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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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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这些问题，政治家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的专业，不是的原因在于不在他们的管辖范畴。数十年以来，德国的政治一直固步自封，坚持维稳，避免发生大的社会改变。要想改变，就要寻找目标；要想阻拦，就要找出理由。最近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理由多于目标的独断统治里，我们丧失的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意味着，在未来建立一个目标，并且一步步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在德国，长期以来是策略思维：实现短期目标——怎样才有利于获得更多选票。策略取胜优先于战略目标使德国陷于困顿，裹足不前。
我们更愿意把责任全都推卸给现任的政治家，然而这并不单纯是政治家个人的责任问题。想成为顶尖政治家的人不会受设计理念的驱动。即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上任之初的水晶石般的棱角，随着时间的冲刷也会变成圆滑的卵石。官员们奔波在党内各级机构，对仕途望而生畏，这并不是导致国家止步不前的唯一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家还被大量的信息洪流淹没，他们挣扎于令人窒息的时间紧迫感，要学会冷静应对各种冲动、各种新闻、各种问题和各种呼声，这些使他们在躁动不安、树欲静风不止的大风大浪面前，失去了锐利棱角，变得麻木不仁。对重大问题做出决定，会与他们的仕途发生矛盾，也会减少他们再次赢得竞选的机会。如同城市里的光污染会遮掩星空的光芒，当前的政治现状使任一未来的前景都黯然褪色。从这个角度看，数字化显得不像是人类行为，而是外来权势的指令，而德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却没有关注它也没有反对它。当前，政界几乎没有人能自觉地负起使命，有勇气提出其他选择的建议，更不要说推动和贯彻。重大决策由欧盟决定，这是它们的职责，但是欧盟很少关注德国这些问题。如果勇敢的决定变成诉讼，那么最优秀的代理律师一定会与在帕洛阿尔托7和山景（Mountain View）付费更多的客户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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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未来，与我们面对当前紧迫的、向生态发展的经济转型问题一样，让我们同样感到束手无策。从环保运动初始到绿党成立；从“有机生物”和“生态”概念走出衰败的社区，到德国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再到确定发展方向，经历了整整三十年。虽然这个共识现在被普遍接受了，但是在对生态造成危害的德国工业化进程中，这个共识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数千年以来，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相信的——今天人们不相信他们所意识到的。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也知道气候变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我们不愿相信它。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我们的政治议程里，我们都不愿相信它。政治议程一直还在讨价还价，至少对欧洲而言地球温度的增长应该控制在2度还是3度才能保持适宜居住。是的，我们知道，迄今为止我们的生活模式就是数量的不断增长——首先是消费、金钱、乐趣和垃圾的不断增长——这种生活模式是不能无限制地延续下去。我们还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式，我们尤其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不是更多的东西。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我们意识到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它，更不意味着我们会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面对的数字化是对地球未来同样造成负担的不承担责任的数字化，那么从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时代所获得的成就很快就会消失，更不必说数字化将给生态带来的破坏。数字化未来的服务器所需要的巨大能量应该从哪里获得？我们全部的生活模式恐怕需要进行一次全盘清点，需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契约。那么，还有什么会比在经济动荡时代进行清盘更适宜呢？
我们试图将秩序带入数字化革命所造成的文明混乱。2016年公民倡议的《欧盟数字化基本法宪章》（简称《数字化宪章》）表达了对基本权利的严重担忧。[11]《数字化宪章》对基本权、防御权、给付请求权、平等权、参与权、基本权利的标准以及保护义务等给予了认真思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样有意义的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必须决出胜负。数字化赋予了国家监控手段，这些手段远远超出了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所描绘的情况。目前，德国公民基本权力所遭受的来自网络经济泛滥的威胁远比来自国家的威胁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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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数字化宪章》重申了公民基本权利，其中提到确定就业权，听起来就比较怪诞。