集装箱之前需要符合一定的运输标准。也正是这个普适性的标准的建立，让整个物流变得更加快速和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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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p.41.

② Marc Levinson,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Woodstoc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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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布拉顿提出的平台也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的数据是各不相同的，这些数据有最简单的代码，有文字数据、数字数据、图片数据、视频数据等等，那么，在它们同时进入到平台时，它们需要根据一个同样的标准进行封装，成为所谓的堆栈（stack)。这些类型、大小、形式上有着天壤之别的数据，可以通过固定协议的方式来变得标准化，这也是平台对数据进行加工的第一步，布拉顿说：“平台是生成机制——根据固定的协议（例如，技术的、话语的、形式的协议）设定参与条件的引擎。”①这些协议是人为制定的，如TCP/IP协议就是平台实现数据传输的最基础的协议之一。所有的平台协议为数据提供了形式上的标准，也是数据变成传输流量最根本的依据，一旦达到了协议标准，意味着数据获得了传输许可，便可以在平台设定的数字空间的格局中来回传播和交换，并在不同的服务器、中继器、用户终端那里形成具有信息价值的流量。

第八章 数据一流量与数字生态

① 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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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审视一下布拉顿的平台定义。平台是一种数字空间的场所（place)，这个场所的功能在于，可以将所有的数据变成符合固定协议的形式来进行交换，而且数据也只能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交换。如果将这个说法稍微转变一下，就是所有的现实中的物在数字空间的痕迹都被平台再现为一种标准化的量，即比特，而这种用比特对现实物体和主体的标准化的冉现，意味着现实空间中的分布和时间上的差异在此时此刻被平台抹平了，那里没有山河湖海的起伏，没有恬静乡愁的优雅，只有比特流在平台上的高速传输和运转，这些数据一流量以比特的方式被发掘、被分析、被综合、被删除、被压缩，在平台空间中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变化，而这些运动变化将不同地点和时间上的人与物都以共时性的方式呈现在平台之上。这样，所有的身体、所有的物体、所有的图像、所有的视频、所有的行为都被同样的协议打包进入到平台的集装箱里，人的身体的特殊性消失了，那里只有符合协议的数据一流量，在这种情况下，在平台上不断流动的数据一流量构成了平台的巨大的身体，一种新型的“非人”身体。这不是实体的人的消失，但实体的人如果想要参与平台的交换，就必须像浮士德出卖自己灵魂给魔鬼孟菲斯托那样，让我们渺小的数据与平台上海量级别的数据合流，成为不断翻滚流动的数据一流量，在它席卷一切的权力面前，我们在数字空间的替身（avatar）已经被裹挟进入到无法再退出的庞然的比特怪物之中，我们的认知、感知、甚至身体的快感都随之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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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20世纪已经预想到这样的情境，在他的《非人》(L'inhumain)一书中，他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地球上扩张的电子和信息网络催生了一种应该要在宇宙层次上来估量的转成记忆的总体能力。而这个记忆与传统文化的记忆并没有共同标准。这个记忆蕴含的矛盾就在于：它最终不是任何人的记忆。但是，在这种情况里无人’指的是：支撑这个记忆的身体不再是地球上的身体。”①在利奥塔写作《非人》的年代里，还不存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类型，那时只有最简单的网络通讯设施。但是，他几乎以隐喻的方式，预言了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状态。是的，平台从一诞生开始，它就不是孤立的单子，而是一种巨型的怪兽，它整个就是由在协议基础上的数据流构成的庞然大物。这个身体早就不是任何人的身体，而在物联网的情形下，这个身体不仅裹挟着用户的数据，也拥有大量的物的数据流，例如，在自动驾驶技术中，对环境的扫描和智能判别，就要求将固定场所的每一个物的数据都纳入到自动驾驶的总体数据库之中，而每一次自动驾驶都需要通过更快的数据网络（如5G，甚至6G）从平台提取不同的地图和路况信息。这样，自动驾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驾驶的概念，传统驾驶是个体性的，它的根本依赖于驾驶车辆的司机的主体性，而自动驾驶是平台性的，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依赖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平台拥有着最完善的动态的地图和环境信息，让自动驾驶的汽车可以轻松地提取各种地点的环境数据。表面上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以个体的方式在运行，但实际上的奥秘是，在平台有一个海量的数据一流量组成的巨大数据网络，平台所垄断的恰恰是这个巨大的数据网络，构成了让所有自动驾驶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基础。看起来是作为个体的汽车，实际上都是这个巨大身体的一个触角。与其说，平台为汽车提供了服务，不如说平台的数据一流量躯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主体，任何个体都不过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

