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①

《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的这段话，非常近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②二者所体现出来的新历史观是一致的，我们的观念和理性从来不是什么先验的和神圣的给予物，它们不过是在具体的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中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这些概念和理性，从来没有超越过现实中市民社会历史的过程，我们不是在思辨的玄学基础上，用词源学和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获得通向彼岸的真理，而是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思考这些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经济范畴如何在历史中构成的，正如马克思在信中强调说：“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①当政治经济学家谈论所有权、地租、利润和财富等经济学概念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在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阶段，看到了这些抽象经济范畴的存在，但如果哪个经济学将这些经济范畴视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客观理性的体现，并致力于从中牟取财富时，他便成为了一个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而蒲鲁东离这样的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并不遥远。但关键在于，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各种理性观念和范畴的路径，即这些范畴全部都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启的产物，也不是什么先验的普遍的给定物，而是一种在具体的社会制度联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范畴。这样，在这些所谓的抽象范畴背后的社会制度，和这些概念一样，都不是什么永恒和普遍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它受着历史规律的支配，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诞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所有权、使用价值、地租等等，也是在历史中构成的，它们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的消亡而逐步湮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构成，以区别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和蒲鲁东式的神话构成，一旦我们摆脱了人为制造出来的神秘和启示，我们就只能看到现实社会制度联结在历史中的构成，这也是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途径。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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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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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概念，其主要范畴是在这个历史关系中被构成的，那么对于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我们也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历史的趋势。同样，我们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必然需要破除库兹韦尔式的神话构成，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数字市民社会的历史构成。举个简单的例子，诸如支付宝、PayPal之类的电子支付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电子商务诞生初期，处在不同空间中的卖家和买家并不具有同时在场的直接关系，他们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就难以解决，这就需要一种第三方介入，来帮助双方可以在线上实现交易，也就是说，当买方将货币先寄放在第三方那里，等卖家发货之后，卖方再从第三方那里得到交易的货币。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纯粹是买卖双方的中介。但是，一旦这种在线交易从偶然发生的行为向普遍交易的模式过渡，这个第三方自然获得了特殊的权力，因为寄放在第三方的货款是一个巨额的数字，而买卖双方对第三方的信任成为了在线交易时代中必要的基础。换言之，第三方依赖于一种广泛的信任基础，而成为了一种绝对普遍的中介，建立了买卖双方的联系，但一旦它获得了这种权力，势必会凌驾在所有的买卖关系之上，成为一种抽离了买卖信任关系的存在物。这就是电子支付及其信用体系的历史根源，但这个根源在电子商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神秘化了，以至于在今天的电子商务交易中，我们理所当然地将第三方支付提供的担保等同于货币，认为其具有了与国家央行的货币类似的权力，尽管第三方支付从来没有发行任何货币。换言之，当大卫·李嘉图将人变成帽子的时候，今天的第三方支付系统已经再次将帽子变成了线上交易的信用和数据，信用和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不过是真实的历史过程被神话形式所掩盖之后的结果。我们今天能看到亚马逊、比特币、区块链技术的巨大成功，甚至有人扬言比特币正在取代国家银行体系，成为真正去中心化货币的代表。然而，2022年4一6月间的美联储加息一下子就将各种数字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打回原形，这些带着未来色彩的货币只是被神话构成神秘化的形式，让比特币之类的数字货币获得价值的恰恰是真实的历史构成，一旦支撑其神话的历史构成发生了变化，如美元系统的加息潮汐，那么这种神话的泡沫也必将破灭。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的遭遇，似乎在警告我们，你可以相信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神话构成，可以随着它的泡沫在云端飞溅，但是你也必须明白，任何神话都有一个历史的基础，数字货币之类的数字资本主义范畴，也无法摆脱历史的进程。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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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

