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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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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像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是很有可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无论如何会比很多其他的故事更可信。其他故事把人类进步归因于新的技术，遗憾的是总是缺少关键性的一点——技术进步必须给我们星球上更多的人带来宝贵的利益，而不是让人们为了薪酬被迫劳动。
古希腊人早已梦想这样的生活了。古希腊的自由人不必劳动，正像古代等级社会里有地位的埃及人、波斯人、色雷斯人和斯基太人一样。但是妇女、外国劳工，尤其是奴隶必须劳作。聪明的亚里士多德曾经竭尽全力为奴隶制辩护，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终究还是依赖奴隶制的，但是他也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奴隶制的社会：“如果每个工具都可以在指令下完成预期的工作，就像代达洛斯的工艺品能自己移动一样，或者像赫菲斯托斯的三足神器自动完成神圣的工作。如果织布梭子可以自动穿梭，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徒弟了，奴隶主也就不需要奴隶了。”[20]
到了19世纪，亚里士多德所梦想的自动化一部分已经实现了。虽然代达洛斯的工艺品和赫菲斯托斯的三足神器还没有自驱动动力和智能水平，但是机器已经能完成很多工作了。这也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社会主义革命家保尔·拉法格于188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为《懒惰的权利》辩护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富裕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比在业余时间里悠闲地投身艺术和享受艺术而更美好的话，那么为什么工人在非人条件下日日夜夜工作，深受折磨从而造成身心伤害就应该成为工人阶级的道德呢？拉法格认为，未来社会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每周21小时足以。因为“我们的机器充满火热的激情，它们有钢铁般的、不知疲倦的四肢，一教就会，它们用神奇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自动完成它们的工作”。对拉法格而言，“机器是人类的救世主，是把人们从雇佣劳动中赎救出来的上帝，是将给人们带来悠闲和自由的上帝”。[21]
在卡尔·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但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梦想过，让机器把人们从简单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可以成为自由的牧人、猎人、渔夫和批评家。马克思一方面与异化劳动作斗争，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劳动”这一概念，他从来没有从这个矛盾中解放出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人是由劳动定义的。马克思逝世多年之后，1896年恩格斯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所有人类创造的文化都是劳动的结果”，对此观点他坚信不疑。这里所说的劳动不是指为别人而劳动，也不是指为了获得薪酬的异化劳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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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老年的时候，恩格斯内心仍在纠结，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使用“劳动” 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自主活动。与此同时，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早已把“劳动”这个概念抛弃了。奥斯卡·王尔德既不是工人运动的英雄，也没有成为21世纪著名的预言家。然而这个奇装异服的爱尔兰人在1891年写了一篇卓越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他的观点基本上和拉法格一致：人们只有从低薪的雇佣劳动中自我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他的个人主义。“任何纯机械性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任何令人厌恶的、迫使人们陷入尴尬处境的工作，都必须由机器来完成。”早在人工智能在天际露出第一丝希望之前，他就要求人们要展望未来：“现在机器正在取代人，在合适的条件下，机器将为人服务。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的未来。这就好比农民睡觉的时候，树木在生长。机器时代与此类似，当人类享受快乐或休闲的时候，机器在工作。这是人类的目标——创造美好的事物或阅读美丽的事物，或用羡慕和愉快的目光简单地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机器完成所有必要的、不愉快的工作。”[23]
机器工作，工人唱歌！王尔德认为，人类获得自由后必须对私有财产的贪婪说再见。早于埃里希·弗洛姆1数十年前，他曾写道，“重要的是存在。人类真正的完美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知道他是什么。”[24]如果人从内心世界到他的外部环境都是自由的，他所在的土地便不再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在王尔德看来，最终的结果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但与马克思又不完全相同，王尔德和拉法格认为，通过日益智能的机器劳动使由每个个体决定的自由社会成为可能，而不是通过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劳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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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认为，机器不应该成为国家的财产，而应是所有人的财产。他意识到，如果机器属于所有人，机器实际上可以解放全人类。王尔德是一位预言家，远远领先于许多其他左翼乌托邦主义者。就连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也大大低估了这位爱尔兰的乌托邦主义者。他完全不能想象，所有的低级劳动都会被机器取代。然而，没有什么能像洗衣机那样为西方世界的女性解放铺平了道路。从那时起多少家用电器进入了平民百姓家，多少艰苦的体力劳动、多少单调的工作在20世纪被机器取代了。