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当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各种终端设备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设备，人们早已习惯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ikTok、Steam等平台进行娱乐和社交，我们的数据被各个平台和应用所提取，并通过传感器、中继器、信号放大器、基站来传播。毫无疑问，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数字时代。与之相伴随的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他们的平台的数字霸权掌控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数据资源，这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我们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然而，尽管近几年来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逐渐成为热潮，但迄今为止的诸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梳理和概括，缺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

在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是无法回避的，这个概念就是：数字劳动。实际上，在20世纪末，当代美国批判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已经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劳动的泛化问题，他们说道：“在后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时代，在工厂一社会的时代，以及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取得胜利的阶段，劳动彻底处于生活的重心，而社会作业彻底扩展至社会的各个场所。这就将我们引向一个悖论：就在理论无法看到劳动之时，劳动无处不在，并且在所有地方成为唯一共同的实体。”①的确，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劳动无处不在，我们看手机和刷抖音视频的行为或许可以成为数字劳动，滴滴司机开车刷单的行为可以是数字劳动，甚至游戏玩家在王者荣耀中来场对战的行为也可以是数字劳动。这仿佛让数字劳动看起来不再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产业劳动的概念，给人感觉今天所有行为都成为了数字劳动。但是，这种将数字劳动泛化的观念，让理论进入数字政治经济学分析缺少相应的基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设定，来确立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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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数字劳动？

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被颁给了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作品《寄生虫》，这部作品用鲜明的手笔对比了当代韩国社会两种不同阶级的人群的生存状况及其矛盾。作为底层阶级的金基泽一家，没有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在整个故事发生之前，他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全家人靠为披萨店折叠外卖盒为生。折叠外卖盒，就如同19世纪欧洲的一些工人阶级妇女在家里为工厂叠纸袋的工作一样，后者在工业革命兴起时就出现了。从其实质而言，这种工作形式算不上什么新劳动，不仅不算，而且是非常古老的劳动形式，一家人以计件工资的形式接收着来自披萨店的外包工作。然而，在电影场景转向披萨店员来验收外卖盒的时候，却无意中道出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这些劳动成果，即这些折叠的外卖包装盒是披萨店用来接收网上订单用的，在表面上看起来与数字时代和互联网完全没有关联的劳动（一家人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一起折叠包装盒的劳动）却与数字时代的网络商务联系起来，他们的最终劳动成果进入了披萨店和网络订单用户之间的交换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他们一家人在一个前数字时代的环境下（导演特别强调了这个地下室的空间是几乎没有网络的，所以主角儿子金基宇要不停以各种刁钻的角度去蹭邻居家的WiFi)，他们的劳动是否是数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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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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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网约车司机。他们的劳动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如Uber）接受订单业务，然后就是一种很传统的劳动形式，即他们开车到指定地点，接上顾客，再将顾客送到目的地，其中的计费形式，仍然类似于传统计程车的里程计费，在整个载客过程中，他们也会与顾客谈笑风生，他们和以往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信守着他们的职业道德，按照标准给乘客计价。那么是什么将他们的驾驶劳动与传统的出租车司机区分开来？答案只有一个：平台。出租车是招手即停的，顾客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关系，顾客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纯粹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匹配。但网约车不同，顾客在平台上下单，而司机同样在平台上接单，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匹配不再是传统的空间匹配，而是数据算法的匹配。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来了，在数据中究竟是如何实现顾客和网约车之间的匹配呢？其实网约车平台会给乘客和司机同时打分，乘客的预约单子会被划分成三六九等，而司机这边被分配了不同的分值，那么具有高分值的司机当然可以拿到更好的乘客预约单，而分值差的司机只能拿到他们口中的“水单”。这样的算法匹配带来的结果是，司机若想拿到平台上的优质单，就不得不拼命地挣平台给予他们的分值，只有分值的增加，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盈利机会。这进一步带来的问题是，网约车司机劳动的一部分目的转向了一个平台提供的抽象分值，而不是直接去挣取乘客的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司机的劳动是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租车司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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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传媒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给出的。福克斯提出，在我们使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网络应用时，会看到不同长度和层次的广告，以Facebook为例，我们在浏览界面的时候，它们已经通过后台的算法明确了解了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喜欢哪类帖子和影片，以及总体的行为习惯，这意味着在应用的后台，它们已经给我们进行了准确的数字绘像，其目的在于，它们可以精准地将一些广告投送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潜在的消费者。那么，当我们被广告所吸引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独立的互联网用户，而是变成了今天数字经济学经常说的产消者（prosumer)，我们在消费，因为我们在看广告，花钱，欣赏我们喜闻乐见的东西，但我们同时也是生产者，我们生产了数据，被后台的大数据算法精准分析和分类，变成特定的欲望和诱惑的对象。所以“Facebook从来不只是一个社交平台，相反，它利用了我们的社会交往行为，方法就像特百惠的聚会一样……Facebook真正的最终用户是那些想接触并影响我们的营销人员。他们是Facebook的付费用户，而我们是产品。我们是Facebook的工人。无数个小时，我们（特别是年轻人）在Facebook上用我们的个人记录形成未付报酬的劳动，Facebook用它来证明其股票价值的合法性。”①福克斯发现了一种真正不同于传统劳动方式的数字劳动，这种作为产消者的劳动方式，在数字时代之前根本不存在，而仅仅在互联网应用及其背后的大数据算法出现之后，用户的浏览、游戏、刷视频、点赞等行为才被定义为数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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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数字劳动研究中，这三种形式的劳动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视为数字劳动。其中原因在于，在20世纪末，从互联网的诞生，从网络用户进入这个虚拟世界开始，如尼葛洛庞帝、卡斯特尔、丹·席勒等人就已经将这种围绕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后面简称为ICT）的新资本主义形式称为“数字资本主义”，那么与这种ICT技术密切相关的行为和劳动都可以称为数字劳动。在这个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想家莫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看法，数字劳动“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可以是直接通过操纵符号来生产原创知识的个体，也可以是图书馆员，快递服务公司的员工，甚至是装配电脑线路和原件的劳工他们，从事的都是数字劳动”①。和奈格里、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等人一样，拉扎拉托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的概念，来涵括一切在ICT技术下的劳动形式。如果按照这个宽泛的定义，《寄生虫》中金基泽一家为网络订餐的披萨店折叠外卖盒的劳动也被囊括于其中，尽管这种劳动形式与19世纪在家庭中从事折叠纸袋的女工做的工作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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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交媒体批判导言》，赵文丹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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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泛化的非物质劳动的定义相反，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对数字劳动做出了一个层级结构的定义。正如他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这本著作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ICT产业中的一些劳动进行批判地理论化，其总问题是：什么是数字劳动？如何透彻地理解它的工作条件？”②在这个意义上，福克斯思考的基础仍然是ICT产业，以及围绕着这个产业开展的一系列劳动层级。基于具体案例的研究，他将各种数字劳动分成了四个不同的层级：首先，他谈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极其野蛮的条件下开采用于制作计算机、智能手机、服务器、电池等电子产品的钼矿和铂矿的矿工，他以控诉的口吻描写着刚果军政府对矿工的野蛮剥削：“铂金是一种生产硬盘的主要资源。所有的硬盘都含有铂，据估计，铂金占硬盘合金的35%。这意味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不仅仅基于对非洲矿井工人的剥削，而且是流血的剥削。……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是一个血腥产业，其凶残性和剥削性隐藏在商品拜物教的背后：例如，像申脑或硬盘这样的东西是劳动关系的产物，但这些关系是不能通过审视产品而被观察和体验到的，它们隐藏在终端产品的背后。”①其次，在ICT产业的硬件层次上，福克斯谈到了东南亚和印度的富士康工厂，这是一种19世纪式的工业装配产业，它们处在刚果矿工的下游产业链上，但富士康工厂的劳动形式与传统产业的劳动形式也并无太大差别。再次，在软件层次上，福克斯看到了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等地的外包软件工程，相对于刚果矿井和富士康工厂的恶劣的劳动条件，印度的软件工程师“主要来自中上层阶级，均受过很好的教育”②，这让他们在整个ICT产业链中具有相对优渥的劳动条件。最后，处于ICT产业的最上游的是美国硅谷里的白领精英，他们不需要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也不需要像印度的程序员一样每天不停地敲代码，他们成为了“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③。虽然他们还是受雇佣者，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都是ICT产业其他环节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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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Paolo Virno,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33.