如果在未来，根本就没有就业岗位提供给数百万的人们，那就业权就是一纸空谈。《数字化宪章》中还提道：“工作仍然是生计和实现自我的重要基础。”对于无以计数的人们来说，事实上远不止低工资行业群体从未实现自我。让现行的雇佣劳动社会以一种已知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恐怕不是一部宪章所能够承诺的。这一切都很清楚地表明，一部宪章的法律规定不能预先设定一个框架，让人们把瞬息万变的、充满动力的生活像打包装进小纸箱里那样放入设定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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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提问，科技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可逆转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大量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这不仅使数字企业成为顶级服务提供商，使情报机构的梦想变成社会的梦魇，还使政治瘫痪，使其无法应对挑战。政治的软弱无能以及一次方向性的改变就冲蚀了政治和社会的伦理。
英国17世纪的投机家和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因其冷静的数学头脑著称。他证明了管理统计论，只有数字才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配第认为，统治只有在可靠的数字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才有可行性，可以说这基本上是统计论的理性，政府根据统计数据做出决策。当今世界上的政治家们确定施政方向时也无异于此。在政治家的图纸上充满了统计数据、民意调查生成的图表。生活水平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体现，个人的市场价值也可以通过财富排行榜体现。
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政治创新的缺位。自从计算机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复杂的计算工作以来，对每个个体以及周边所有一切的量化，冲蚀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重要的不再是质量，而是数量。因为数量很容易估评，所以传统对每个个体以质量评价为依据的评估工作现在大多已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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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响最严重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经济学家，还有更糟糕的社会科学家失落了以往的指南针而迷失了方向。今天那些具有决定性的人，还有哪些能像20世纪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教育家、文化学者和大众传播学者那样推进政治进程呢？在经验主义研究的苛责下，所有大学学科几乎都陷于困境。如果有教育学者或者社会学者申请科研资助，他的项目需要被评估和量化。在这方面做些有意义的调查工作本无可非议；立论、推论和介入，这些转变成可量数据后还会留下些许痕迹。但是对学校或者其他机构的质量评估，今天也都几乎只基于经验主义的评估方法，似乎学校或机构的质量完全可以用定量分析清楚地统计出来。面对这种没有灵魂的考核，当代哲学家马丁·泽尔8曾呼吁：“世界可测量的一面不是全部的世界，它只是世界可以测量的一面。
那么，那一摞摞统计数据的命运如何呢？幸运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想起它们，办事员会从数百页的研究和评估材料里整理出有用的准确数据；国务秘书把它们压缩成两页纸；政治家在某次讲话时会用到它们其中的三个数字。对于这种努力和功效，不禁让人想起尼采的一句话：“在沼泽地里，绝望而冷落的青蛙歇斯底里地呱呱叫。”经验主义研究不具备高超的技术，它是供应产业链里的一种技艺。如果说数字化数据处理的昂首挺进是社会科学衰退的开始，也不算夸大其辞。因为，对数据越是力求科学上的精确，它们对社会就越是不重要；数据量越大，它们受关注的程度越小。
与之相比，孔多塞9的梦想就显得很浪漫。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曙光里，如醉如梦地谈论科学的大举进军；科学在未来会把一切政治都合理化为社会数学，政治应该成为科学，科学成为政治。然而，今天的情况正相反，政治和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背道而驰。二者不是获取共识，而是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10提出的“歧义”（laMésentente），即介乎于非哲学的政治和政治的哲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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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诠释这个世界，而是对这个世界经验主义化，在“歧义”旁边挖一个坑，那就是在给渐渐衰退的政治和社会科学浇筑水泥使其坚实凝固。政治若不是从富有想象力的科学文化宝藏中获取灵感，它就是盲目的；科学文化若是对政治毫无影响，它就是虚空的。对此，咨询部门、理事会和委员会并非视而不见。他们了解当今的政治现状，只是他们更满足于沾沾自喜而不是去塑造政治。
为了客观地评估这种发展趋势以及它的社会后果，我们只需要提出一个严肃的假设：假如没有了电脑，没有了数据处理程序，我们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授们究竟还能做什么？这个专业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如果有一个“经验主义—暂缓”键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很有可能，很多教授和学者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了。