在今日的德国，人们的工作时间只是王尔德时代的三分之一，每周工作平均37小时。他们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这个现状早已接近了拉法格的理想，王尔德所渴望的个人主义也正处于鼎盛时期。目前相当高比例的年轻人正在大学学习，20多岁近30岁才开始工作，平均63岁结束职业生涯，还有20多年可以享受没有强制性雇佣劳动的生活。如果王尔德和拉法格能够看到今天的时代，那么他们所设想的路线图中的前一段进程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至少在西方的富裕社会里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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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段路线，那里的情况很奇怪。“科技的朋友”“大突破的宣言”“数字未来的狂热”，等等，虽然用这些词语欢呼我们突飞猛进的时代一点也不夸张，但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理想却缺乏梦想。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技术—经济革命都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和重塑。而今天却有很多关于提高增长率和企业精神的忠告者在讲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缺乏灵感和创意的是天才的经济学家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力贫乏得令人惊讶。如果21世纪设计未来社会共同生活的图景，可以说，主要都是由好莱坞和科幻作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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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社会乌托邦则是一幅风俗画，在政治和经济里很少受到重视。那些硅谷的超级权势异乎寻常地保守，他们恰恰希望，尽管有各种科学突破和智能发明，但他们的商业模式仍然保持不变并且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美国航空工程师、企业家彼得·迪亚曼迪斯，像王尔德一样梦想让政治变得多余，曾许诺，单纯地通过技术就可以帮助七十亿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王尔德认为人类是艺术家，在自由发展、没有压力的地方与他人和平共处。迪亚曼迪斯则倾向达尔文主义：“人在基因上遗传了竞争的秉性——在体育运动、工作中竞争。富有刺激性的竞赛迫使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追逐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解决问题的方案。”[26]可惜的是，迪亚曼迪斯六年前宣布的“为七十亿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的计划还没有实现。看来人类的问题受制于跟技术问题完全不同的法则，比如，缺水、资源短缺、内战、剥削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只是技术聪明而非政治可行的，那么这些解决方案也不会令人信服。
保守的硅谷大投资家、在线第三方支付服务Pay-Pal联合创始人、脸书最大股东之一彼得·泰尔的所作所为更直接露骨，不加掩饰。2009年他投资了一个项目，在远离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国际公海水域准备打造一座“海上家园”——把“海上永久住宅”建成一个试验基地，类似于17世纪早期弗兰西斯·培根的乌托邦“新大西岛”，“海上家园”独立于美国法律，不受任何政府管辖，人类将在这里得到改善。泰尔说：“与政治领域不同，在技术领域里，个人的决定可能仍然是绝对的优先。世界的命运或许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他创造或者推广我们所需要的自由机器，以便让这个世界对资本主义更友好。”[27]
在科幻电影里，还没有哪一个无情的大投资商能够这样坦诚直率地表达这种看法。让人们远离所有民主控制、确保资本主义和废除民主的技术矩阵究竟在哪里？实际上泰尔也知道，他并不需要为此目的在太平洋上建一个海上社区，即使没有任何逃避现实的幻想，他也在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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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异梦想思维模式盛行的地方，恰恰需要有一个相反的乌托邦。然而，在西方世界的政治辩论中，民主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他们的历史预言仅仅是一个乌托邦，他们从自己的词汇中消除了乌托邦一词。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乌托邦也是幼稚愚蠢、不谙世事的代名词，如果它不是指技术，而是指社会的话（好像这两者相互间毫无关联似的）。西欧的海盗党们2带着自相矛盾、孩童般无所不能的幻想消失得比来时更快。就像美国狂野西部的追捕手、不法分子和牛仔一样，当强权势力真的开始在这里修筑铁路、瓜分土地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无影无踪了。自由精神不属于狂野西部，同样，今天互联网也很少属于狂野西部。2014年海盗党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网络中的权力不是几个想在那里推行民主的年轻人所能左右的，而是由数字大佬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掌控。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7年当时的基民党政治家普法吕格尔曾对我兴奋地侃侃而谈“没有远见的幻想”是适合21世纪的政策。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没有人得到过乌托邦的帮助。”《时代周刊》编辑科尔加·鲁德茨欧吹着同样的号角，他拒绝考虑任何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28]
