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三、作为驼背侏儒的数字生产：数字资本主义背后的奥秘

一天，以色列宗教学者大卫·弗拉瑟（DavidFlusser）正在思考古希腊语的“信仰”（pistis）的含义，他低头思索，在雅典城里随意地走着，无意间他撞到了一面墙，他抬头看到，那面墙上嵌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信托银行”(trapeza tēs pisteos)，在弗拉瑟看来，这是一个隐喻，在对神的信仰和对资本的信托之间似乎存在着神秘的联系。正如本雅明早年写过的一篇命名为《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文章，其中他已经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仅仅是一种实体的货币，而是一种抽象的信仰，一种拜物教式的信仰，正当基督教将自己的希望托付于上帝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投机商和掮客，信贷用户和金融大鳄，甚至那些普通的购买股票、基金、债券、外汇的用户，正将自己的希望托付给新的信仰，信贷的信仰。在此，本雅明用一种末世论的语调提醒着金融资本主义下的人们：“上帝没有死，他已经被纳入人类的命运之中。”①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上帝没有死亡，他已经化身为货币，今天的教堂被世俗王国祛魅，反而那些高耸入云的金融大厦和银行正在取代中世纪教堂的地位，它们都用一种非实体的方式构成资本主义的帝国，在表面上，它们依赖于一个抽象的货币，而在本雅明看来，它们依赖于一个更为抽象的东西，那个隐藏在货币背后的资本，已经操纵着这些资本的贪婪的目光。难怪在后来的阿甘本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在这种宗教中，崇拜者从任何对象中解放出来，从任何罪恶中解放出来（从而从任何救赎中解放出来)，因此，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没有对象：它相信纯粹的信仰事实，相信纯粹的信用，也就是相信金钱。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其中信仰——信用——被取代了上帝。换句话说，由于信贷的纯粹形式是货币，它是一种宗教，其中上帝就是货币。这意味着，银行——它只不过是生产和管理货币的机器—已经取代了教会的位置；而且，通过管理信贷，它操纵和管理信仰———稀缺的、不确定的信任——而我们的时代仍然对自己有信心。”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Walter Benjamin, "Capitalism as Religion",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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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银行业和金融业崛起并占据了之前产业资本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而是说，在金融和产业背后，都藏着一个驼背的侏儒，那些烟雾缭绕的曼彻斯特的工厂的烟囱，曼哈顿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都是那个敞露在桌子外面的穿着土耳其服装的傀儡，我们需要理解的不是傀儡，不是夸耀资本主义创造了多么神奇的魔法，而是需要理解在这些魔法背后所隐藏的驼背侏儒。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绝不是在它良性运行的时候来审视其运作的机制，相反我们要在它遇到障碍，无法继续施放其魔法的时候，才能揭示出它隐藏的獠牙。正如阿甘本认定，如同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征兆一样，那个操纵着傀儡的驼背小人，也只有当他在某一步没有成功地指挥傀儡走出一招好棋的时候，才能发现他的真实存在。当然，尼克松宣布脱离黄金兑换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宣布的不仅仅是与黄金脱钩，也意味着我们看到了原来在经济学中颠簸不破的原理，竟然被资本主义自己废黜了。资本主义宣布了那个在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关联性，从来都是虚假的关联，真正控制资本主义的命脉的操纵线仍然在资本的侏儒手里，也正因为如此，在所谓的美元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美元仍然依附于石油和美债，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美元潮汐周期性地收割财富。在进入21世纪之后，美元的傀儡仍然健在，但那个驼背侏儒的线索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序篇数字的神话、资本的魔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如何可能？

