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数字社会乌托邦

自主构建生活

——好奇，动机，意义和幸福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生活在硅谷，而生活在挪威，其次是丹麦、冰岛和瑞士。对于一个创造未来的国家来说，美国忠于谷歌的座右铭——“做正确的事”，美国在《世界幸福报告》排行榜上仅名列第14位，表现不甚佳，且十年以来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发展。2017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甚至证明了美国的一个条件制约性的错误：如果只看经济数据，就会加剧社会分裂，信任缺失，加剧官僚腐败、社会不满和种族冲突。[50]

毋庸置疑，科学技术在文明化进程中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让科技和幸福在全世界并驾齐驱，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主张。新加坡，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51]在幸福排行榜上仅排名第26位，甚至排在阿根廷和墨西哥之后。激进地把技术和幸福等量齐观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片面夸大人类形象，片面解读历史。《世界幸福报告》认为，幸福在于社会福利、健康、自由、收入和善政等因素。当然了，科技可以为提高健康水平或者提高收入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仅就其自身而言，它既不能保证自由，也不能保证社会福利，更不能保证善政；甚至有可能阻碍所有一切——在滥用的情况下——甚至是关键性的障碍。《世界幸福报告》把失业率列为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按照旧的资本主义伦理学说，在劳动社会和绩效社会的规则下这种说法实属常情。同样地，“恶劣的劳动条件”也是影响幸福的因素。但是，这种痛苦至少可以在像德国这样生产力发达的国家，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甚至消除。谁知道德国在未来是否还像现在一样排名第16位呢？仅凭一个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幸福。根据联合国的幸福指数报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五番，今天的中国城市家庭每家都拥有洗衣机、电视、冰箱。然而在幸福排行榜上，中国仅位于第79位，没有比25年前更好。

当然人们可以讥笑幸福排行榜，幸福难道是可测量的吗？谁能说清自己有多少幸福？幸福感不是随着时间每天、每小时、每分钟在变化吗？所谓的幸福经济学是一门令人怀疑的科学，因为，它要精准测量不可精准测量的东西。谁要想测量幸福，他一定没有理解什么是幸福。

那么，什么能够带来幸福？关注、尊重、信义文化、自我肯定、自我效能、表达诉求的艺术、没有生存恐惧、良好的环境和朋友，等等，自古希腊以来这些就熟为人知。为了增加或保持人们的幸福感，像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并不需要进一步的物质增长。GDP增长的百分比不是幸福增加的百分比，GDP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幸福而必须增长。它之所以必须增长，一方面只是为了向我们的旧式福利国家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为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动力承诺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即便不能惠及每个人。同时它也带来更多的能源消耗，更多的资源掠夺，持续不断的气候变化和更多的浪费。

科技的每一个进步，带来舒适的同时，也压缩了我们的生活空间。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机器时代为先进的社会注入了活力，使社会更热闹、更鲜亮、更加繁忙、更丰富多彩。寂静和清闲不再有价值了，知足和满足也不再是美德。大自然不再是它原有的样子，它成为了一种资源，应该被有效地利用和开发。如何应对大自然，这意味着尽最大可能去改造它。生命被定时，发展比生存更重要，到处都潜伏着应该比现在更美好的未来的诱惑。现代主义显而易见是不满足现状的时代，到处都能找到比当前更好的东西。

然而，在20世纪初，这些远远尚未深入人心。我祖父母那一代人，即跨世纪后不久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寻求的不是风险，而是安全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从帝国转变为魏玛共和国，再转变到希特勒独裁统治，然后进入联邦共和国——人们寻求社会安定、生活稳定和小康繁荣。在60、70和80年代，人们的期望不断升高，开始追求更多的旅游、更高的消费、更高的社会地位。除了朋克、摇滚明星和方程式赛车手以外，还有谁希望一个破碎的生活？追求高消费的贪婪欲望每天都受到广告的刺激——数字化的新承诺、不断变化的生活、经济的全面颠覆以及无视现行经济规则的生活，这在今天仍然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更不用说人与机器、现实与虚拟的融合。

关于人机融合这点可能会有一些崇拜者，但只是少数。硅谷的投资家们所坚信的输或赢，未必适用于德国林堡和伍珀塔尔这样的城市。显然那里有更多的人认为，真实的体验才有价值，简单说来就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才有价值。区别真实的和虚拟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前者高于后者。正如《世界幸福报告》所示，他们对幸福的衡量标准不是科技进步，而是自古以来属于人性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乌托邦的目标都是尽量保持更多的人性，重新赢回丢失的人性，甚至在变化了的环境里扩大人道主义的影响范围。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尽管宣布了人权，但为了不再把人类视为实用工具，需要工人运动作为纠偏。今天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运动来抵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负面作用。又一次，是为了让劳动世界更加人性化；又一次，是为了捍卫有偿劳动之外的真实性和人性，从人类形象的技术局限性中获取活动空间。把人作为机器齿轮的一部分，或者把人作为可操控的密集数据混合体，在这两种人类形象的背后同样都是无视人类的生命。