没有乌托邦，除了一些奸商外，没有人会得到帮助的。然而，即使只考虑中期的未来，只偏离一点“维持现状”，风险也是巨大的。这种情况使人想起了意大利导演塞尔吉奥·莱昂的一句话，有人问他，美国西部片和意大利西部片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在约翰·福特的世界，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我这里，看向窗外，人人都知道是开枪的时候了。”这与我们民主的未来窗口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在西德联邦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或者维利·勃兰特时期描绘一幅未来德国愿景图的话，会受到民众的称赞和欢呼；但是如果今天有人设计一个更好的具体的德国愿景图，人人都知道，他马上就会遭到大众媒体的炮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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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所维护的乌托邦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无论是否承认这个现实，历史进程都在发生变化。如果告诉拉法格和王尔德时代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2018年在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和英国，工人和雇员比他们那个时代劳动时长要少得多，而且还可以通过雇佣劳动获得工资报酬，他们很有可能根本不相信这个“童话”，也不会相信这个“令人陶醉的乌托邦”。今天的经济学家与他们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他们仍然能镇静地假设在未来几十年，工作、就业和社会结构将与今天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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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挑战通常都是隐形的。实际上很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往往还包括心理、伦理、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人类历史的进步不由充满了数字和表格的繁冗经济论文决定，而是思想、人类形象和梦想决定的——无论技术的还是社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如王尔德所述：“没有标出乌托邦国的地图甚至不值得一瞥，因为它缺少一块引领人类一直前往的土地。”[29]
那么，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乌托邦呢？人们可以对数字化给出的许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许诺之一是让少数人拥有财富——巨大的财富。除了梦想自由机器和其他改善世界的工具外，拥有财富的人或许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他们常常把捐赠伪装成公益慈善事业（比尔·盖茨是他们中一个鲜有的例外），却又时常藏头露尾。
另一个许诺是为尽量多的人提供充实、自主的生活。如果硅谷许诺我们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对此认真对待，甚至比硅谷自己迄今为止的态度还要认真。无论是扎克伯格、贝索斯，还是布林和佩奇之流，究竟要扮演以自我为中心的企业大佬角色，还是扮演世界精神的非自愿传承者角色，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后的抉择。前者可能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后一角色——通过进一步推动自动化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真正自主生活的机会才有可能使他们成为世人的英雄，尽管他们自己很少意识到“自主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前，硅谷企业家还是把我们当作依赖于他们的附庸。他们内心贪婪，追求更多的金钱，受到资本的推动，这些手持资本的股东除了钱以外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采取强制手段以“赋予每一个幸福”的承诺无情地剥削用户和客户，将用户和客户信息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正如旧经济模式的动力，新经济之进步的驱动力就是只追求“更多”而不是满足。获得社会承认只表现在金钱上，尽管“更多”并不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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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看来，硅谷世界的改变者秉持着一种产生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来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直到17、18世纪在英国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坚定不移的、片面人类形象的世界观。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受到排斥的商人身份和利润动机现在成为一种文化范式。新富阶层的宣传者并没有检验衡量商人品德的意识，他们认为每个商人都是品德良好、有正义感、品行规矩的，仅仅因为他是商人。古老的公民美德变成现代商业美德，商人不必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因为商人就是好人，商人的利润动机本质上就是好的，它会自动为所有人带来繁荣。看来这不是思想意识而是普遍功利决定行为价值。
我们怎么才能区别有用的人和不太有用的人呢？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说客以及哲学家们，比如约翰·洛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标准：通过劳动。生活就是充斥着易货买卖的大市场。正如英国冒险家商会第一任秘书长约翰·惠勒1601年所说，一个人的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商人。在他看来，所有社会规范终究都是市场规范，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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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社会和绩效社会——当今对我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地成为唯一有意义的社会形式——是资产阶级初期英国的发明。在所有美德中，劳动社会的最高美德不再是世界睿智，而是劳动优异卓越。尼采在1882年抱怨道：“劳动越来越问心无愧，快乐倾向已被称为‘需要休息’，并开始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人们在乡下郊游时被别人撞见了，他会说是‘身体健康的需要’。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沉思的生活（即带着思想和朋友去散步）必然伴随着良心的自卑和内疚。”[30]
只有工作才是高尚的，这一观念今天依然如此强势，以至于它仍然是社会主导观念决定着社会：工作越多，赚到的钱越多。然而，“业绩”这个概念是一个极其模糊的词。一个损害客户利益的、拥有随机应变能力的人会成为亿万富翁，原因是这样的人比低薪的老年人护理员的贡献多，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体育、诗歌创作、幼儿教育或者社会福利工作很难与“业绩”相提并论。如果有什么突出成就的话，多数人对他们的评价是钦佩他们的“成功”，而不是公开称赞他们的“业绩”。
