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于是，我们的自我意识遭遇了第三种他者，这种他者既不是可以化用的对象，也不是通过承认而他者化的另一个自我意识，而是一种在数字时代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他者。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数字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未曾出现的第三他者，而是当我们的自我意识与这个第三他者相遇时，我们是否能具有类似于对象物和另一个自我意识时的经验，简言之自我意识是否在存在论上可以面对第三他者？

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的运动和圆满必须通过对象物来实现，通过对作为他者的对象的否定和化用，从而让自我意识完成升华，逐渐摆脱定在和有限性。但是，在主奴辩证法中，主人的自我意识并不及物，他并不是直接通过与物的接触和化用来完成自我意识的圆满的，真正接触到物的是奴隶，奴隶对物进行了化用，通过承认主人的地位，从而将化用之后的物交给了主人，让主人得到了自我意识的圆满。同样，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奴隶对主人地位的承认，他自己的地位遭到他者化，从而降低为主人的“代理人”。因此，对于当代以对话伦理和协商政治为基础的承认理论的错误在于，他们的承认也是一种不及物的承认，由于没有物的否定和化用，主体不可能在相互协商和承认的基础上完成自我意识的圆满。那么只能说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只是一种主人们的承认理论，只是主人相互承认为主人的身份，但是奴隶对他们的承认，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被抹杀了。一旦在现实世界中，主人的西方世界与那些偷渡的无证工人、移民工人和第三世界的世界工厂断裂开来，主人的相互承认的世界也会随之崩塌。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约翰·切尼-利波尔德：《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问题》，张昌宏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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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于自我意识与第三他者的关系，不能沿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不及物的承认态度，我们只能重新回到自我意识与对象物的关系之中，才能找到思考第三他者的路径。无论是手机里的Siri，还是天猫精灵，他们都会称呼自己的使用者为“主人”，但这种呼唤，仿佛在复制《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我们听到了机器的“主人”的呼声，以及我们对它们下命令时的“好的！”，这是一种承认，但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承认，在数字时代，主奴辩证法只剩下了语言交流的躯壳，在那声具有迷惑色彩的“主人！”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智能算法的迷宫，眼前的Siri，还有天猫精灵，以及扫地机器人，不过是那个巨大幽灵的一个表现样式而已，通过这声“主人！”不是我们被奉为养尊处优的主人，而是我们变成了巨大算法操纵的傀儡。事实上，在数字世界里，操纵着手机和电脑屏幕的我们仍然是不及物的，我们点的外卖，并不是手机或电脑生产出来的，外卖的生产仍然属于某个具体的卖家，而那个卖家已经仆从于无所不在的算法平台，按照平台给他们提供的订单生产着，并获得与之对应的利润。当然，平台不是免费服务的，依照订货量的多少，平台也在其中抽取提成。关键在于，平台什么都不生产，平台也不及物，但是它把之前需要劳动的奴隶（具体的生产厂家）和供奉主人（消费者）共同纳入到一个巨大的算法控制的平台之中，主人和奴隶同时成为了第三他者的傀儡。

第二章 数字时代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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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放弃了从单纯的化用和承认关系来思考数字时代的第三他者，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那个看不见的幽灵的本质，以及它对我们自我意识形成的意义。珍妮·本内特（JaneBennett）提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那种面对物的做法是将物看成无生命的无机物，从而忽视了物本身的活力。2010年，她在《有活力的物：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ofThings）中提出，无机物和有机物一样，同样具有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共同抵抗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化用，即是说，物的存在，包括在数字世界中的所有的物，都是“有活力的物”，它并非消极等待着人们处置的客体，而是以某种方式构成自身的网络，本内特说：“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有能量的、活泼的、颤动的、振动的、飘忽不定的和发光的物，将会给人们带来更生态的和更有物质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模式。”①尽管本内特试图将生命力的概念赋予所有的物，包括构成我们数字世界的所有基站、传输器、传感器、服务器，甚至里面流动的电流，但是，这是一种“天真的实在论”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所有的物具有了活力，也意味着整个物的网络变成了一种玄学，一下子从启蒙之后的理性和自我意识的哲学，重新堕入前现代的神秘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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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ham: Th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12.

