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马克思：劳动力→交换体系→实现的价值（工资）→被遮蔽的价值（剩余价值）

拉康：欲望→象征体系→实现的欲望（S(A)）→被遮蔽的快感（对象a，剩余快感）

实际上，在很多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两个不同的构成被视为同一个过程。一个是万物被算法转化为数据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学者，如乔纳森·克拉里和堤昆，就认为在万物被数据化的同时，主体就被掏空了，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克拉里和堤昆的错误在于，他们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存在物被数据化的过程看成了是数据平台和智能算法控制所有人与物的过程本身，但准确来说，算法和平台的控制是在普遍数据化之后的另一个算法过程实现的，世界普遍的数据化只是后一个过程的前提条件而已。伊安·博格斯特（IanBogost）曾经为算法过程给出过一个描述，算法过程“是一种简化和扭曲，将一个复杂的系统从世界中提取出来，并将其抽象为捕获该系统中的某些逻辑、并丢弃其他逻辑的过程。”①那么，博格斯特的说法是，存在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数据化构成，一个是算法构成。数据化过程是一个普遍抽象的过程，即万物皆可数据化，但数字资本主义真正的权力并不在于数据化过程，而是在于第二个构成即算法过程，算法过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筛选，一部分被视为有用的数据，被转化为流量一数据，而另一部分被平台算法所过滤，并被抛弃，成为了剩余数据。我们可以给剩余数据一个准确的说法：在我们行为生产出来的数据中，存在着大量被平台算法遗弃的数据，这些被遗弃的数据，对于资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它们的确也是这个世界上万物运动和交往所形成的数据。不过，由于这些数据不利于资本牟取利润，也不利于算法治理的直接控制，于是它们被抛弃了。相对于那些用来做精准数字图绘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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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立陶宛]伊格纳斯·卡尔波卡斯：《算法治理：后人类时代的政治与法律》，邱遥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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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拉康的剩余快感的公式中，引出剩余数据的公式：

数据→算法体系→实现的流量（流量—数据）→被遮蔽的数据（剩余数据）

从这个公式表达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两个结论：

（1）和马克思的交换形式和拉康的象征形式一样，我们可以从数字时代的算法构成中得出一种流量交换体系，也就是说，符合平台算法的数据才能作为流量一数据被广大用户看到和听到，成为吸引眼球的流量。流量交换的基础是算法，是在平台基础设施上形成的过滤的结构，所有数据，只有符合这个结构，才能在数字世界和元宇宙世界中被看到，反之，则成为剩余数据。

第十章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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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算法的流量交换的基础，恰恰是大量被排斥在算法过程之外的剩余数据。正如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揭示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逻辑的崩溃，拉康的剩余快感的揭示意味着象征秩序的逻辑的崩溃，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通过某种方式揭示出来的剩余数据也会造成带有牟利和控制倾向的平台算法的崩溃。不过，这里有个基础问题，所有的数据作为代码存储在机器空间里（如服务器、传感器、中继器等），它们本身并不对人类开放，也即是说，当我们直接在机器里看见这些代码时，我们实际上什么不知道。换言之，除非经过特定算法的翻译，这些数据所包含的内容一般不会向我们揭示出来，唯有通过特定算法的中介，作为主体的我们才能面向剩余数据。