在某些领域里，人们能够理性并成功地运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无可指摘的。要指责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经验论的要求使一些有具伟大传统的科学专业沦为提供数据的供应商。人们经常用“认识”代替“认知”，或者以为“认识”就是“认知”。一种认知能力总是跟个人的理解水平有关，认识则不然。所以，如果仅有知识，无论你积累了多少，都是不会形成正确行动的判断力、智慧和想象力的。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11认为，聪明才智是当人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所能做事情的能力。如果人们根据数字确定自己的方向，就会给自己的思维限定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在框架之内总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量化代替了思维，剩下的就是维护判断能力和判断喜悦，维护价值观、思想意识和行为态度。西方文化的全部道德财富，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都被结果主义和风险结果评估取代了。20世纪60年代，在蒂奥多·W.阿多诺12的批判社会学和阿尔丰斯·西尔伯曼13的经验社会学之间展开的学术之争早已有了定论，西尔伯曼一方获胜。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有争议的和平共处不再产生精神。但是，恰恰是这种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范畴，是传统选民在竞选活动中向政治家所诉求的，即“内在信念”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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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欧洲各国现行的），被认为是有利于策略思维、符合高度灵活原则、“放弃伦理”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有让技术官僚统治国家似乎才显得合乎逻辑。技术官僚的特点是，如果他们觉得不能准确地做出判断，他们会选择什么也不做。他们没有设定的内容或主题，而是被动地等待大众媒体推送的内容或主题：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窃听丑闻、难民危机，等等，其中没有哪个事件是他们有所预判的，也没有哪个事件是他们了解的。由于没有制定未来规划，也没有树立信念，政治应对事件主题的随机性极具赌博性质——今天的独裁统治赌未来剩余的时间，一切都在运动中，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乌托邦作为一支建设性力量已经消失了。我们在未来社会将怎样生活，几乎不再是由政治家们决定，而是由数字化革命的空想家决定：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微软和三星。面对这些数字化超级霸权，德国的政治家像是战略上的侏儒，他们早就把自己的权力拱手让出。数字公司对我们的数据有什么打算？我们的通讯交流方式需要有哪些改变，哪些最好应该保留？数字公司将史无前例、高度集中的权力和资本将用于何处？所有这些问题极其社会后果和连带性损害都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对此却没有哪怕一个字的发言权。与这些公司相比，联邦德国总理的权力之轻甚至不及鸿毛。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只有经验论和反应论的局限？众所周知，文化传统不能依靠没有价值的描述（即描述文化自身发生了什么）传承延续，而依靠对它的解读、解释和思考，依靠对它的赞美、尊重和谴责，依靠接受或拒绝它繁衍生息。令人诧异的是，数字化并没有被政治家们严肃、道德地评价或阐释。相反，在德国，自由民主党天真地肯定数字化，部分左派党派全部地否定，其他党派则是很少给予关注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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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少差异化的态度。毕竟数字革命占领了人们的大部分已知世界，包括情感世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不再适用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可以通过一个按键立刻获得，教育还有什么价值？如果久经考验的东西在各地都失效了，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忠诚的顾客得不到奖励，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惩罚，只因为新顾客才能获得优惠，我们又该怎么办？如果医生、中小学老师和高校教授失去了权威，如果在各个职业领域里所积累的生活经验一夜之间失去了它的价值，如果我们在今天和昨天之间挖一个坑，它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已知的鸿沟都深，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给予解释、归纳和评价。文化和文明不仅依靠事实而且也依靠其价值才得以生存和延续。道德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价值并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数字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里而失去它们的价值。对于每一种文化我们都要问一问，它是否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或者让人类变得更聪明、更友善、更文明。单纯的效率思维和资本利用逻辑不应该成为判断一种文化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单纯地把经济标尺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这是不道德的，它必然会导致社会走向非人道。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有两种流派：一是对非人道主义视而不见，二是对此产生恐慌。