② Steve Hinchliffe, "Review of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by Jane Bennett",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3), 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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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第三他者的另一种思路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给出的，他称之为“共鸣”(Resonance)。为什么是共鸣？罗萨认为，在主体的自我意识对外在世界的化用和承认过程中，无论是物还是奴隶，都存在着逃离主人自我意识控制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将世界裂解成掌控(verfügen）的世界和“不受掌控”（Unverfügbarkeit）的世界，罗萨指出：“每一个使用平板或电脑在工作的人知道，平板或电脑老是会搞出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一些毫无逻辑、没有道理的事，它们跟我们作对，而我们几乎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作怪。”①当然，当主体认为这些平板或电脑“毫无逻辑、没有道理”时，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毫无逻辑，只是它们的逻辑在主体意识的掌控之外，无法被自我意识所把握，也即是说，“我们在这些时候会觉得机器的行动’纯然是非回应性的，即便它的界面明明被设计成跟我对话、在配合我们行为。电脑激起了共鸣，但它只是在按照算法运作而已。它虽然和我的所作所为有因果关联，但并没有在配合’我，我和它只是机械性的因果关系而已，这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都是偶然的、不稳定的。”②显然，罗萨已经意识到存在一个不受掌控的他者，这个第三他者控制的语言和逻辑，并不完全向主体展开，也就是说，主体的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实现同第三他者的幽灵的完全交流，第三他者的算法和数据，也并不会完全向主体的自我意识敞开，我们只需要在屏幕前接受它赋予我们的结果而已。但是，当罗萨将我们进入数字世界的范围分为可掌控的世界和不受掌控的世界，不求掌控第三他者，而只是求得与第三他者的共鸣，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弱化的态度，即主体的自我意识在面对第三他者时，并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而是将自己变成代理人，完成着幽灵般第三他者的算法控制的行为。

第二章 数字时代的自我意识

①[德]哈特穆特·罗萨：《不受掌控》，郑作彧、马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6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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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这个介于自我意识和非自我意识之间的第三他者呢？主体如何在数字时代的保留自己的自我意识，我们是否还能像《精神现象学》中的化用和承认一样，完成自我意识的升华和圆满？对于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在目前，不可能有很好的答案。本内特的“有活力的物”和罗萨的与“不受掌控的物”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将主体降低到与物平齐的界面上，从而丧失了自我意识的自主运动，让主体沦为算法的傀儡。

在面对幽灵般的第三他者时，我们或许可以借用生物学上的扰沌（Panarchy）理论，从而思考主体的自我意识与数据和算法构成的第三他者之间的关系。1860年，比利时生物学家保罗·埃米尔第一次提出了扰沌概念，不过真正让扰沌概念获得巨大影响力的是霍林（C.S. Holling)，他在2002年出版的《扰沌：理解人类与自然体系的转型》(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Systems ofHumans and Nature）中将扰沌作为未来人类和自然交往的基本范式，按照霍林的说法：“扰沌借鉴了希腊的潘神（Pan）的形象普遍的自然之神。这位‘有蹄、有角、有毛的神’代表了大自然无所不在的精神力量。除了创造性的作用之外，潘神还可以有一个破坏性的角色，这反映在惊慌（panic）这个词上，这来自它矛盾的个性的一个方面。扰沌的属性被描述为与四阶段适应性循环（four-phase adaptive cycle）的属性产生共鸣：作为宇宙自然的创造和动力，四种元素—土、水、空气和火—的控制者和安排者。因此，扰沌代表了在这种对变化理论的追求中出现的综合体的固有特征。有两个特点使这种泛结构的表述与传统的等级表述不同。首先是适应性循环的重要性，特别是α阶段作为多样性的引擎和每个层次内新实验的发生器。因此，扰沌的不同层次可以被刻画成一种嵌套的适应性循环。”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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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扰沌并不是一个有着明晰定义的概念，毋宁说，它是自我意识的主体面对不确定的第三他者的隐喻。当罗萨使用“不受掌控”的世界的概念时，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沦落，人类无法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找到自我圆满的道路。扰沌概念试图扭转这种趋向，毕竟我们需要主体通过参与数字界面的行为，在其中镌刻下自我意识的痕迹。在根本上，扰沌不是由外在于主体自我意识的物质构成的网络，它更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由诸多参与到数字网络中的主体行为构成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进行谷歌或百度搜索时，用微信朋友圈或刷看Facebook时，抑或我们看抖音和B站视频时，这些带有自我意识的数字痕迹，也留存在数字空间中，尽管我们不能像对物的化用一样，通过对物本身的本质的否定达成对物的占有，数字空间永远不可能被个体的自我意识所占有，但是，参与数字空间的行为会永远地以数据的方式留存在数字空间中，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自我意识的痕迹。而扰沌的形成，恰恰意味着每一个主体，每一个自我意识，在行为中不断改造着扰沌，扰沌没有本质，它不断在人们的自我意识参与中重新塑造自己。在这里，不是哪一个主体或者主人塑造了扰沌，而是人们共同的自我意识塑造了扰沌，扰沌更像是斯宾诺莎式的内在性实体，将所有的生命都囊括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之中，这里有主体的自我意识，也有物与物的关联，正如托马斯·兰克（ThomasLemke）指出：“扰沌概念，推进了一个能够整合社会、经济和生物圈的一般系统理论。与以自上而下的结构、僵化的控制形式以及社会和生态系统内部或之间的垂直权威为特征的等级组织不同，扰沌唤起了灵活的共治循环、不同层次之间的移动互联以及复杂系统的进化能力。”①或许，扰沌仍然是一个不太确定的概念，不过对当下的数字社会而言，为了保存主体自我意识的尊严，不至于让自我意识堕入不受掌控的不确定性之中，我们需要这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概念。扰沌概念，或许正是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概念，成为自我意识面对第三他者崛起的希望所在。