第八章 数据一流量与数字生态

①[法]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夏小燕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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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新的生态学，一种完全由数据一流量构成的生态学，一个依附于平台资本主义协议和数据一流量的数据生态学。所以，平台资本主义能够获利的关键并不在于掌握了某一单一的数据，让平台资本主义能运作起来的不是个别或某些用户的数据、物流的数据、卖家的数据，而是整个数据一流量构成的庞大的数据生态。我们可以回到本章开头的画面，那种人们用鼠标轻轻点击一个商品的链接，然后商品就在翌日送到人们面前的画面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画面，因为这个画面隐去了亚马逊等平台背后的巨大的数字生态的身体，而我们不断购买货物，就不断地生成新的数据一流量，让平台的数字生态更加巨大。而平台之所以成为平台，正是因为它们垄断了这个数字生态，无论是用户、还是商家，甚至物流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赖于平台公司，租用它们的数字生态，从而让平台公司赢得巨额的利润。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的土地一地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地主拥有土地，但他不生产，他只将土地租用给需要生产的企业，从而赚取可观的地租利润。同样，平台公司占据了一片很大的数字空间“土地”，而商家、用户、物流公司都是这个“土地”的租客而已，平台公司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向每一个使用者赚取高额的利润。由于每一个平台下的数据生态几乎是唯一的，这导致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平台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的，数字资本主义甫一诞生，就不断营造着更为巨大的数字生态，从而挤压了那些小规模的数字生态，以及那些根本不拥有数字生态的公司和平台，直到某几个平台在不同方面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在西方国家，Facebook、Twitter、Uber、Amazon、苹果等公司基本上已经挤压了所有的数字生态空间，剥夺了传统产业（如传统的新闻业）和小型产业得到发展的机会，这就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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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本主义所占据的数字生态的唯一性和垄断性，让平常大众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自由竞争和分散的方式来抵制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控制。大众无法再回到带来粉红色遐想的前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因为大众的幻想和欲望也变成了平台的数字生态的一部分，所以，平台资本主义诞生那一刻已经决定了，要么让每一个人继续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生态下不断被蚕食的数据一流量，要么只能从数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让每一个人重新接管被平台垄断的数字生态，人类共同走向未来的平台社会主义。

第八章 数据一流量与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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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信息到数字生态