②[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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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克斯围绕着整个ICT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其生产劳动进行了四个层次的划分，但是这种划分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是否ICT产业的劳动就是数字劳动？或者说，只要与ICT产业有一点关系的劳动都是数字劳动？当拉扎拉托等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可以扩展到一般的家庭分包式劳动，而福克斯谈论的ICT产业下的矿工和血汗工厂的工人都被纳入数字劳动中来，那么这种劳动形式与传统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形式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铂矿和钼矿工人的采矿劳动和19世纪英国兰开夏郡的煤矿工人的劳动中看到什么区别？富士康工厂里的劳动与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女工的劳动有什么本质不同？仅仅是因为这些劳动为数字经济的ICT产业服务吗？仅仅从ICT产业及其整个生产链条来区分数字劳动和非数字劳动是否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①「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0页。

② 同上书，第269页。

③ 同上书，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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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数字劳动的认识，不能依赖于所谓的ICT产业的区分，毫无疑问，今天刚果的矿工劳动和东南亚和印度的富士康工厂的血汗劳动仍然属于传统的产业劳动部分，它们的存在形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19世纪的产业劳动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排除《寄生虫》中金基泽一家折叠外卖盒的劳动是数字劳动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劳动与互联网订餐有一定的联系。那么网约车司机和观看Facebook界面的用户的劳动是不是数字劳动？我们可以说，Facebook用户的劳动当然是数字劳动，因为这是传统产业不具有的劳动形式，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相对复杂，他们的行为既有传统劳动的成分，也有数字劳动的成分，是一种复合型劳动。网约车司机的驾驶劳动仍然是传统性质的，但是他们的驾驶受到了平台数据的监控，他们接受平台评定分数的制约，同时也不得不为挣得更多的分值而拼命工作，这使得他们的劳动形式具有了数字劳动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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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在新的界面上来定义什么是数字劳动。这种界定不是产业性的，不能根据互联网产业或ICT产业来划分不同的劳动形式。最关键的是，什么东西是在数字技术产生之后才出现的劳动形态，譬如观看视频的行为、网约车刷分的行为等等，都是在大数据技术下才具有的独特性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定义，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成为日常生活的基础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称之为数字生产方式(digital mode of production)，而与数字生产方式相对的是产业生产方式(industrial mode of production)。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定义数字劳动：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产生，并能够形成一定的生产后果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数字劳动。相反，一个劳动行为即便与ICT相关，但如果它仍然依附于传统的产业生产方式，那么它就不是数字劳动，而是产业劳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折叠外卖盒、在刚果的采矿劳动、东南亚和印度的富士康工厂流水线上的劳动都不是数字劳动的根本原因。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数字劳动，我们接下来必须理解什么是数字生产方式。

二、一般数据：数字生产方式下的劳动构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带来的产业革命，并不是对旧社会秩序的直接延续，而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变革，而这种历史变革，并不是体现在了人的观念之中，也不是体现在某种启蒙或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体现在一种社会存在的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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