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在数字时代的劳动被解读为“非物质劳动”的问题所在。我们在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TikTok等应用时，关键不在于我们上传了多少视频，转发了多少文章，或者对某些推送点赞或评论，而是在于，我们这些行为都属于一个统一的“一般智力”。哈特和奈格里等人认为，我们这些活动之所以构成了非物质劳动或数字劳动，仅仅在于我们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上，形成了一种一般智力的生产，这种生产也被哈特和奈格里称为“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这种生产是非物质性的，因为数字劳动从根本上变成了生产“一般智力”的非物质生产劳动。不过，哈特和奈格里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他们指出数字时代的生产是非物质生产，而是认为这种非物质生产的劳动已经彻底取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指出：“第一个趋势就是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中非物质生产的霸权或者主导地位…例如，图像、信息、知识、感受、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因素和商品。”①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已经是一系列图像、信息、认知、感受的生产，而物质生产在这种非物质生产之下变得不再重要，从而马克思对物质商品和资本的批判，也逐渐让位于非物质的一般智力的批判。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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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和哈特、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从根本上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之外，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特定的劳动类型，这种劳动类型不生产物质产品，而是生产一种感觉、关系、认知、服务等等。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的分析的基础仍然是现实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哲学根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即其理论分析严格以现实的社会生产为基础。虽然我们不能说哈特、奈格里脱离了社会现实，但是，在他们为“非物质劳动”赋予新的支配性地位时，却忘却了今天的数字化不仅仅是我们在智能手机上点开音乐的应用，来找一首自己感兴趣的歌曲，或者浏览不同人上传的视频那样简单的事情，而是工厂、港口、物流等各个物质环境的充分的联网和数字化，才让我们可以“虚拟”地感受到非物质层面上的便捷和享受。换言之，哈特、奈格里看到的非物质化的数字劳动，却仍然是以大量的现实物质的生产、交换、分配、运输为基础的，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在数字时代消亡了，而只是退居至人们的电脑屏幕和手机屏幕之外的地方，让我们误以为我们面对的一个数字化的非物质界面。换言之，数字时代的生产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劳动的根基，而且将数字劳动简单地视为非物质劳动，或者坚持一个抽象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化劳动的区分，都会让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变化的根本，因为数字资本主义绝不是将资本主义的外衣从物质生产变成了以信息、数字、图像为主要构成的非物质生产的换装秀，我们的确需要回到马克思早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重新来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的真相。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美]哈特、[意]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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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历史概念的劳动

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这段话经常被人们用来说明马克思早年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和憧憬。然而，很多人实际上并不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呢？这与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有什么关联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直接涉及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劳动的问题。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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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克思的这段话描述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的分工。在谈到这一段话之前，马克思提到了一个限定条件“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我们人类的不同活动便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如打猎、捕鱼、畜牧或从事批判等。如果我们做一个反推，是否意味着还存在着一个分工之前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人类的一切活动还没有成为“异已的”“不依赖于”的力量？而马克思在这里的德文词不是“劳动”(Arbeit)，而是“活动”(Tätigkeit)，也就是说，在分工之前，我们人类的各种“活动”并没有被固定化为具体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活动并不是劳动，它没有被固定，而是可以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类型，这正是早上可以打猎，下午可以捕鱼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社会分工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即我们的活动被固化为某种分工的劳动。马克思指出“社会活动(Tätigkeit）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①。怎样来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呢？譬如，当一个女孩用采摘来的花朵制作了一个花冠，并戴在自己头上，这个时候她没有参与分工，仅仅作为自为（für sich selbst）的自我存在，在这个时候，少女采花制作花冠的行为很难与她其他的日常行为区别开来，她的行为就是她的活动，制作的行为没有凸显为一个独特的行为与其他行为相对立。相反，一旦少女变成为一位花冠作坊的制作女工，她的制作行为不再是她自为行为的一部分，因为某一个特定性的行为从她其他的活动中被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种“异己性”的力量统治着她的其他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少女被纳入到分工体系之中，她的“活动”（Tätigkeit）被强行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统治着少女的物质力量，一种让少女任何惬意和浪漫的愿望落空的“劳动”(Arbeit)，而剩下的活动成为了休闲或娱乐，成为了“非生产”的部分。也就是说，社会分工不仅仅造就了猎人、农夫、牧民、渔民、批判家等各个行业，也同时在每个人身上进行了区分，将具体的人的活动区分成为劳动和其他非生产性的部分（或休闲的部分），被区分为劳动的部分在分工的社会关系下成为了一种统治着人本身的物质力量，也成为将灵活多变的活动固化为劳动的“异己”的力量。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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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就在几行字之后，马克思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状态：一旦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后，现有的分工状态，就会被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下特有的共同“活动”所取代。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那里，一旦消灭了分工，以及分工对应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那么那种异己性的支配着人们的物质性力量就会消失，人们不再是分工固化的劳动的产物，而是重新具有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普遍力量，即重新获得了“活动”的生命力，这也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含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马克思在这里说指出的“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并不是指消灭打猎、捕鱼、畜牧、批判等活动，而是说，这些活动仍然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但是与之前的分工的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不同的是，这些活动不再是一种固化的劳动，不再是人们活动的异己性的物质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这些活动再次与人的其他活动融合在一切，不再凌驾于人的其他活动之上，不再是奴役着人们的现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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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劳动并不是一个天然给定的概念，或者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只有通过一定阶段的分工，我们才能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将某些特定的具有生产意义的活动从人类的其他活动中分离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一个孩子拿着弓箭出于游戏的目的射死了一只兔子，这不是劳动，而是未被分工状态下的活动。