那么，从这里我们进一步得知，算法过程是数字空间中主体必不可少的中介，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数据，包括剩余数据，都必须通过算法来实现。因此，在面对剩余数据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简单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些剩余数据，相反，这个是一个纯粹数字技术的问题。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从来不是算法，而是某些算法，即那些被资本殖民化的数据平台用来牟利和控制主体的算法。正是那些带有严重偏向和歧视的算法制造了大量的剩余数据，而剩余数据的出现，并不是让所有的计算机算法崩溃，而是让那些为特定资本平台和控制权力服务的算法陷入僵局。那么，剩余数据的价值，就是在于提出在平台算法过程之外，我们可以用另外的算法来重新组合各种数据。我们看不到剩余数据，不等于这些数据不存在，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算法模式让其在数字空间之中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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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让我们回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相关论述，福柯指出：“考古学试图确定的并不是隐藏或显现在话语中的思想、再现、影像、主题、烦扰，而是那些话语本身、那些作为遵从规则的实践的话语。考古学不会把话语看作是文献、另一物的符号、应该是透明的要素，但应该经常穿过这种要素令人讨厌的不透明性，以便最终在这种不透明性得以保留的地方重返主要部分的深处；考古学在话语自己的容积中把话语作为遗迹来探讨。”①福柯的考古学在历史叙事的间隙中挖掘出那些不被人们熟知的历史遗迹，而正是这些历史遗迹让观念史的连续性叙事遭到了挑战。同样，在数字时代的剩余数据的考古学，当然是在人们创造的新共享算法基础上的数据考古学，帮我们从平台塑造的流量一数据的信息茧房中走出来，看到更为广阔的数字时代，那样，在资本和权力控制下的平台算法，在剩余数据的浮现之中崩溃掉了。剩余数据是一种双重逃逸，一方面它帮助人们逃逸了被算法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中的有限主体，在剩余数据及其算法基础上发现另一种构成主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让人们逃逸了数字资本主义控制，成为人们让殖民化的平台算法流畅控制一切的逻辑陷入僵局的手段。这是新的克里纳门，是数字时代的卢克莱修，剩余数据让平台资本的算法发生了偏斜，正是这个新的偏斜塑造了另一种数字资本之外的主体运动，我们再次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的诗句来宣告剩余数据的考古学的偏斜：

第十章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①[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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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不确定的时刻和极不确定的地点，

它们都会从它们的轨道稍稍偏斜

但是可以说不外略略改变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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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入此门者，当捐弃一切希望。

——但丁《神曲·地狱篇》

这句诗出现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首诗中，那是地狱之门的门楣上镌刻的文字，颜色黯淡而阴森。当人们问道究竟有什么样的人会出现在这道大门之后时，作为主角导师的维吉尔回答说：“这是那些一生既无恶名又无美名的凄惨的灵魂发出来的悲鸣哀叹……他们没有死的希望，他们盲目度过的一生如此卑不足道，以至于对任何别种命运他们都忌妒。世上不容许他们的名字留下来，慈悲和正义都鄙弃他们。”①是的，籍籍无名之辈，出现在这里，在这里的灵魂，既无恶名，亦无善名，他们只是在尘世间庸碌平凡地度完一生，甚至无法在大地上留下一丝痕迹，在地狱之门背后，他们无法上升，亦无法下沉。他们的生命毫无深度，只是一具具被抽空了希望的空壳。因此，导师维吉尔都不会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的生命与灵魂都不值一提。

①[意]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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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也是我们今天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存状态吗？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扇门，但那扇门不再叫作“地狱之门”，而是不断改换着名称，或者叫作“数字之门”，或者叫作“赛博之门”，也可以叫作“元宇宙之门”，但无论其名称如何更改，镌刻在门楣上的黯淡而阴森的文字却没有丝毫更改：“入此门者，当捐弃一切希望。”与地狱之门背后相似的景观是，在数字空间中游荡的同样是一些没有恶名，也没有善名的灵魂，这些灵魂也无法留下什么真正的痕迹，只有转瞬即逝的关注度和点赞，在此之后，那些被数据中介，被算法控制的灵魂在那个虚无缥缈的空间里游荡着，游荡着，甚至不会传回一点点回音。他们脚下的大地一片死寂，只有偶尔看到服务器和中继器数据交换的微光闪烁。

这是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最悲观的描述，韩炳哲的《透明社会》乔纳森·克拉里的《焦土故事》，再到南希·弗雷泽的《食人资本主义》，其实都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在当代资本主义掌控之下，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治理，让大部分人还原为难分彼此的数据一流量的用户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用户的数据不断被平台提取和使用，从而让每一个用户都按照算法设定的轨迹运行，在这里，我们再也看不到马丁·布伯所说的“身处鲜活世界的生命”，而是一个个被数字界面中介的灵魂，卡戎已经不在无忧河边摆渡，而是将市场拓展到了数字的边界处，向希望使用数字界面的用户摊开双手，说道：“要上船吗？拿你们的灵魂来交换。’