在美剧《西部世界》第一季的开头，西部世界乐园的程序设计员伯纳德曾与带有“冥想”程序的农家少女的智能机器人德洛丽丝有过这样一场对话：

伯纳德：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德洛丽丝：我在梦里。

伯纳德：对的，德洛丽丝。你在梦里。你想从梦里醒来吗？

德洛丽丝：是的，我很害怕。

伯纳德：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德洛丽丝，只要你正确回答我的问题。明白吗？

德洛丽丝：好的。

在《西部世界》里，德洛丽丝是一个被冥想程序激活的人工智能。和大多数科幻作品一样，《西部世界》的设定让我们反思了未来社会中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确，今天影视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形象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如《西部世界《银翼杀手》《她》《机器公敌》《失控玩家》这样的影视作品中都描绘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形象，与此同时，当我们阅读库兹韦尔的《奇点邻近》、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以及明斯基、谢诺夫斯基关于人工智能的著作时，也感受到这些人工智能的开创者给我们许诺的人工智能的形象。显然，这些形象让许多人对人工智能技术支配下的未来社会充满着憧憬，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对人工智能的诞生表示忧虑，甚至害怕终有一日，我们会被人工智能体取代。这实际上展现出当代人对未来人工智能体的一种既有憧憬，又感到恐惧的想象。然而，这种恐惧的想象不仅仅为人类所独有，正如伯纳德问德洛丽丝时，德洛丽丝似乎通过冥想程序看到了一种梦，一种突破了常规程序为她的限定的思维范围之外的梦，她也感到恐惧。面对一种未知的情况，人工智能也会觉得害怕，而这种害怕恰恰是设计了“冥想”程序的设计师罗伯特·福特所期望的东西，在这种面对常规程序之外的害怕将激活人工智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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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我们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大数据背景下的生命形式问题的契机所在。在以往的许多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研究中，主要有两条思维路径：（1）将人工智能与人类看成竞争与取代的博弈关系，尤其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对人工智能最终取代人，甚至最终消灭人类的忧虑始终存在着，这也势必产生一种以生物学上的自然人类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西莫夫机器人三法则，通过指令的方式坚决杜绝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取代和敌对人类的任何可能。（2）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发展，产生了另外一种关于人工智能的遐想，即人工智能并不是对人类行为和智能的简单模仿，而是形成一种在人类之外，甚至与人类毫无关系的智能体，最终是为了解决在有限的人类生命形式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长期研究的工程师往往会具有类似的想法，其根本原因是迄今的人工智能研究从来不是以替代人类为主要目的的，他们所希望的是一种在人类之外寻找智能的可能性的方式。

第九章 从信息到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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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既不是单纯的竞争、替代，甚至消灭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无关论。这两条道路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都是从抽象和孤立的方式来看到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情况却没有如此简单，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将人工智能和人本身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因素分离开来，例如自动驾驶技术不纯粹是一种在理想的道路上直线运动或转弯掉头的问题，智能技术必须能够分析环境要素，并对各种不同的环境做出分析，而在不同地段上实现智能驾驶的智能体也有着不同的成长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第三种路径，即智能关联主义（intelligentco-relationism)，来重新思考智能算法下智能体和人类生命形式的关系问题。

一、噪音与信息：个体化的赋形与耗散

智能关联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个体，并让个体在传播、媒体、交换之中形成联系。那么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环境？简而言之，环境是一个场域，是让我们各种行为，尤其是交往行为成为可能的场域。譬如说，我们在社会中的交往，前提是我们生活在让我们身体存在成为可能的生态之中。但是，我们所指的环境，并不纯粹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而是信息环境，或者说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环境。在以往的生态环境中，我们用来交往的是身体和由发声器官发出的语言，这是我们建立交往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在非中介状态下直接交往的根基。但是，我们今天的交往关系是在完全不同的形式下进行的，在地铁上，我们手机上的微信的信息跳动或许比我身边的一个陌生人更为切近，这正是因为，我的交往和传播关系实际上更依赖于我手中的智能设备，而不是我自己的身体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信息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将生态学上的生态圈（biosphere）一词改造成为信息圈(infosphere)，而这个信息圈就是我们交往、我们生命形式展开的新的媒体，是数字时代的新生态学，弗洛里迪说：“信息与通信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它们正在创造新的现实，并推动着对世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化解读。当交互界面逐渐变得不可见，此端[模拟的、碳基的（carbon-based）、线下的]和彼端「数字的、硅基的（silicon-based）、线上的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这种现象对彼端和此端的益处是一样的。改用贺拉斯的名言来说就是：被俘虏的信息圈征服了俘虏它的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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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弗洛里迪的信息圈的概念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不同个体之间是如何实现交流和传播的？在生态环境中，身体的姿态是可见的，声音和语言是可以被听到的，身体成为我们感知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的节点。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指出：“这是身体（不同程度地）在这个世界上暴露、活动、冒险，面临感情波动、伤害、痛苦、有时候是死亡的风险，因此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世界，这是因为身体能够获得配置，配置本身是对世界也就是对社会世界的结构开放的，配置是社会世界结构的被归并形式。”①换言之，在社会世界的生态环境中，我们正是基于身体（碳基的身体）与社会世界形成结构，实现了社会交往和传播。但是，在弗洛里迪的信息圈中，我们没有这样的身体可供依赖，尽管弗洛里迪发明了与身体相对应的信息体（inforg，或者可以理解为硅基的身体）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仍然不足以说明我们如何在信息圈的环境中实现交流和传播。

第九章 从信息到数字生态

①[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王文革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一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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