这两种流派的观点都反映在了图书出版物上：第一种流派主要体现在乐观主义的给人以勇气的文章，在作者眼里到处都是机遇。他们热情洋溢地谈论“无穷魅力”，尤其是赞赏那些使我们未来生活轻松愉快的机器和应用技术，还常常包括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他们阐述了摩尔定律和芯片容量的成倍数增长以及芯片的性能提高，他们对柯达和诺基亚错失时代列车的故事津津乐道。他们同样都喜欢引用历史上误判的故事，比如，德皇威廉二世认为未来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而是马车，或者美国数字企业家肯·奥尔森14在1977年的时候曾经说过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们在家里会需要个人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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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书籍倾向于使用简单的语言，善于用表格、图形、花边和可爱的图标。在他们看来，科技、社会和政治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生命的困扰不过是“问题—解决方案”的无限循环，正像科技人员所想象的那样。无论如何，生命交织的多维性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技术的兴奋和快乐之彼岸是多愁善感和非理性恐惧，恐惧情绪是专业恐慌制造者煽动起来的。他们呼吁大胆创新，呼吁企业家的精神和勇气——这里所说的勇气是指欢呼数字化，或者从数字化里获取最大资本：“全部生命就是一个市场，我们仅仅是消费者……”
第二种流派的要求显然比较高，他们分析数字化革命对每个个体、对整个社会未来的意义。这个画风的底色大多是阴沉的。他们支持白俄罗斯裔美国记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的观点，莫洛佐夫早在2011年之前就对数字化经济和互联网的阴暗面提出了警告。而在两年之后，这个阴暗面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来说还是一个“新大陆”。他们引用斯诺登所揭露的经济利益和秘密情报机构、数字企业和国家权力之间相互交织的有害关系网，警告人们，我们正面临巨大危险，这个危险已经发展到任何抵挡反对它的斗争都有可能遭遇失败。
以大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和阴沉的瑞典人尼克·波斯特鲁姆15为代表的这一流派，在美国早就赢得了对未来预测的话语解释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数字化如此恐惧，这可以从到处充满了对世界末日的预言窥视一斑。相反，硅谷却显得像是一个火星飞地。相比其他工业国家，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似乎当前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世界末日的预言。当德国的演讲台上还在倡议复制美国精神的时候，美国富有批判思想的公众舆论已经在思考如何制止向人工智能统治发展的进程。就连比尔·盖茨也作为说客再次加入了警告者的行列。他悲叹发展速度太快，建议将机器人控制作为制动器。[12]然而，如果全蒸汽动力的机器已经从弯道上飞了出去才去更换制动液，那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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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在网络的深处，在混乱的计算机俱乐部中，在所谓的未来研究所里，在互联网创业公司里，在少数大学里，更常常是在弥漫着酒精湿气和被技术陶醉的漫长黑夜里，描绘了未来的图景，准确地说是未来图景的碎片。一些或委婉或夸张的碎片，是对经济的高期望和对社会的巨大恐慌，是渺茫的希望和些许的安慰：一些零星片断，一些轮廓图和镶嵌拼图的碎片，但没有一幅完整的图画或一幅描绘数字化社会实际未来的愿景图。当然了，大城市将变得更绿一些，更加高效节能一些；医学将更加精确一些；老年人可以获得一个家政员和宠物合二为一的灵巧机器人；智能灯光将适应我们，把一切都显示在更美丽的光线下。但是，这些都不是社会上、政治和国民经济上应该预示的未来愿景宏图，甚至没有一个未来愿景的画框，画框中未来的我们可以用人类的色彩描绘，展示我们的希望。
政治家们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即在公众批判性舆论的压力下，才会做出反应。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未来宏图。必然会有一种社会形态和经济形式，可能把我们从单调乏味的、常常是有失尊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它甚至还有可能让我们摆脱长久以来我们默认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价值可以通过所获酬薪的货币价值来衡量。
我们必须学会适应，数字技术的可能性不能只从经济竞争的一个角度来看，还要把它看作是开启良好社会模式的机遇。现在，中产阶级的肥沃土壤中四处涌动着新的生活方式。数字原生代，他们共享汽车，作为城市农民他们在屋顶上种植蔬菜和花草。这是富人的民俗文化还是我们社会的未来？这个问题的抉择具有政治意义，毕竟，向善的转变不会自己发生。经济学的逻辑本身不会产生有人类尊严的生活。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是一项政治任务，如果政治不能承担这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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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我们所担心的情况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为了更好地了解阻碍人道主义乌托邦发展的本质，我们先了解下反乌托邦，人们在数字化革命之初对新生活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反应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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