因为孩子还尚未进入到分工的装置系统之中。相反，一旦人类社会进入到分工状态，仿佛有一种力量将人们一分为二，将人的时间区分成工作或劳动的时间和休息娱乐的时间，或者将一定的空间分离开来，将其作为独立的劳动空间，从而让劳动的时间和空间凌驾在其他时间和空间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出来的人的活动，便获得了新的概念—“劳动”(Arbeit)。劳动一经产生，它就是抽象的，因为它并非是天然地将打猎、捕鱼、畜牧和批判作为人类活动，而是在一定的分工的尺度下，在不平等分工的装置（dispositif）中，特定的人类活动被固化为“劳动”。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劳动的界定和区分并不是由天然的人类活动来决定的，而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来决定的，准确来说，劳动之所以成为劳动，不仅在于它能创造出价值，更在于它让人类从属于一个庞大的分工装置，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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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个不平等的分工装置最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以最直接和暴力的方式占据了劳动分工生产的产品，并彻底将从事劳动的人变成奴隶和农民，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发明了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和量，让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无论是打猎、捕鱼，还是畜牧、制作陶罐，甚至创作艺术，都可以放在统一的尺度下进行衡量，而这个尺度就是货币。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的物质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物质力量通过货币这种抽象化的普遍的量来进行度量，从而让所有的劳动都可以在一个普遍性的抽象量的架构下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而这个可以度量一切劳动及其产品的尺度，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神，人们在它面前膜拜，形成了拜物教，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还是资本拜物教，其本质都是将具体被分工的劳动放在一个尺度上衡量的后果。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莫伊舍·普殊同（MoishePostone）十分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非从劳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相反，它基于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试图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在中介社会关系时扮演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角色，同时，它也阐明了这一中介形式的后果。他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过程必然比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更为重要。相反，他对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特殊性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联系着这一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并为后者所塑造”①。由此可见，什么是劳动的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机制下形成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由于具体的生产和分工机制或装置，将人类的某些活动（主要与生产有关的活动）视为劳动，而另一些活动则不被视为劳动，即普殊同所说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其中正是通过一种抽象的度量关系才让生产劳动凌驾于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之上，成为统治性的物质力量，而生产劳动或资本主义劳动之所以能获得社会统治的力量，其根本仍然是历史的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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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阅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名言，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核心在于，消除各种劳动之间的分工，也就是说，将固化的劳动重新统一为共同的“活动”，打猎和捕鱼、畜牧与批判作为劳动消失了，但作为总体的人类活动没有消失，人们可以在打破固化的历史分工的结构中不断地重新恢复各种人类活动的活力，从而摆脱资本和社会统治的羁绊，也不会堕入到空洞的抽象批判的藩篱。也只有在那一刻，尽管人类仍然从事着打猎、捕鱼、从事着生产和批判，但这些活动本身不会构成人的异己性的力量，相反它们与人类活动本身合而为一，成为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条件。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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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数字劳动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武器。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实际上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装置的产物，准确来说，奈格里并不是在数字时代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而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工厂里，在自动化的流水线上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因此，非物质劳动虽然出现在《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21世纪的著作中，但这个概念属于20世纪，即自反性和自动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也同样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斗争密切相关。但是，数字时代的来临，以及随之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或许正在生产新的劳动装置，简言之，数字时代或许正在将某些人类活动不再视为劳动，也同样将某些之前视为休闲和娱乐的活动，变成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是具体的，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都是文化的和非物质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解数字劳动只有在新的数字劳动的装置中才能理解，数字劳动的装置重新从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析离出劳动的成分，原先不能在货币框架创造价值的活动或许能够在数据和算法环境下大放异彩，成为最重要的数字劳动。而我们需要理解的不再是简单的流水线的操作，而是被数据和算法结构统合起来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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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数据结构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脸书（Facebook）的用户的劳动是无酬的，他们是无薪工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①

的确，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我们关于劳动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制作短视频上传到YouTube和TikTok上是劳动，我们将自己的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和Instagram上，也是劳动，甚至我们点开Facebook和Twitter上的一篇推送，点赞（或者倒踩）和转发也成为了劳动。一些游戏玩家，在电子游戏中的驰骋疆场、劲力拼杀也成为了一种劳动。数字劳动似乎成为了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似乎我们拿起手机，打开电脑，就在从事一种数字劳动，似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娱乐和劳动的二分在数字时代便不存在了，我们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留下的数字痕迹都可以视为劳动。由此，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了今天数字劳动这种玩与劳动难分彼此的局面：“传统上，玩和劳动是两个分开的活动领域，前者发生在私人业余时间和公共空间，后者发生于工作期间的工厂和办公室里。玩’劳动意味着玩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区域模糊：劳动呈现为玩，而玩则成了一种价值生成形式。玩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例如，在谷歌’办公室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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