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人工智能的解释学。正如波萨蒂指出：“人工智能是一个解释学空间。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总是解释行为的结果。当我们说一台机器是智能的，就在于这台机器可以解释它与我们的行为的关系，并在它与我们的关系的解释上给出决定策略。”①那么，人工智能的解释学并不是在孤立的人工智能的实体中发生的，它需要大量的接触和互动，需要在人与智能体之间形成一种关联。所谓的解释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并非人工智能远离人的存在而独立的发生，相反，人工智能虽然不再代表着模仿人类大脑的模型和结构，也不再按照人类设定的逻辑框架来运行，但更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独自走着与人类完全无关的路径。这是一种关联主义。

如果我们将波萨蒂的结论再进一步推论，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有趣的结果，即不仅解释性人工智能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反应，同时，人类也对人工智能的行为作出反应。毕竟，我们并不是以身体的样态参与到数字界面或信息圈里的传播和交流，而是首先被个体化、被物化为一种数据，只有我们通过注册变成一个用户，而用户是我们个体化的数据，即变成信息（而不是噪音），才能被信息圈的系统所接受，所感知，所理解。马修·弗里斯菲德尔(Matthew Flisfeder)注意到，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TikTok等社交网站上，参与平台的各个主体并非拥有德国观念论所设定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反，在那些社交界面上，我们首先是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自我，用弗里斯菲德尔的话来说：“领英（LinkedIn）可以作为一个模型来理解人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从事的诸多活动，特别是考虑到社交媒体网红的形象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等平台上的崛起——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的使用就是工作。在这方面，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表现和展示商品化的自我’的平台。我认为，自我’是主体的异化表征，凝结在符号（或拉康的主人能指’）的形式中。”①弗里斯菲德尔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进人到被智能算法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并不是以精神或意识上的自我呈现的，而是以一种被物化或异化的自我形态出现，我在社交平台上的出场是一种由头像、文字叙述或数据构成的自我的数字绘像，这种数字绘像绝不是简单地由现实自我意识控制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地受平台算法的摆布，而是由我们在平台上接触到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当然，这些关系包括了与其他物化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与非人的智能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与后者的关系在平台上会越来越普遍。这样，我们一方面面对着受到人类激发的解释性智能体的形象，另一方面所谓的数字化或物化的“自我”也是在与其他人或智能体的交往中形成的，一旦我以物化的“自我”形象出现在社交平台上，那么我所交往的对象是真实个体还是智能体，事实上，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问题。与之相反，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平台算法之下，通过一个数字化的“自我”与其他“自我”形成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是社交平台不断突破常规，实现从有限向无限递进的突破口，在这个突破口上，我们不断形成新的关联，我们可以称之为智能关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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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uca M. Possati, The- Algorithmic Unconscious: How Psychoanalysis Helps in Understanding AI,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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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从信息到数字生态

① Matthew Flisfeder, Algorithmic Desire: Toward a New Structuralist Theory of Social Media,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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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这个背景下，人工智能和人类关系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人类与智能体是竞争、合作还是取代的简单的讨论。因为，智能体的发展实际上高度依赖于它们通过解释路径发展出来的个体与我们在信息圈里的数字化体现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来培育出一个共存的智能的关系网络，与此同时，我们也被智能地塑造着，成为智能算法下的一个行动元。那么，在这个信息圈里，一个行动元究竟是人还是智能体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无需像模拟路径一样，在智能体体内镌刻上阿西莫夫的法则。而是通过数字化“自我”的作用，形成个体化的信息，将自己变成与其他个体一样作用的行动元，而所有这些行动元，共同构成了大数据时代下的新生命形式。

三、数字生态下的物体系

在解释性智能的关联主义之下，可以规避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风险，即将人和智能体当成孤立和抽象的个体，作为一种独自运行和计算的实体来思考。强行地将人或智能体从它们各自运行的环境中剥离出来，从而单独地分析和研究智能体的状态，这显然不是智能体发展的真实状态。以无人驾驶为例，智能驾驶不仅与坐在汽车里的人产生关联，而且智能驾驶需要不断扫描道路周围的环境，并在瞬间识别不同的物和对象，也就是说，与智能体形成互动关联的不仅仅是车内的主体，而且道路环境上的生命体都是与智能驾驶交互作用的对象，智能体不仅形成了与驾驶主体之间的关系，更需要与车外道路环境上的每一样对象都形成关联，并对不同的对象做出反应。这意味着，一旦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纯而抽象的环境之后，它势必成为一个不断在复杂环境中成长的行动元，而这种行动元积极加入到周围环境的个体化和智能识别当中，并不断地更新着各种关联，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于是，我们发现，大数据时代的智能体与人类的关系，不能仅仅从单一或几个行动元来思考，而且要注意他们面对着更复杂的网络环境，一个将周围的对象都转化为数字化信息和个体化实体的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生态，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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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什么是数字生态，我们可以回到法国技术哲学家艾吕尔（JacquesEllul）那里。他身处的是一个前人工智能、前数据化的技术时代，但在《技术系统》一书中，艾吕尔已经看到了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数字化网络所具有的潜能，这是一种有限的人所无法企及的潜能：

