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参见 Slavoj Žižek, Hegel in a Wired Brai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20,p.15。不过齐泽克强调这个说法是斯洛特戴克在一个私人场合说的。

② Ibid.,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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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思考马克思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的辩证法的再颠倒。首先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涉及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对于市民社会，黑格尔的描述是“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环节]，虽然它的形成要晚于国家。因为作为差别[环节]，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为了能够存在，它必须要有国家把它作为独立的东西来面对。此外，市民社会这个受造物（Schöpfung）属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遭遇到它们的正当性。”①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并不是黑格尔眼中的绝对的存在形式，他将这种绝对存在形式赋予了国家，这样，市民社会属于不完善有限的世界，是有限的“受造物”，也正因为如此，市民社会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①不过，市民社会并不完全是虚无，它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尽管黑格尔认为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分离的。这种普遍性的根源并不在于市民社会本身，而是在于那个理念的国家之中，对于国家的普遍性，黑格尔的说法是：“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来说，个体是私人，他们把自身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是以普遍东西为中介，对他们而言普遍东西是作为手段出现的，所以，如果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的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这种联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情况下，理念的志趣——这是市民社会的这些成员本身所意识不到的——就在于把他们的单一性和自然性通过自然的必然性和需要的任意性提高到知识和意志的形式自由和形式普遍性这一过程，在于在他们的特殊性中培养主体性这一过程。”②黑格尔区别了国家中的个体和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因为国家中的个体仍然有私人目的，但他的目的却是以普遍性的理念为中介的，相反，市民社会只是透过国家的普遍性来获得对个体的理解，从而无法在市民社会中来把握个体生活的本质。这样，黑格尔将一种绝对理念的国家概念凌驾在市民社会之上，具体的市民社会中的算计是一种虚无的自利性的个体行为，在那种行为中没有普遍性可言，那种现实个体只能蜷缩在自己卑微的身体中，无法穿越阿门塞斯王国的大门。与之相反，黑格尔的国家是真正普遍性的体现：“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这个伦理的精神，作为启示出来的、自身明白的、实体的意志，这种意志思考自身并知道自身，而它所知道的，要在它所知的限度内来履行。”①显然，在黑格尔眼中，人类世界或者说市民社会的渊源不在于现实的此岸，而是在于理念的彼岸，不在于市民社会中卑污的个体，而是在于那绝对精神的国家之中。市民社会只是国家精神的有限的表现，而市民社会最终在自我意识或精神的崇拜中，走向了绝对国家的伦理精神。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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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②同上书，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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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的这种颠倒的辩证法，马克思说：“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用神秘化的国家来决定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一种颠倒的方法。人出生在市民社会之中，真正的现实中的人，首先是在历史上生活在市民社会下的人，他们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东西。然而，无论是黑格尔本人，还是承袭黑格尔衣钵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都试图在市民社会之外的自我意识或精神的天国来寻找理由，他们只能理解一个精神的普世国家，作为无限理念的产物，在自身的辩证运动生成了市民社会，根本无法理解市民社会才是一切，国家不过是对市民社会中个体交往和生活关系的神秘化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对19世纪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遗产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算：“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①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把被黑格尔主义颠倒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市民社会与精神世界的关系重新颠倒回来，让头足倒立的人重新以足站立在大地上，用历史的声音来唤醒现实的人类，而不是用绝对精神的神话来催眠个体，让他们沉溺在绝对的幻想之中。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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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继续沿着马克思设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途径，对新的数字拜物教进行批判的目的所在。尽管库兹韦尔大主教的彼岸世界披上了数字技术的外衣，但并不妨碍他的世界观是颠倒的事实，而盖茨和马斯克这样的资本家看透了一切，却十分欣喜地接受了库兹韦尔设定的数字拜物教的结果。当大主教号召人们走向数字化的后人类，摒弃我们庸俗而滞后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正是用这个生物性的身体矗立在大地上，而不是依靠着数字的字节在律动。这仍然是一种颠倒的唯灵论辩证法，人类的身体并不是数字世界的延伸，相反，数字世界的任何惊人成就都来自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的生产，没有我们眼前的手机，没有在工厂里制作的芯片，没有程序员一行一行敲打的字符，我们怎样才能理解数字世界的神话？这种倒果为因的结果是，现实世界的活动被神秘化了，例如，我们点击淘宝或京东上的一个购物链接，第二天货物会自动送到我家门口，我以为这一切是我的鼠标或手指点击的结果，事实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中的商品生产、物流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等现实建设的结果。之所以商品第二天出现在我家门口就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物质过程的结果，但数字拜物教却对之视而不见，将这一切视为数字神话的现实体现。颠倒了，一切都颠倒了，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让已经被颠倒的秩序重新颠倒回来，为了抵抗这种颠倒，为了破除数字拜物教的神话，我们必须发明一个新的概念：数字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描述的是现实中的数字生产过程，那个包含着通信基站、数字交换、服务器、物流系统以及带有传感器的现实生产体系的系统，支撑数字神话的不是什么数字科技的怪咖，也不是可以将数字世界点石成金的扎克伯格、贝佐斯、库克，而是现实中从事生产的人类。唯有看到这一点，站在数字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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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资本主义的神话构成与历史构成