这是否就是逐渐步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人的命运？从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机器的轰鸣，到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的奠基，再到通过5G通讯和数字化互联网建立的数字平台，人类究竟是在技术的簇拥下前进，实现巴别塔不曾实现的梦想，还是逐步沦落，成为被冥河摆渡人卡戎双手榨干的灵魂？数字社会究竟带来的是新的繁荣，还是一片数字焦土？倘若是后者，我们如何在这片焦土上活下去，这就是时代对今天的人文学者内心的拷问。存在，还是不存在，堕落，还是拯救，都需要我们在数字技术为我们敞开的门扉上继续追寻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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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无根之人

1929—1930年的弗莱堡大学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将自己的课程名称命名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次学期上，他讲述了一次特殊的经历：

我坐在冷冷清清的铁路的一个小车站里，离火车出发还有四个小时时间。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尽管我包里还有一本书，但我要读这本书吗？或者想一个问题，究竟想什么问题呢？我没法做任何事情。我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又看了看一旁的桌子，我对车站和那些不熟悉的地方有些陌生。我又看了看钟—这才过了一刻钟。我跑到小镇的主道上，来来回回走着，想干点什么事情。但一点用都没有。随后，我数了一下主道路旁的大树，又看了看我的表—离我上次看表才过了五分钟。我再次来来回回的踱步，顺势坐在一旁的石头上，在沙地上画画，画完之后又看了看我的表，也才过了半个小时。①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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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这个经历，后来被他定义为“深度之无聊”（tiefeLangeweile)。这种深度之无聊，恰恰是由于小站的火车晚点，让他感受到这个每周都要经过的小镇，对于他来说是如此的陌生。陌生的不仅仅是车站内部的构造，他看到了不熟悉的桌子不熟悉的站内的大厅，甚至走到他总会路过的小镇，这个小镇上的一草一木都不怎么熟悉。平日火车正点的时候，他会匆匆从这里路过，搭上火车，奔向他上课的所在地一弗莱堡。对于他每次都经过的小镇和车站，尽管他曾经在那里存在，但那个小镇的一景一物都如此与之疏离。只有在火车晚点的时候，他才会偶尔驻足，以深度之无聊的方式来感受小镇和车站中的一切，这个小镇和车站仿佛才第一次向这位哲人展现为现实的存在。也只有在这一刻，那个小镇和车站才向此在展现出其可能性，正如海德格尔继续写道：“正是这种召唤，让我之中的此在本真地成为可能。与拒绝携手并进的对可能性的召唤，并非在某个不确定的地方指出此在无常多变的可能性，而是十分明确地指出，任何让其成为可能的东西，都维持和引导着此在的所有本真的可能性。”②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曾经在某个场所存在过，但我们对那个地方，对那个场所没有感觉，没有思考，没有深入的交往互动，当然，这个场所就无法向我们的生命展现为一个场所。换言之，此处的小镇和车站，并没有向路过的此在呈现为本真的可能性，这势必意味着在匆匆而过的此在那里，那是存在本真可能性的丧失。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此在剥离了其本真的可能性，我们只能是匆匆而过的过客，呈现为意见转瞬即逝的点？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中，这样的小镇和车站只是一个抽象的空间拓扑学上的点，这个点与其他的我们曾经过的点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只是路过，只是在那里匆匆而过，在那里，我们不会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只有在抽象的平面地图上，它才会标记为我曾经路过的点。或者说，在我们不断为生活而奔波、不断在体制化的生活中，我们被整合到一个巨大的机器之中，正是这台机器让我们忘却了周遭的环境，忘却了身边的小镇和车站。通过火车站和工作的装置，我们眼中只能看见时刻表，看见手表上的指针，以及为我们处于资本主义体制之下的工作和生活规划好的路线，但我们看不到一个正在叫卖的小贩，一片从路边飘落的树叶，也看不到微风吹起的我衣服上的褶皱。正是这个路线，让我们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世界，这导致了我们虽然在世界上，但只能透过那个固定的抽象的拓扑学路线来理解世界，除此之外，对于处在巨大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此在而言，一切都似乎等于不存在。我们被这个巨大的资本主义装置中介了，在这个装置的中介之下，我们不再是完整的可能性，不再是本真的生命，而是附着在那个机器之上的无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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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trans.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0

② Ibid.,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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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1953年为慕尼黑理工学院的所做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再一次回到这个话题。不过这一次他没有使用“深度之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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