数据处理解决问题，由于计算机的存在，呈现出这种技术集合的内在系统，它在信息层面上表现自身，并在信息层面上运行。正是通过总体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信息，调节了各个子系统。这是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机构都无法完成的事情。技术越是先进，越多的技术部门就会变得独立、自动化和分离化。只有计算机才能做这些事情。显然，不止一台计算机。它必须是一个在系统的所有通信点上相互关联地工作的计算机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之间的连接子系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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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吕尔的描述已经为我们展现出数字网络环境或数字生态的基本面貌：（1）首先，数字网络系统，不是在自然物，而是在信息层面上运作的，我们可以从西蒙东的信息（赋形）和弗洛里迪的信息圈的角度来理解艾吕尔强调的信息层面。比如说，在智能驾驶系统中，系统不是面对真实的物，而是面对经过扫描识别之后的数字化的物，街边的一块石头不是以它的物质形态出现在数字系统中，而是通过扫描形成的对数据归纳和分析，让其形成关于石头的信息（赋形），并传达给智能体，从而让智能体有效地在道路上规避石头。所以，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智能驾驶的汽车避开了石头，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在物理世界发生的，而是通过转化为信息层面上的数字化实体来实现的。（2）其次，艾吕尔看到的数字化网络可以完成前所未有的任务，这些任务是有限的人、群体、机构所无法企及的，而计算机将这些分散的实体变成了技术部门，并在数字化网络中综合起来，我们似乎在艾吕尔这里看到了5G时代下的物联网体系的雏形。（3）数字化网络的根本在于，它是“所有通信点上相互关联地工作的计算机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之间的连接子系统”，在这个意义下，数字生态学不是各个子系统抽象的连接，而是在具体的通信点上的相互关联。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生态是一个扩大版的智能关联主义，所有的行动元、子系统都在这个关联系统下发挥作用，这不是一种玄妙莫测的黑箱式的观念论结构，而是一种真实的唯物主义原则，不过这里的物不仅仅是自然世界中的物，也包含了在数字环境被信息赋形的个体化的物，这些行动元和物形成了关联，并在关联中不断地互动和激发，构成新的关系。与此同时，艾吕尔的技术系统实际上还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这种数字化系统或信息层面上，关联起来的不再是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系统也不是单纯的人类的系统，由于技术系统或数字生态的存在，我们同样可以与非人行动元和非人对象形成互动，形成关联，并实现一种关联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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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New York: Continuum, 1980,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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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国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早已经看到了社会系统绝不是人类之间的系统。在对巴斯德的研究中，拉图尔就指出巴斯德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发现了微生物是导致我们某些疾病的根源，更在于告诉我们，微生物也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成分。在发现了微生物也构成我们的社会之后，我们才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其对象化，纳入到我们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之中，并对其进行处理。例如，当我们发现新冠病毒是导致流行性肺炎的致病因之后，我们意识到病毒实体的存在，并在行动中阻隔其影响，如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戴上口罩，从外面回来之后用洗手液洗去手上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行为实际上代表着新冠病毒作为一个非人实体具体影响着社会交往。拉图尔指出：“我不是在任何隐喻或讽刺的意义上，而是在符号学的意义上使用‘行为者’这个词。事实上，根据巴斯德学派的说法，社会联系是由那些把人组合一起的人，以及把微生物和人带到一起的人组成的。我们不能仅靠人们形成社会。我们必须加上微生物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巴斯德主义以不同的方式重构了社会，我们就不能理解巴斯德主义的任何东西。”①拉图尔在对巴斯德实验室的研究中，得出了实验室中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不是一个仅仅由人构成的网络，在其中也包含了诸多非人的实体，如微生物。所以社会行动者网络是一个系统中所有人与非人的行动元共同构成的网络体，也是它们共同联系和互动形成的系统。