① Giorgio Agamben, Creation and Anarchy, trans. Adam Kotsk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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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雅明和阿甘本引出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一旦美元及其金融工具脱离了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一般，是否能够仍然支撑着金融帝国主义的大厦？本雅明和阿甘本错误地将这种理论归为了信仰，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转向了一种神秘主义，但其实，他们仍然在资本主义施魅的魔法之中，不能自拔。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兑换体制的脱钩，而是脱钩之后，大量的美国实体生产部分，被转移到了海外，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需要实体的生产一般，而是说，它不需要在本国的空间范围内继续运作这些实体工业的生产，将高污染、劳动力密集，以及阶级冲突带来的风险推向第三世界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敢于将这些产业生产部分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恰恰在于他们控制了轴线，当美元在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为世界货币，而任何国际贸易都不得不选择锚定美元时，那些被转移到国外的产业部分，事实上仍然受控于华尔街上的金融大鳄们，他们操纵着手里的美元和金融轴线，让世界经济的命脉也随着他们的贪婪一起运转。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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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雅明和阿甘本为我们讲述的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的状况，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找到傀儡背后的驼背侏儒的线索。有趣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提到了基督教的信仰，马克思说：“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①相对于本雅明和阿甘本，马克思更加直接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良序运行，恰恰在于其外表上的神话系统。当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的时候，表面上维持的是一种信用的体系，但事实上是一场投机的赌局，而这场赌局已经被染上了资本主义浪漫的玫瑰色彩，让普通人沉醉于其中。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的良序运行，当然依赖于其“编造的神话”，在这种神话之下，一切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不过是这种神话的不成熟的样态，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的原因所在。资本主义不断在神话中建构了以自己为顶点的时间和空间的螺旋式金字塔结构，而外在于资本主义框架的一切他乡和过去，无非都是这种神话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指向了神话的中心，但那个中心的驼背侏儒我们却看不到他的存在。

序篇数字的神话、资本的魔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如何可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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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种神话得到了进一步延伸。数字资本主义的神话认为，数字经济代表着一种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神话的杜撰者们跟我们讲述着各个数字经济时代的概念，例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元宇宙经济等等，在这里面有知识共享、数字共享、人工智能、算法治理等一系列的范畴，仿佛我们一旦抛弃了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的层面上，我们将会过上前所未有的生活。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数字经济只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外衣，而不是其取代物，就像我们前文谈到的，当我们在互联网上订蛋糕时，那个蛋糕仍然是实体企业生产的。无论数字经济为我们画下了多么大的饼，实体经济仍然支撑着数字经济和虚拟经济，任何虚拟经济中的东西都无法真正取代实体的消费，只要我们身体仍然需要吃饭、喝水、出行、住宿，那么实体经济就仍然会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问题，不难发现，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根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即便在美国那样的构架中，它的实体经济大量外移，但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和金融，以及他们的消费仍然需要大量的第三世界的实体经济来支撑。同理，数字经济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当然，数字资本、数字经济是一个新事物，但绝对不是在取代实体经济意义上的新事物，它的新意在于，通过大数据和数字化控制、自动化流程和数字物流管理，试图将不同的全世界各地的实体生产部门统一在一个大的数字逻辑之下，谁掌握了这些核心的数字逻辑，谁就掌握了全球经济的命脉。换言之，未来世界的关于数字化和通讯技术、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竞争，与其说是在某个具体产业上的竞争，不如说，谁掌握了一般数据和数字控制的轴心，谁就成为了那个驼背侏儒。而在今天，控制着这些数据中心和算法的就是平台资本，从扎克伯格到贝佐斯，从比尔·盖茨到埃隆·马斯克，当我们以为他们是数字产业的新媒体的资本家时，我们都犯下了一个错误，因为那些数字外表，无论是Google、Twitter，还是苹果手机，不过是用来控制的外壳，而在这些外壳下面，包括在特斯拉之类的自动驾驶技术下面，掩藏的是，这些技术已经通过数字控制的轴线延伸到所有的生产部分，从第三世界的粮食生产供应到中东国家的石油，从东南亚的服装生产到韩国的半导体，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成为了这些大平台的数据控制的对象，这不纯粹是数字经济，而是通过数字控制工具控制一般数据，从而控制了全球性的生产一般的平台。当马斯克、库克、贝佐斯、扎克伯格等人在聚光灯下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数字帝国的奇迹的时候，实际上，支撑他们神话的是每一个具体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部门。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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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耳边再一次回响着马克思的教诲：“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当扎克伯格、盖茨、贝佐斯、库克等人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帝国在畅想未来社会的神话的时候，必然意味着他们的资本已经将吸血的血管深到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生产部分，甚至每一笔金融产投资的内部，滋养着这个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奢华的外表，如果没有这种滋养，或许数字资本主义华丽的外表会迅速萎缩。这就不难理解，当2022年上半年美联储宣布连续几次加息之后，那个由中本聪宣布的去中心化的不以任何国家的货币为支撑的比特币开始一路狂泻，因为比特币和其他区块链的货币都是一种需要靠汲取工业生产一般的数字神话，它们需要一般数据和生产一般的支撑，让这个信仰可以吸纳更多的信徒，就像弗拉瑟遇到的信托银行与古希腊语中的信仰含义一样。本雅明的精妙的傀儡，如果没有隐藏在下面的驼背侏儒，它再华丽也无法下出精妙的棋招。同理，没有产业上的工业生产，没有控制生产的一般数据，数字资本的神话无论多么美妙，终归还会走向破灭。透过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透过人体解剖的钥匙，我们似乎看到了资本控制的生产一般仍然是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奥秘的侏儒，但是这个侏儒不再是以往那个侏儒，今天的生产一般已经被数字技术套上了一般数据的羁轭，让数字资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控制着全球的生产。如果仍然还有人迷信于这种数字神话，我们只好模仿马克思的口气，对他们说：“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①