第二章 数字时代的自我意识

① C. S. Holling,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Systems of Humans and Na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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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Thomas Lemke, The Government of Things: Foucault and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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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①

—尤瓦尔·赫拉利

以色列思想家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谈到了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下产生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这并非一种先知式的预言，而是真真切切地在我们日常生活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百度、谷歌浏览过的网页，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上点的赞，在优酷、Bilibili等平台上浏览过的视频，在淘宝、京东等网站上购买的商品，甚至我们在王者荣耀、DOTA上玩过的游戏，那些曾经在数字世界里经历过的一切，并没有像逝水年华一般消散，而是被作为数据留存在数字网络中，成为算法分析的对象。于是，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支配下，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而是被Python之类的爬虫软件抓取数据、被后台的算法分析甚至介入的对象。在这样新技术革命的时代下，作为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的主体概念似乎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从启蒙以来建立起来的以主体为中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架构，正在经历着新的冲击，那个理性自律并能做出自我决定的主体，那个拥有着自由意志的主体，正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猛烈攻击下，变得摇摇欲坠。正如迈尔-舍恩伯格（Mayer-Schönberger）曾指出：“如果大数据分析完全准确，那么我们的未来会被精准地预测，因此在未来，我们不仅会失去选择的权利，而且会按照预测去行动。如果精准的预测成为现实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①简言之，我们在互联网络中留下的数字痕迹，通过智能算法的作用，在我们的外部形成了一个比我还了解我自己的“我”时，并且这个“我”进一步在网络中引导了我们如何浏览相近似的网页，点赞同类型的朋友圈和微博，观看我所感兴趣的视频，购买我所中意的商品，那么此时的问题便成了：传统意义上作为主体的我，在多大程度上还是理性地拥有自由意志的我。这是一个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对立的过程，在精神分析那里，我的躯体之内存在着大量流动和裂变的力比多，而主体意识的诞生，恰恰在我的内部将诸多流溢而分裂的力比多凝聚为一个自我（ego)。而在今天，我们的力比多已经被算法探测，流溢到外部，在我的内部，那个曾经起到凝聚力的自我已经俨然成为了一具空壳，力比多沿着网络的传播形成了数字痕迹，反过来制约着自我。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一种新的异化：数字异化。但是，现在看来，仅仅用数字异化来形容当代的主体状态是不够的，当力比多流溢到外部，并反过来制约着空洞的自我时，或许诞生了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与之前的主体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在的自我意识的主体不同的是，这可能是一种外一主体(exo-subject)。为了理解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梳理自启蒙以来的主体观念的发展历程，探索今天这种新的主体形态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①[以]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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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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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主体的幻象：从笛卡尔到康德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多迈尔（Dallmayr）在他的《主体性的黄昏》的开篇就写道：“在我看来，主体性的观念已然正在丧失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①当然，多迈尔所处的年代已经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但是多迈尔针对主体性问题的洞见在今天仍然鞭辟人里。今天在学院派哲学中仍然被哲学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主体、主体性等概念，实际上是启蒙以来的产物，尤其是笛卡尔、康德的先验哲学，将主体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用认识论问题取代了之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但是，作为现代性理念架构的主体观念，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是否仍然如同它在17一19世纪的观念论或经验论中那样坚如磐石？在多迈尔看来，对于启蒙以来的主体观念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美]弗莱德·R.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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