第九章 从信息到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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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我们建立智能关联主义下的数字生态理论。首先，构成智能关联主义下的数字生态，不仅仅是人类主体，也包含了可以参与行动的或者被激活的非人类主体，包括智能体，也包括了能做出反应的类似于游戏中的NPC的行动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每一个行动元都是潜在的力量，它们在数字网络中留下的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只有一部分被赋形，转化为可以被人类主体感知和理解的信息。于是，这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行动网络中，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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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 Alan Sheridan, Joh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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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主体与人类主体的互动。这种互动类似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提出的主体间性问题，也是协商政治和商谈伦理处理最多的问题，在此不用赘述。

(2)人类主体与智能体之间的互动。这个也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的重点，自图灵以来，围绕着人类如何与人工智能体建立起合理的伦理和法律关系，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往往将人工智能体简化为机器人实体或抽象的智能实体来考察，在没有智能关联主义的视角下，这些研究只是希望将传统人类社会的伦理和法律投射到人工智能身上，或者更简单的是，通过承认程序，将现有的智能体（如号称第一个具有身份的机器人索菲娅）纳入到人类的伦理和法律程序之中，从而消化这个另类，而不用太多地更改我们现有的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的知识体系。

（3）在人工智能研究中，还有一个领域很容易被忽视，即非人行动元与非人行动元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因为机器之间的交流，不需要换算成高级语言，即可以与人类行动者沟通的语言和界面，它们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操作可以完全在机器语言的层面上进行。在基层的机器语言上，其数据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不向任何人类敞开的，它们只向人类公布它们最终运算的结果。而人类即便切入到机器语言的界面上，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们只能看到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代码，这些代码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噪音，一种无法感知、获取意义的噪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着一种困境，人类行为者发现自己仅仅只是整个社会行动者网络或数字生态下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在非人对象或物之间交换形成的。这个趋势在物联网时代会更为明显，人虽然仍然处在系统的中心地位，但物与物、机器与机器、传感器与传感器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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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为公司的5G演示中，位于上海的挖掘机操作员通过传感设备，甚至可以控制远在河南的真实的挖掘机。倘若在5G通信技术的帮助下，物与物、机器与机器的联系将会打破传统空间的局限，而形成更大的物联网络，而这种基于数字化的信息圈的联系将史无前例地把空间范围内的各种对象物联系在一起，形成海量级别的智能关联，从而造就前所未有的数字生态。我们的生命，由于被编码和数字化，已经成为了这个庞大的数字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和诸多非人对象形成的关联，而在这些全新的关联之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许，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格拉汉姆·哈曼的物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称 OOO体系），哈曼解释说，O0O体系要求“所有物体都必须得到同等的关注，无论它们是人、非人、自然物、文化物、真实物还是虚构物。物体与它们的属性并不完全相同，而是与这些属性有一种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关系正是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变化的原因”①。哈曼试图将000体系建构为数字时代物体系的本体论，一种新的万物理论，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的确，由于信息的赋形，让坐落于大地上的身体不再是我们衡量交往的唯一尺度，而更重要的尺度是，是否能够在智能算法下获得数字化的赋形，这决定了一定的数据是否成为了信息环境下的个体或行动元，只有成为个体或行动元，才能成为数字生态环境或信息圈中的关联的项，才能在数字化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中形成互动和交往，最终实现行为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十分次要，人与人的关系只是整个巨大的数字生态下的极小的一部分数据内容，而如果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真正了解大数据时代的生命形式，就必须看到这种新的万物理论，一种在数字生态下的物体系。然而，与哈曼不同的是，这种人与非人、自然物与文化物、真实物与虚拟物之间的智能关联主义并不会形成哈曼所谓的平等关系，在这个数字化的架构中，仍然存在着等级制。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在人与物之间、人与虚拟程序之间、人与智能体之间，以及其他的各种非人智能体之间形成的关系并不会形成人类所期望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按照关联形式生成的等级关系。平等关系只是哈曼等人将近代启蒙以来的人文价值粗陋地投射到物和非人智能体上的结果。但是，哈曼指出的大致方向没有错，在数字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智能算法的运算下，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是，作为一个被高度编码和数字描绘的行动元，我们已经被整合到数字生态下的物体系之中，我们不能以噪音的形式存在，唯有将我们自己变成系统可读、可理解的信息，我们才能重新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获得生命。这是智能算法下的生命形式，通过解释性的智能算法，我们生命本身也在信息圈和数字社会行动者网络中生长，但是与我们的生命同时生长的，还有那些被视为非人的智能体的行动元，它们构成了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关联物，与我们如影随形。未来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智能对人类的毁灭，未来的万物互联之下的生命形态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与非人行动元在数字生态下的共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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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aham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7,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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