然而，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恰恰是业绩决定了一个人的自信心。如果工人、农民、或者修理工的子女在20世纪的下半叶，通过自身的努力、毅力和学习成为了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中小企业主、经理、或者协会主席，那么他就会把自己看作是有效运作的绩效社会的生动证明。这在老联邦德国集体崛起的时代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非规律。在那个时代，成功的事业应该只与内心的态度和道德有关。那时候的文化环境确实跟今天不同。如果说在今天的德国，平均每年就有4000亿欧元遗产被继承，那么“绩效社会”这个概念只能算是一个委婉的说辞。[31]
绩效社会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是对受其激励的每个人来说，它又是有用的。它创造了一种社会氛围和一种态度，它是唯一通过虚构的社会示范力量创造出来的。人们不应完全轻视绩效社会，但也不应高估它。设想一下，如果把高尚的原则置于真正的压力之下测试，我们的社会能承受多少业绩公正性？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1958年发明了“精英”（Meritocracy）这个概念，即“精英统治”。[32]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个人实际成绩作评估并据此获得回报。所有其他的标准包括出身背景、关系、庇护和幸运等，都不属于评价指标范围，当然这是不现实的。一个人的成绩不仅是个人的成绩，同样也是别人的成绩，比如父母，我们继承了父母的才能，受到父母教育的影响，以及老师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没有人是成绩的唯一塑造者。在此，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真正的绩效社会值得追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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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值得。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工资关系已经完全被打乱了，有些下降，有些上升。根据新规则达到顶峰的人，完全有理由说新规则是最好的。精英肯定新规则，也许他们会变得不可一世。最大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底层，任何跌落到底层的人都没有借口为自己辩解；他必须忍受现实或假装无所谓，或做个最糟糕的人。因此，不会有人抱怨世界对自己不公平。几乎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真相，但是真相暴露了出来，并挑衅数百万人的自尊心。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忍受这样一群不知悔改的人，因为有可能会导致骚乱和内战。在德国，绩效社会之所以还起作用是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绩效社会，为梦想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绩效社会的幻想家甚至有办法让大家即使都很努力工作，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回报。德国脱口秀表演家福尔克·皮斯佩尔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富裕，但不是所有的人。总得有人要为富人工作。关于“中产阶级”的诡辩也是富有幻想力的，每个大众党都想拉拢中产阶级。这句话的前提是似乎存在一个不工作的中产阶级，那么都有谁属于这个阶层呢？是家庭妇女、儿童？还是大众党不感兴趣的、经济状况良好的退休人员？另外，又有谁属于不受任何人青睐的、工作或者不工作的边缘阶层？是低收入人群、打工族、贫困的退休人员，还是社会弱势儿童和大股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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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产阶级”跟“工作”挂钩，在德国是件神圣的事。虽然德国有超过半数的人在工作，但他们不被计入中产阶层，比如，星期天在足球场上给少年足球队吹哨的退休人员；照顾叙利亚难民的义工；家庭主妇和家庭妇男；实习的大学生；以及大量必须同时兼职两三个工作的低薪行业的人。人们把“工作光荣”只留给“工作的中产阶级”，这对那些不被计入“工作的中产阶层”的人群公平吗？
老联邦德国的上升社会在2018年再次出现了，以至于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维3判断社会衰退被许多人视为左翼的夸张。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德国似乎很快就会有无数职业，比如传统制造业和秘书工作，将被计算机所取代，或许也会涉及机械制造和物流等行业。德国不是很自豪失业率非常低吗？然而，引领伟大巨变的先行者已到家门口。纽伦堡的地铁在一些路段已经是自动驾驶了，在汉堡有上百辆小巴士自动驾驶。邮政在山区里用无人机投递包裹，呼叫中心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而人工服务越来越少。在不久的将来，除了低工资行业外，很多“工作的中产阶级”的职业也将会受到冲击，在这方面德国人几乎还没有意识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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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处在数字革命初始阶段，现实变化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绩效社会时代似乎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建立在虚构的主导观念上的经济和社会形式日益激进化。
当前，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世界不能再继续向前发展了，这也是德尔福研究所“千年项目”调研的结论。德尔福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智囊团，德国有贝塔斯曼基金会、大众汽车公司、VDI科技研究促进中心、Fraunhof应用科学研究院系统与创新研究所，以及柏林自由大学等机构参与。根据289个专家意见评估，凡是中长期内可被技术取代的所有职业都将会消失。能保留下来的是那些需要“感情移入”的职业、关怀照顾他人、护理安慰他人的职业、教师和教练，还有那些给他人减轻焦虑和困境、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职业。对于“大多数人将来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德尔福研究的回答是“所有的人都会从事些什么，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从事有偿工作；每个人都会制造生产些什么，或是快乐或是噪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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