因此，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在激进的效率思维时代重新挖掘效率以外的东西。因为，科技发展，正如硅谷所梦想和所宣扬的，不会让我们成为“超级人类”，而是让我们成为一种没有辅助工具则将一事无成的生物。我们的手工技能会消失，语言表达能力会降低，记忆力将减退，想象力局限于现成的图片，创造力只遵循技术模式；我们的好奇让位于舒适，总是急躁，不能忍受没有娱乐的状态。如果说这就是“超级人类”，又有谁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

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服务于生活，科技服务于生存。而当今，科技决定生活。哪一种文化可以保障我们的生存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乌托邦的任务。我们怎样才能永久维护基于良好愿望建立被人所珍视的“人类的”价值观，使人类这一物种最终不会消亡灭绝呢？

已经有人在谈论这方面的话题。无偿活动和有偿劳动之间的界线不应再固定不变，否则，二元社会就会受到被全民基本收入，以及被消费和娱乐供养着的“无用者”的威胁，这个社会还会受到另一较小群体的威胁，他们善于经营，赢利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代代传承；他们居住在“极乐园”里。与此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模型，它基本上使所有领取全民基本收入的人都能很容易随时重返半职或全职的职业生活，或者作为创业者开拓事业。在没有有偿工作的情况下生活两年，这在变化了的就业市场条件下不应该成为羞耻。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是未来也需要训练有素的专家，他们下午进入手术室之前，早晨不用去狩猎和牧羊。但是未来必须让猎人、牧人和评论家克服每个障碍，让他们可以自由转换身份——尤其是额外收入不能被全民基本收入抵消。

在有充分物质保障的基础上，未来需要“自我组织”“自我负责”和“自我授权”。但是，积极塑造人类的生命世界、制定打磨计划并做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也都是未来社会的必备技能。只有那些已经学会了生活，或者至少没有因为糟糕的教育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而忘记了生活的人，才能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才能想象一个全新的、自信的社会将会形成，人们可以利用数字手段为自己获取资讯和安排生活。而且，未来的人道主义社会的问题不可能仅仅由“下层”来决定。与每一次的社会变革一样，自我组织的人民需要国家政策的帮助，国家政策会着手研究人民的意识转变。

对此，开放的社交网络平台比起脸书、推特或者Instagram等社交网络会有更大的帮助。我们知道，虽然数据服务运营商创造了巨大的交换平台，但幕后并不代表自由，而是商业操作。平台本身的兴趣与使用者的不同，使用者不可能参与社交网络运营商对数据的处理。数字企业的商业模式不透明，他们的权力日益强大，人们认为他们完全出于自身利益暗中操纵社会。任何在脸书上交流的人，都会为推动权力大转移——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科技寡头领域——做出贡献。当一个人决定是否进入数字空间时，就开始了自我授权。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努力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其后果是幽灵般难以预测。如果没有立法者的积极帮助，阻止某些不道德的商业模式，那么在这方面普通用户显然无可奈何。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用“cultura animi”这一词描绘全新的“文化意识”，意为重新珍视我们生活中的事物和环境的价值，更加仔细地观察，投入更多的时间自主行事，而非点击某个按键，然后等待发出噼噼的声音或一个新画面的出现。谷歌副总裁塞巴斯蒂安·图鲁恩说：“我们人类不应该做重复的事情，为此花费时间太可惜了。”[52]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来他并不知道，人究竟是什么。人生中充满了重复的事情，这不应该是一种遗憾：吃、喝、睡觉、闲聊、拥抱、做饭、做爱，对大多数人来说，充实的生活包括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和受人喜爱的礼仪。

在这方面，充实的生活的特殊之处在于并非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一个明显的目标。人们既没有必要为了生存而做这些事情，也不须为了赚钱而做这些事情。玩扑克牌、踢足球、侍弄金鱼花草、养宠物，或者与朋友一起喝酒，这些活动既不是生存必需，也不会让人们发财致富（专业赌徒，驯犬者等除外）。与建立保险帝国或在世界各地销售危险农药不同，这些活动都不会被社会看作是业绩或成就。

对于人类来说，为了达到社会认可的、重要的目标而从事某项活动，这种活动并不一定有价值。很多活动的意图完全在于自身：做某事只是因为喜欢这样做。依曼努尔·康德早在二百多年前就指出，这样一种“无目的的相宜性”是艺术的精髓。奥斯卡·王尔德在描述未来的人类是艺术家时，他的观点跟康德基本一致。即使在21世纪，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也会对生活艺术做出重要贡献。幽默、酗酒、体育运动和多数性生活都没有实际目的，但往往有助于获得生活的幸福感。[53]