一旦我们将数字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历史概念，并从具体的历史发生中来思考和概括其基本范畴，我们就可以从零星的数字神话的鬼火弥漫的森林中走出来，看到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态。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的分析，他们看到了真正决定着历史运动的方向，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彻底摒弃了之前经常使用的自我意识和感性直观的概念，也不再用异化和类本质作为思考资本主义的基础，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概念—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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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是1845年前后，马克思用来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实在性的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说：“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关系到具体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如何生活，如何生产，如何让他们的生命延续下去，而这种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在农耕社会，人们群聚而居，形成村落，结成乡里宗族，这些都与一定的农耕的生产方式有关，相对比的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不能用定居的方式来生活，需要在广袤的草原上不断迁徙。进入到现代工业文明，大机器工业劳动的兴起迫使那些丧失土地的游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变成现代工人，而由此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恰恰也是工业资本主义崛起之后的后果，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看到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让之前复杂的人际关系变成产业资本主义下十分简单的雇佣关系，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蒲鲁东主义在这里倒果为因了，他们直接将资本主义下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看成普遍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对立的现代体现，而这种矛盾无法在具体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下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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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②同上书，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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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奥秘并不仅仅在于现实的生产方式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整体社会实在性的塑造，而在于它也同时塑造了那些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形成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被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赋予了永恒的、普遍的观念。所以，马克思坚持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①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那些所谓的经济规律，也不过是“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在这个抽象过程中，类似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颠倒一样，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凌驾在具体的生产方式之上，从而将经济学神秘化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②但历史总是会无情地敲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迷梦，当他们沉浸在最复杂的公式表达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经济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比特币市值的蒸发，都无疑告诉我们，当世界历史的大船已经远离了海面的时候，经济学家在船身上刻下的那道“理性”的划痕，可能无法帮助他们找到已经失去的宝剑。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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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何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经济、数字货币、元宇宙、区块链、直播带货、自媒体已经成为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的常态，有不少数字经济学家正在为这种披着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外衣的新经济形态而欢呼。例如英国数字经济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他的《大数据时代》就看到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历史发展带来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迈尔-舍恩伯格为我们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我们收集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尝试新的事物并开启新的价值形式。但是，这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并将挑战我们的社会机构，甚至挑战我们的认同感。可以肯定的是，数据量将继续增长，处理这一切的能力也是如此。”①他反对那些仅仅将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革新，看成一种技术革命的人，因为这些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和交往会带来日益深刻的影响，也势必会带来马克思意义上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我们称之为数字生产方式。数字生产方式不仅仅代表着大数据、云计算、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智能增强、元宇宙等一系列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塑造了一种新的生产、生活、交往的方式，而这些新的生产、生活、交往的方式正在塑造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以及他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和资本主义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从数字生产方式下所抽象出来的概念、原理和体系，被一些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神秘化了，似乎这些概念体系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让人们臣服于其权威。数字市民社会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王国（如Facebook的王国、Twitter的王国、亚马逊的王国等等）关系再一次被神秘化的力量所颠倒，我们成功地看到盖茨、库克、贝佐斯、扎克伯格等人成为数字时代的神话，但另一方面则是更多人作为数据被强行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体系中，变成数字生产方式的从属物。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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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英]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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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来对数字生产方式下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数字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体的数据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在数字空间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在数字空间中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在数字空间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在数字空间中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数字空间生产的具体条件。之所以这样来定义数字生产方式，是因为我们需要理解数字空间中的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只有阐明了这个问题，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来解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奥秘。

数字生产可以是零散的，比如说发布微博、Twitter，甚至浏览朋友圈。当然，还有一类是专业的数字生产，如在TikTok和YouTube上创作视频，在文学网站上写小说。不过，所有这些数字生产离不开两个基本前提：

（1）首先，绝大多数数字生产依赖于平台系统，也就是说，无论发微博、Twitter，还是上传视频，实际上都是在一个具体的数字平台上进行的。平台如同一个被分割出来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外，当然也可以从事数字生产，但是，那种数字生产没有人观看，也就没有数据一流量，产生不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经济效益。所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所有的数字生产，如果要产生相关效益，就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数据平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同时表现为“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capitalism)，正如尼克·斯尔尼塞克强调的：“最终出现的新业务模式，是一种强大的企业新形势——平台。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现在，这种模式已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①在这个意义上，平台是一种不同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工厂和企业的资本主义存在形式，工厂面对的是工人，企业面对的是员工，而数字平台仍然保留了工厂和企业，并将其纳入其内部，但是平台面对的更为根本的关系是用户(user)，即那些在平台上注册的用户。所以，在数字资本主义或者平台资本主义之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变成了平台一用户之间的关系，与工厂一工人、企业一员工不同的是，平台一用户之间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如亚马逊的雇佣都需要应聘的人去注册一个用户，这种关系变成了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主义用不稳定的、临时的、分包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之前稳定的、长期的、雇佣的方式。用户没有得到平台的基本保障，他们变成了零工经济、外包经济下的流众(prec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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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数字生产方式究竟在生产什么？无论何种平台，它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目的，但在数字空间中，它们都需要面对一个重要的概念：数据一流量(data-flow)。无论是电子商务、租房、打车还是刷视频或自媒体，任何数字平台都需要生产大量的数据一流量来从中获得利润，这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所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一流量的生产，并没有让传统工业和农业消失，而是得到了更加茁壮的成长。不过，区别在于，这些传统产业和农业成功与数字平台对接，并获得了更大的销售渠道和知名度。例如，利用网络大V带货的方式，其实这些网络大V之前就是在自己的网页上发一发自己的想法，写点自己的感想，随着拥有了众多的粉丝数量，他们便拥有了平台赋予的带货能力，通过粉丝的关注度，将某种货物成功地销售出去。这种销售方式，代表着传统农业和工商业，只有与平台的数据一流量对接，才能在数字时代下找到生存空间。试想一下，那些在数字空间中具有数据一流量的商品，肯定比现实中依赖于城市景观创造购物欲望的商品，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也带动了厂家的扩大再生产。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中，数据一流量突然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个商品、一个餐馆、一个景点，乃至一部作品，是否能够具有良好的销量，是否能够继续再生产，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足够的数据一流量。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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