一旦我们重新将颠倒的数字拜物教颠倒回来，下面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现实中的数字市民社会是如何形成数字生产方式，并将自身构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的确，数字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人为缔造的概念，它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关，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条件下来思考数字资本主义，简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只能在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下来思考它。所以，为了能更深入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我们需要通过马克思的原著来进一步把握数字市民社会或数字资本主义的神话构成和历史构成。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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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马克思收到了蒲鲁东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12月28日，马克思在写给俄国自由主义作家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蒲鲁东的这本书是一本很坏很坏的书。这个时期，马克思刚与恩格斯、赫斯等人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天才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而这个框架的确立，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作者之一的赫斯的决裂，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棱镜，马克思还看到了他曾经的战友，那个以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法国享有一定地位的蒲鲁东的缺陷所在。所以，马克思在花了几天时间阅读完《贫困的哲学》之后，迅速给安年科夫回信，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蒲鲁东的神话叙事之间的差别所在。而《致安年科夫的信》已经成为后世研究马克思早期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蓝本，其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自治主义以及他幼稚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为了马克思之后坚定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奥秘，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节点。

那么，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尽管这本书书名翻译为《贫困的哲学》，但从其法文原文来看，Philosophiede la misère 这个标题还有另一种理解，因为法文的 la misère 不仅代表着物质上的贫困，也指的是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人和悲惨之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蒲鲁东撰写这本书的原始动机，就是为法国的穷人撰写一本哲学书，以区别于那些专门写给贵族和教士们阅读的哲学书，这本书自然成为了“给穷人看的哲学书”。这本“穷人的哲学”自然少不了蒲鲁东从自己的角度对穷人的说教，在书的前言中，蒲鲁东就将自己的目的暴露无遗：“但是，理性的第一个判断以及一切正在寻求认可和依据的政治制度所必需的前提，就是必然要有一位上帝存在；这意思就是说，人们是依靠启示、预谋和智慧来治理社会的。这个排除了偶然因素的判断就是为社会科学奠定可能性的东西；而一切对社会事实进行历史的与实证的研究工作，既然目的都是在求得社会的改善和进步，当然就应该先和人民一道假定上帝的存在，然后再对这个判断作出自己的解释。”①可见，蒲鲁东所谓的“贫困的哲学”仍然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福音书，而他毫不讳言，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其终极的依据仍然是上帝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蒲鲁东宣称站在穷人一边，但他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魏特林一样，是披着理性和科学外衣的福音会教士，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他们面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的态度，必然也带有基督教神话的色彩。难怪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部分就十分明确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做出了定性：“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①换言之，《贫困的哲学》是一部福音书，也是一种神话话语，它试图将资本主义的奥秘用神话的方式解读出来，并试图在奥秘和启示之类的神话式隐喻的基础上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自治互助和无政府主义，最终这种社会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打着摧毁不平等制度，向神话国度回归的福音，这样，资本主义制度被视为一种逐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自我拯救的神话构成。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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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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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观念论也潜渡到政治经济学之中，既没有像大卫·李嘉图那样将人变成帽子，也没有能力像黑格尔一样，将帽子变成观念，这样，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只是生搬硬套了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最终将二者的拙劣的模仿品抛给法国人，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魁奈医生而已。在表面上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的同时，蒲鲁东却选择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②，将它们作为指导“穷人的哲学”思考的路径，而他不知道的是，恰恰是这些“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永恒性的赞歌。正如张一兵教授指出：“当蒲鲁东面对经济学研究时，他一方面满怀激愤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可另一方面却又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之反映的阶级范畴永恒化。实际上这也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非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使得蒲鲁东口口声声说要抛弃的东西，实质上却正被他更紧地拥在怀中。”①由此可见，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关键问题并不纯粹在于他试图用神话话语的方式来超越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所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恰恰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神话体系中锻造出来的，无论是所有权、民主、价值，蒲鲁东无法看到这些抽象概念背后掩盖的历史性事实，就在他用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快要揭露资本主义的奥秘的时候，他选择了神话式的方案，最终让自己远离了真正的历史过程。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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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的《致安年科夫的信》包含了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奥秘，因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神话构成的角度，而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变革。正如马克思在信的开头就直接写道：“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②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只能理解他的上帝的福音书和黑格尔哲学之中的抽象概念，而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个在历史中直接出现的“现代社会制度联结”。那么，现代社会制度联结意味着什么？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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