每个乌托邦主义者都必须考虑这些。内在的动机，即自主决定的兴趣，必须是每个乌托邦理念的核心，它在眼花缭乱的丰富多样性中展现出人性。与此相反，总做有用功只是那些低级动物的特征，如同蚂蚁每天忙忙碌碌只做有用的事情。可以说，正是生物的可有可无的丰富多样性才使人类成为人类。快乐幸福，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意味着让自己从“目的唯一论”中解脱出来。友谊不应该依靠成本—利润—预算的模式维护，同样也不应该用这种模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了，我们仍然可以向孩子们反复灌输，只有这样才能期待将来获得具体的、有物质价值的生活优势。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在这点限定条件，为了获得更高的荣耀和更多的金钱，要始终出类拔萃。他们犹豫不决时，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他们知道物品的价格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给人带来欢愉的交响乐或深刻的文字，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可销售的“满足”（通过使用这个词可以识别出一个人是否受过真正教育和心灵培育）。但是，为什么人们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取更大的荣耀和成功呢，甚至还要以不快乐的童年为代价！对这个问题，英国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¹⁶写道：“没有特别有启发性的答案，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给出一个最终解释。”[54]

文化的意义远远高于实用性。进步不是因其本身优越，而是它带来更多的人性方能凸显它的优越性。所以，硅谷的首席理论家极力把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作一种理念来推销：透明，无限制沟通，彻底消除人类意识的认知界线，这些也被视为人类进步而倍加赞赏。人类不是一直想要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吗？不是一直想要挣脱局限意识的桎梏吗？是的，也许有一些人是要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想要这

样。他们更喜欢在平和中呵护人类、珍惜生活，这对他们来说更珍贵。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关于“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上，须谨防意识形态上的形而上。这些问题不是由涉及人类本性的高谈阔论决定的，而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对人类真实需求的充分了解，以及通过讨论、争议和政治辩论做出的判断。

无论如何，呵护人类和珍惜生活属于人类的需求，这已经获得验证。同样，类似的人类需求似乎还有放弃、搁置、保存、清除和处理过去的东西等。年轻人也会喜欢他们曾祖父母的沙发椅，如同喜欢平板电脑一样。发展并不总是比现状更有价值，面对持续发展，与过去的历史割裂，并没有显著地增加社会价值。

西欧人在19世纪对上帝信仰越少，对进步就越崇拜，但进步并不是上帝。到了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¹⁷时期，19世纪的进步等同于公民宗教。“秩序与进步”——巴西国旗上的格言，即出自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动力是人追求更高目标的原动力，进步是追求的目标。满意成为过时的态度，现状成为不合时宜的状态，只有未来才有意义。就这样，从维多利亚时代直至21世纪的当代社会，对现状的不满成为了进步的动力。客户满意度不能维持太久，否则他不会打算购买新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从一个满足需求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催发需求的社会，幸福总在未来。

如果认为这种社会特色符合更高形式的逻辑或理性，可以说是荒唐至极的。各国人民的生活智慧，特别是东亚哲学，与这种不安于现状的社会特色是矛盾的。主张赞赏、珍藏和尽情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在古代智慧和基督教教义里同样也都有记载。然而，在充满各种智能设备测量一切的社会里——记录步数、楼梯、血压、心率、睡眠、卡路里、情绪、日常生活、例假、维生素和肝功能等数据——用与数据不同的方式记录日常看来并不容易。任何不断测量自己的人都容易把自己当作一个客体，而非只是单纯的存在。马丁·泽尔曾说过，可测量的一面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可以测量的一面。同样地，能自我测量的一面只是自我可测量的一面，并不是全面的自我。还有什么比为记忆保留数据更无聊，或许除了作为个人遗产留给子女的数百万计的自拍照，这只能证明妈妈或者爸爸总是只忙他们自己。

然而，通过所谓的“自我跟踪”监控自己的人越多，人们就越习以为常。我的形象不再是由我的人生经历和我的自我评价构成，我的形象没有“叙事”，只有拼凑。我们不再是身份认同的叙述者，而成为所有为我们提供优质服务的个人/企业的计数器和数据供应商，我们被分类打包出售。

想要健康生活的良好愿望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健康要取决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追求效率不是人的自然属性，大自然是没有效率的——它的本质就是浪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一维形象也曾深刻影响了达尔文，它单方面限制了我们对人的生物本性的看法。与达尔文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点，“这很奇怪。”他不无风趣地说，“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世界里，重新发现了英国社会的劳动分工、竞争、开发新市场、‘各种发明’和马尔萨斯所谓的‘生存挣扎’。”[55]尽管如此，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今天仍然随处可见大自然杰作的“策略”“优势”和“概算”，虽然它们并不存在。如果上述的说法合理，那么动物行为的目标主要是在于节能，尽管大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巨大的能源挥霍。