序篇 数字的神话、资本的魔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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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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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数字时代的主体

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2015年12月23日，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名叫理查德·达巴特（Richard Dabate）的男子报警说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戴面具的入侵者进入家中并杀害了他的妻子。警方反而逮捕了达巴特。对达巴特的逮捕令申请显示，侦探们发现达巴特的证词很可疑，随后转向了达巴特和受害者的各种数据档案：短信、电话、电子邮件、Facebook、苹果iMessage，尤其是受害者的Fitbit活动追踪器。数字可穿戴设备公司向警方公布，受害人的Fitbit身体活动记录表明，在嫌疑人声称看到她被枪杀后，受害者信息仍然活跃在Fitbit的云端，说明那时受害人还活着。这些数据虽然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促使警方拒绝了达巴特的证词，并以涉嫌谋杀罪逮捕了达巴特。2014年，健身追踪器Fitbit的数据可以当成法庭上的证据。该案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数据化的“我”可能会出现在法庭上，并建立一个可以凌驾于我自己言论和记忆之上的具有权威性的真相。

达巴特案件的关键并不在于Fitbit公司是否应该将云端的数据作为证据呈给法庭，或者说，这种数据是否侵犯了用户的隐私，而是在于，在人的证言和数据的客观透明性之间，法庭会做出何种抉择？随着智能设备的大量增加，随着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的出现，我们周边会出现大量的带有传感器、中继器、边缘计算的设备，这些设备会形成海量的数据，而用自己的身体来感知世界的主体，对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数据交换和传输一无所知。关键在于，这些数据交换和传输并不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当Fitbit的云端收集了达巴特妻子的运动数据时，实际上，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要比达巴特的记忆和证词更能说明当时的真实状况。这已经不纯粹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而是关乎在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今天，处于高度智能机器网络中的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仰，人的身体对世界的感知，已经由纯粹生物性的思考和记忆逐渐转向另一种感知和记忆，这种感知和记忆就是机器感知(mechanical sensibility)。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随着智能环境的进一步加强，与其说是我们的身体感知，不如说是由数据构成的机器感知正在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在机器感知下的理解，进一步成为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世界的关系，我和我的身体的关系，乃至我和我自己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被大量数据疏离化（Entfremdung）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现象学命题，即我们是如何通过我们的身体去理解和掌握我们周遭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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