在这种背景下，优化人类的任务在不同的背景显现出来。为什么自我优化应该是个人、甚至是人类物种的目标？为什么人要彻底摆脱其动物性，抛光其表面，使自身的气味像一台机器那样中性？看来硅谷的一些极客们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尽管古希腊哲学家也曾建议，要自我教育，扩展自己的知识，磨砺自己的美德，但是要人克服人性，至多也只存在于普罗提诺的深奥教义中。普罗提诺认为，追求的目标不是机器，而是和宇宙融为一体。

要想战胜人类并创造超级人类的人一定缺乏对人类的博爱，或者道德观不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神话被赋予了自由，人类历史也早已被标记为进化的历史，最终将出现人机融合的科技新世。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是自主机器的独裁统治。基督徒在中世纪时就已经预言了地球上将出现一个上帝的千年王国。同样，纳粹主义分子也努力寻求“天意”，期盼天将降千年帝国于斯人也。令人欣慰的是，制造一个真正完美的超级人，硅谷还尚未考虑过。只有不完美的人，才能保证将来受到购物欲望的刺激，受每个操控的诱惑。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自主行事的、熟悉自身环境的人，意味着硅谷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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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除了地质灾害之外，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而非自然力量创造的。虚构的既定世界进程只不过是一种营销手段。硅谷人把未来的幻想冒充为未来，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不会受其影响，它的进步理念是将数字技术视为未来更美好的辅助工具，而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当然，自古以来，作为身体有缺陷的生物，人类一直努力借助智慧把自己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尽量构建比较轻松的生活。但是，无止境地追求便利和舒适不会实现人类目标。越来越多的舒适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幸福，至少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人作为一种活动的动物，不是石鱼，不是蜘蛛，也不是珊瑚，极致舒适的状态是一种停滞静止的状态。认为人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是除了按键和滑移之外无事可做，这是一种非常怪诞的论调。

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并不预设固定的世界进程，而是基于真实的需求。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更好地显示我们和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坐地日行万里”，这两句话表达了很多人今天的感觉，虽然人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尽管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相信我们必须充分有效利用时间。同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选择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总是匆匆忙忙，总是强迫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为此，我们屈服于时间的统治，为日常生活和工作设定时间段。时间上的内疚感总是跟我们形影相随，挥之不去。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洲文化把时间视为一种资源，并将时间与金钱等同齐观，“时间就是金钱”。谁能加快生产，谁就能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更快地把新产品推向市场并提高销售数量。随着劳动节奏加快，新的运输方式，如铁路、汽车和航空运输等，也在加快流动性。更便捷的运输和更高效的生产创造了歌德所言的“魔鬼加速时代”。过去通过电话咨询股市行情，今天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都实现实时通讯。时间越快，世界越小。

今天，人们不是生活在时间里，而是他们“有”时间，或者“没有”时间。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适用同一个规则：必须尽可能“利用”它们，因为这个时间是有限。今天所有的时间都在“目的唯一论”的控制之下。数字设备的发明者向人们承诺，人们会由此节省时间。但迄今为止，每次的技术进步都掠夺了人们更多的时间。正像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所指出的那样：需求随着可能性的增长而同时增长，以前回复6封平信的人，今天必须回复60封电子邮件。[56]

在经济方面很少有人质疑“时间就是金钱”的正确性，但金钱往往不足以延续人的寿命。另外，时间和金钱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金钱可以分享，时间不可以。它也不会比平常快速递减。如有疑惑，它会被当作“充实的、有意义的”时间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在计步数和楼梯数上花费的时间保留在记忆里。最重要的是金钱可以储蓄，时间不可以。“时间储蓄银行”只存在于米歇尔·恩德的儿童文学《毛毛》中。无论是快餐速食、闪电约会，还是快速午休、多重任务同时处理，都不能节省时间。这只是我们同时代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总是忙碌的生活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影响，现实似乎正在萎缩。早在1809年歌德就在其小说《亲和力》中，借助英雄爱德华之口道出：“这已经够糟糕了……现在人们学到的知识不再能够终生受用了。我们的祖先，他们年轻时获得的知识可以享用一辈子。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不想完全落伍，就得每五年重新学习一遍新知识。”[57]看来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永久适用的。那么人们该如何给自己确定方向呢？特别受其影响的是政治。难怪长期性从政治思维中消失了，战术取代了战略。如果进步没有给你时间思考，那么随着时间一起消失的是乌托邦理想。回归乌托邦——在一个时钟还放慢脚步的时代——它正替代对未来的思考。